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明斯基与两大经济周期研究传统

以上讨论了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概念在经济学学科总体或一般层面上的应用和表现。然而，正如库恩的“范式”概念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概念一样，“研究传统”也具体体现在经济学学科当中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当中。区分以上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学者，便曾讨论了这两大传统或两类教规在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中的对应表现（赖纳特、达斯特，2007）。本文认为，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同样在经济周期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种是西方正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或外生传统。这种传统非常古老，发端于前古典经济学时期，从重农主义魁奈的“经济表”、古典经济学时期流行的“萨伊定律”和边际主义杰文斯的“太阳黑子论”，一直发展到现代经济学时期斯拉茨基和弗里希的“刺激—传播论”、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冲击理论、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的货币扰动均衡经济周期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伯南克等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扩展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最近新新古典综合的纳入“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特维德，2012；夏佛林，2000；斯诺登、文，2011）。这种外生研究传统从外生上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经济体系内在是自我均衡和动态稳定的，因而将经济周期波动主要归咎于经济体系的外部各种冲击（货币或实际冲击、需求或供给冲击以及政策冲击等）。在这种传统产生早期，通常需要寻求像季节更替那样的外部周期性刺激或冲击来解释经济体系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有规律的波动倾向。但发展到现代经济学时期，该传统已经无须诉诸本身必须是周期性的外部冲击来解释这种规律性波动，而是可以依靠传播机制来阐释和刻画。经济周期被解读为源自经济体传播外生随机扰动或刺激（Impulse）的方式，传播机制将一系列高度不稳定的刺激或随机性冲击转化为相当有规则的、反复出现的扩张和收缩的交替运动。该传统内部的各色理论因而将研究着眼于冲击的具体类型和有关其效应的估计，以及冲击的放大和加速机制。

另一种则是西方非正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或内生传统。这种传统起源自古典经济学时期，从古典经济学的异见者（马尔萨斯、西斯蒙第、马克思、图克、穆勒等）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发展到“大萧条”前后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流行的各种“内在失衡论”（霍特里等的纯货币理论，哈耶克、米塞斯、罗宾斯和罗伯特森等的货币性投资过度理论，维克赛尔、熊彼特、庇古、斯皮索夫、卡塞尔等的非货币性投资过度理论，霍布森等的消费不足理论，米切尔的成本—价格失衡理论，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等）（哈伯勒，2011），经过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的投资理论”、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理论，一直延续到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的“停滞—金融化理论”等当代异端经济学派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特维德，2012；斯诺登、文，2011）。这种内生研究传统从内生上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经济体系本身便是非均衡和不稳定的，因而将经济周期的产生和持续主要或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正常运行。周期的驱动力内在于体系当中，而非来自外部的像“冲击”之类的外力。外生因素虽然有可能构成干扰影响经济的运行和变化，但却扮演的是次要的角色。经济周期本身构成经济体系压力和失衡的主要来源，而它们反过来又维持着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驱动周期的内生力量，具体涉及相互关联的货币与真实变量、价格和数量以及预期与实现的反复波动。该传统内部的各色理论在具体哪些因素在其中充当主角、哪些充当配角方面莫衷一是。

这两种经济周期研究传统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重大分歧（李黎力、张红梅，2013），具体还在其他方面有所差异（见表2的总结）。首先，如上所述，研究传统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共有的本体论信条，即对世界所设想的经济图景或所谓的“世界观”。其中，内生研究传统所设想的经济图景包含了不可缩减的不确定性，复杂而不断演化的金融体系以及内生的债务、货币和信贷等至关重要的经济要素。正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体系当中复杂而不断创新的金融体系所滋生的债务的累积、货币和信贷的随之膨胀，引致体系内部周期性的波动。反观外生研究传统，在它们的视野当中，不确定性要么不存在，要么能够转化为可以计算的确定性等价；金融在本质上是缺失的，货币在本质上仅被视为一层“面纱”，公司融资结构是“不相关的”，政府赤字支出对私人经济没有影响。在这种将经济过程视作由实体经济部门要素所驱动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经济周期的产生只能来自经济体系外部的各种冲击或者政策错误。

