4　总结和评论

受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演变通常被视作呈现出一种线性的累积式发展模式。一方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之后，经济学越来越被认为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硬科学”。而自然科学在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或“公认的观点”的影响之下，其发展被普遍视作一个知识不断积累和进步的过程。自然而然，经济学也被视作像自然科学那样遵循这种累积性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当中流行的“有效市场假说”，被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一些经济学家借用来分析经济学自身这个“思想市场”。思想市场被描述为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构想的现实市场那样，既是完全竞争的，又是富有效率的。因此，经济思想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不会带来任何“内容损失”。

然而，这种流行的累积性发展观点，如今因站不住脚而遭到了绝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家的驳斥。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被认为从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也不可能遵循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更何况自然科学也并未呈现出传统科学哲学所认为的累积性知识进步。相较于自然科学研究无生命力的物质的运行规律，经济学研究的却是更加复杂的有意识的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自然科学传统的直线发展的累积性观点，早已被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诸如库恩和拉卡托斯等新的科学哲学理论所驳斥和摒弃。就后一个方面而论，经济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思想市场”并不适用传统科学知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它既非竞争性，也非有效率。布劳格（Mark Blaug）等著名经济思想史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样利用科学知识经济学的论据来反驳思想市场有效论。他们利用有别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理论，采取有别于“竞争状态”的“竞争过程”概念，论证了经济学这个思想市场是无效率的，经济学发展必然蕴含着“内容损失”。

因此，现在大部分经济思想史家已经摒弃了传统的累积性发展观点，而是更倾向于支持替代性的竞争性发展观点。无论是基于后来发展的科学哲学，还是依据新兴的科学知识经济学，经济学的演变都被视作不同思想和学派并行发展、相互竞争、交替争胜，从而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发展过程和模式。尽管库恩的“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概念和理论在本质上与这种竞争性观点是一致的，但在这二者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概念和理论却更好地描述了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竞争性演化模式。一方面，“研究传统”概念更具松散性和包容性，能够容纳和概括纷繁复杂的思想学派以及同一学派当中不尽相同的理论；另一方面，这一概念也更具历史性和动态性，能够刻画和凸显相互竞争的思想和学派前后相继的历史传承和动态演进。经济学的发展于是可以看作不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并行存在、相互竞争和交替起伏的动态过程。

在经济学总体或一般学科层面，存在着两大由来已久并长期共存的经济学研究传统的竞争和演替。一种是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发展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基于静态的、机械的、原子论的和封闭的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以及个人主义和均衡导向的方法论信条的西方牛顿主义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另一种则是起源自更久远的文艺复兴时期延续到当代异端经济学，基于动态的、系统的、有机的和开放的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以及整体主义和非均衡导向的方法论信条的西方达尔文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得到具体而鲜明的体现。一种是秉持西方牛顿主义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坚持经济体系内在均衡稳定的静态机械的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遵循构造各种外部冲击来产生和模拟经济周期波动的方法论规则；另一种则是秉承西方达尔文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坚持经济体系内在非均衡不稳定的动态演化的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遵循探求体系内部运行动态来驱动经济周期波动的方法论规则。在这两大经济学和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当中，明斯基不仅吸收和继承了西方达尔文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和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而且发展和光大了这种悠久的非正统研究传统。2008年“大衰退”以来明斯基经济思想的“重新发现”和时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种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以及背后更广泛的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复兴和流行。