其次，本体论和世界观信条决定方法论规则，不同的经济想象意味着不同的分析方法。在正统外生研究传统所透视的本质上的确定性的世界中，社会制度、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无法纳入知识当中，倘若行为被描述为基于这种知识的目标导向性的，那么对理性行为便可以清晰地加以界定，任何其他行为在定义上便是非理性的，因而，理性的概念被框架给限制住了。相比之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异端内生传统则打破了这种狭隘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的正式要求，从而为社会和心理因素的纳入提供了可能。并且由于知识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也必将成为知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也自然成为所有行为的推动因素。心理将与理智和经验相结合，从而不断积累构成行为根据的知识。正是不确定性笼罩的金融化经济体系内部“理性”经济主体依据所谓的“干中学”和“启发法”的逐利行为，才引致经济体系的周期性波动。

最后，二者所坚持的格格不入的经济图景以及相应的大相径庭的方法论，使得双方的模型化表述方式相互冲突。正统的外生研究传统通常在一个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当中来解释经济周期的产生和持续。该传统最新的经济周期理论，往往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这个当前在主流经济学当中占支配地位的均衡框架来表述。该框架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理性最优化的均衡形式化，这意味着异端的内生传统是难以用该模型框架来完整表述的。事实上，由于在内生传统中充满的是货币、资产债务、资金流量、会计关系和不确定性要素，因而其表达方式在本质上必定是非理性最优化、非均衡的，它们大部分是通过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SFCMs）框架或基于行为人模型（ABMs）框架来表述。与均衡模型不同，这两个模型通常能更好地刻画经济体系当中的异质性行为个体行为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宏观层面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和波动。

像对待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一样，明斯基也对以上内生经济周期研究传统予以了继承和发展。一方面，作为一种内生经济周期理论，明斯基的代表性理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FIH）无疑受到异端内生传统的指导，并鲜明地表现和阐明了这种悠久的研究传统。该假说旨在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去探求其所固有的经济周期波动所产生的根源和机制，具体包含扩张阶段“向上的不稳定性”的内生形成和繁荣阶段“向下的不稳定性”的内生触发这两层含义。这种周期性波动产生的过程，主要围绕经济体系资本积累的外部融资过程当中可接受的和实际的现金支付承诺—现金收入（利润）比率所呈现的系统性上升的趋向，主要依托利润和投资之间，以及资产价格和债务之间的正反馈循环所产生的“偏差放大机制”（李黎力，2017c）。可见，该假说是一种具有强烈内生要素的非均衡理论。

另一方面，作为传承内生研究传统的最新经济周期理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同样是对该传统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相比于该传统内部的其他理论，该理论将复杂而不断演化的金融部门纳入经济周期分析的核心，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繁荣和衰退的交替。金融不稳定性本质上是内生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其根源并非在于外部冲击和传播，而是在于经济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内在地产生，即在经济周期性运行过程中正常地滋生。当经济运行向好时，过去投资所实现的利润会促使投资者继续扩大资产投资，通过增加债务融资追逐未来更多的利润。向好的经济形势同时也会诱导银行积极满足投资者的债务融资意愿，增加放贷以获得更多利息收入。债务的累积和杠杆率的上升需要未来产生更多的利润现金流才能偿付，这将加剧金融系统的压力，使整个经济体系应对内部或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当由于债务累积或利率上升等原因导致现金流不足以支付债务本金及利息时，为了偿付债务就不得不抛售资产，最终导致市场崩盘、“明斯基时刻”降临，经济因而从繁荣走向衰退（李黎力，2018b）。正因如此，明斯基通常被认为是在对内生研究传统金融解释方面“最为老道、最具分析性且最有说服力的当代经济学家”（Tobin,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