从历史上看，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交替兴衰正像经济思想的演变那样，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李黎力、贾根良，2017）。一方面，如“相对主义”或“外史”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学的历史演变深受经济学科外部因素和力量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历史状况和环境的变化，它们更多地影响着经济问题的选择和转换；另一方面，如“绝对主义”或“内史”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同样也受到经济学科内部因素和力量的影响，包括经济学与日俱增的专业化、经济学家知识水平和标准的变化以及经济学界学术风气、惯例和价值观的变化，它们更多地影响着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从这两方面审视，我们可以理解以上两大传统的交替式兴衰起伏。外生经济周期传统及其背后的牛顿主义正统传统，自古典经济学阶段开始，在经济思想史上绝大部分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之所以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阶段被内生经济周期传统及其背后的达尔文主义非正统传统所压制而沦为非主流，主要原因便在于学科外部力量。在这段时期，人们日益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在加剧，特别是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引发了对经济周期内在产生的大量研究（Medio, 2018）。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二战之后资本主义迎来“黄金时代”和接下来“大稳健”时期的到来，外生正统传统又卷土重来，成为主流传统，而过去的内生非正统传统则沦为非主流传统，面临着绝迹的危险。出现这种转变无疑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人们对市场经济稳定性的信念不断增加，经济周期逐渐从公共视野和经济学界淡出。公共部门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比重大幅上升，政府干预和政策越来越被认为是构成大规模宏观经济效应的主要来源，经济收缩和波动于是顺理成章被归咎于政策诱发的偶然事件或冲击，而不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动态（Zarnowitz, 1985）。当时爆发的冷战，也对新古典理论这种能够防御极权主义对西方威胁的正统理论类型产生了极大的需求（赖纳特、达斯特，2007）。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转变同样与学科内部因素息息相关。在20世纪50年代阿罗—德布鲁模型诞生之后，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不断上升。加上当时数学形式主义革命（现代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兴起）的爆发以及线性数学模型的便利和流行，共同推动了均衡—外生冲击传统的回归和发展。

从以上经济学研究传统演替的历史经验来看，明斯基经济思想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复兴因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历史上，每当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和背后的达尔文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便会得到复兴和关注，因为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及其背后的牛顿主义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往往无法解释危机的爆发，正如在十年前那场危机中发生的那样。面对那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以主流新新古典综合DSGE模型为代表的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既未能预见到这场危机的爆发，也无法解释这场危机的产生，更无法提供有效的应对之策（李黎力、沈梓鑫，2012）。因为如上所述，在这种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的本体论和世界观当中，危机就不应该发生，市场能够自动地实现均衡和稳定。正是在这种西方主流经济学遭遇失败的背景之下，过去被忽视被遗忘的“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的经济思想才“重见天日”，被经济学界内外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最佳地剖析了经济危机和周期内生性的当代经济学家，明斯基思想的流行因而代表的是过去濒临绝迹的达尔文主义非正统传统及其内生经济周期传统的振兴。相比于外生经济周期传统的最新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最新理论的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被广泛认为与过去的历史经验更为契合，并对此次危机更具解释力，以至于这场危机被普遍冠以“明斯基时刻”（李黎力，2013）。

然而，以明斯基为代表的这种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及其背后的达尔文主义传统的复兴，是否就意味着它们已经取代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及其背后的牛顿主义传统，而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主流传统呢？从危机降临十年后的今天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当今主流经济学界虽然意识到明斯基经济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真正接受和发展明斯基所代表的非正统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李黎力，2017d）。相反，他们基本上只是将明斯基的部分思想有选择性地吸收和纳入他们的理论，着力于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外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将明斯基所强调的金融的角色植入他们标准的DSGE模型框架，将金融分析以金融市场不完全（源自信息不对称或非竞争性市场的“摩擦”“扭曲”）的名义“嫁接”在传统的实物分析之上，从而构造一个金融非中性的特殊市场情形。当前宏观经济学依然奉自由市场理念为圭臬，相信经济体依靠市场调节能自我矫正，因而致力于探讨和“构造”产生经济周期波动的外部冲击的性质，而不是经济体系内在地滋生不稳定性和危机的力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以上所述的“绝对主义”史观所强调的学科内部因素在研究传统的交替起伏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前的牛顿主义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过于强大，依然主导着主流经济学界。宏观经济学界对DSGE模型的大规模“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了路径依赖和锁定，以至于依然遵循着正统的外生传统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在这种背景之下，未来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