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促降与乞和议和

日军获取黄海制海权之后，对中国北方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给清廷决策者构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中国虽然一败朝鲜，再败黄海，北洋海军、淮军受到了重大损失，但是并没有伤及中国的根本。正像国内外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由于中国的战略目标不太明确，在战争的最初阶段被日本打懵了，一时反应不过来，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失。如果中国就此略作调整，振奋精神，刷新政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以中国腹地之辽阔，人口之众多，拖垮日本不是没有可能。不要说日本是脱离本土海外作战，即便从人力、物力等方面而言，日本也只能是速战速决，无法与中国打持久战。

日本确实希望速战速决，它的战略目标也非常明确，既要制服中国，更要获取具体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并不完全通过战争去获取，而必须通过谈判，通过政府间的转让、授予。所以，战争对日本人来说，是手中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目的。日本要想将中国拉上谈判桌，就必须在战场上给中国颜色看看，就必须给中国制造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日本在获取朝鲜的控制权、中国沿海制海权之后，并没有停止战争的步伐，反而加紧蚕食中国本土，威逼中国。日军大本营在平壤战役一结束就决定山县有朋统帅的第一军约三万人乘胜前进，集结主力于鸭绿江南岸义州，养精蓄锐，寻找机会向辽东半岛用兵，占领奉天，直指山海关。日军大本营还任命陆军大臣大山岩大将为司令官，筹组第二军，准备从旅顺一带登陆作战，取牛庄，陷沈阳，陆海夹攻山海关、北塘及大沽口，剑指北京，威逼中国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平壤战役失败后，中国军队残部仓皇北逃，战略防线一下子退至鸭绿江北。清政府为加强这一线的防御，任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所带各部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集结于九连城。清政府还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所部驰赴九连城，协助防御。清政府集结在九连城一带的总兵力也有三万人，与日军人数不相上下。

双方部署完成后，清军一如既往采取守势，不敢反攻为守，变被动为主动，士气低落，防御松懈。

而日军在海陆作战连续胜利激励下，士气高昂，继续采取进攻作战的办法，主动出击，寻机突破。1894年10月24日上午十一时许，日军一部从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天晚上，日军又利用夜色掩护在义州城下架设浮桥，对岸清军竟然毫无觉察。翌日晨六时许，日军通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清军奋起反抗，终因势单力孤，众寡悬殊，被迫放弃虎山，突围西走。

日军攻占虎山后，继续扩大战果。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先后占领九连城、安东县以及大孤山等地。短短三天时间，三万重兵把守的鸭绿江防线竟然在并没有发生重大战役的情形下全线瓦解。

在日军第一军向清军鸭绿江防线发起进攻的同一天，日军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大山岩的指挥下，分乘二十艘运输船，在日本联合舰队十六艘军舰护航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

花园口是辽东半岛东侧一个小海湾，位于庄河县西南。港口南向，面对黄海，南与长海县长山群岛隔海相望，背后三面为丘陵地带。西南距大连湾约一百公里，距金州约八十公里。此处海湾宽阔，细沙为底，浅而平坦，涨潮时水深约三米，便于登陆。

自古以来，花园口都是军事要地，然而清政府在这里却没有设防，日军在此登陆时间长达十四天，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日军自己都感到非常奇怪，不可思议。

登陆后的日军第二军从容休整，11月6日，日军第一师团兵分两路，攻占金州。7日，日军第一师团乘胜前进，分三路向大连湾发动进攻。中国守军信奉“宁失湾，断不失旅”的原则，不战而退，日军不费丝毫力气占领大连湾。

日军占领金州和大连湾后，目标直指旅顺口。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一南一北，共扼渤海门户，为海军根本，为军事要塞，清政府自然在这里部署有重兵把守，此时竟有七位统领在旅顺口驻防，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只是七个统领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而采取的战法依然是防守待敌，被动防御。所以，面对日军的强势进攻，中国守军稍战即溃。北洋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本应负起协调各军、激励将士、保卫旅顺的责任，但他闻知金州失守后，竟然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快艇仓皇逃亡烟台。稍后，卫汝成、赵怀业、黄仕林等统领也未战先逃。

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日军于11月17日倾巢出动，分三路大举进犯旅顺口。18日，日军一部在旅顺口东北角的土城子遇到中国守将徐邦道所部伏击。中午，日军搜索骑兵队与徐邦道所率拱卫军在土城子南相遇，徐邦道指挥有方，激战六小时，击毙日军五十多人，这是日军登陆作战后难得遇到的一次像样抵抗。只是这次抵抗使日军恼羞成怒，此后借口土城子所谓“凌尸事件”疯狂报复。21日，日军对旅顺口发动总攻。翌日，占领旅顺口并屠城四天，追逐和杀戮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据说全城幸免于难的中国居民仅有三十六人。

与南线作战同时，日军第一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后乘胜前进，连续攻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奉天成为日军必取的目标。清政府匆忙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节山海关，全权指挥关内外军事，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和老帅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

清军的目标是重新构筑辽阳东路的一道新防线，西起摩天岭，东迄赛马集，长约一百五十里，这一带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清军企图利用这道防线堵住日军进犯辽沈的通道。

为了打通辽阳东路这条通道，日军第一军第十旅团以凤凰城为基地，兵分两路。一路西进连山关，以夺取辽阳东路第一险要摩天岭；一路东趋赛马集，压制清军，以解除侧翼受到的威胁。

连山关守将为聂士成，聂士成接受先前在朝鲜作战的教训，改变株守待敌的被动战法，一方面重兵扼守连山关狭隘通路，一面下令于丛林中张旗帜，鸣鼓角，以疑兵惑敌，只要有机会就出奇兵，主动攻击日军，弄得日军不明底里，不得不放弃从连山关突破的计划。

在东路赛马集，中方主帅为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依克唐阿也不是固守阵地，被动防御，而是以攻势姿态主动出击，避重击寡，神出鬼没，进退灵活，迫使日军在僵持了两个月之后放弃由东路进犯辽沈的计划，由攻势改守势，龟缩于九连城、凤凰城等据点之中。

日军放弃从辽阳东路进犯辽沈的计划后，转而进攻海城。海城东接岫岩、凤凰城，西通牛庄、营口，北控辽阳、奉天，南达盖平、金州。海城既为辽阳的锁钥，亦当通往京师的道路要冲，战略地位极端重要。12月13日上午，日军第一军第三师团向海城发动进攻，清军守将弃城而逃，日军顺利占领该城。

海城失守，对清军来说极端不利，大局攸关，老帅宋庆闻讯立即派兵救援，试图收复。清军自1895年1月17日起至2月21日止，四次发动收复海城的进攻，但皆告失败，损失惨重。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短短十天时间，中国六万守军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与日军在辽东大举进犯同时，南线日军第二军在攻占旅顺口之后，也取得了渤海湾的控制权，与旅顺口隔海相望的威海卫成了日军的下一个重要目标。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北端，濒临黄海，西连烟台、蓬莱，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旅顺口势成犄角，共为渤海锁钥，拱卫着京津海上门户，素为重要军事基地。

威海卫原为滨海渔村，汉朝称石落，元朝称清泉夼，明朝洪武年间为防倭寇设卫，始称威海卫。光绪元年（1875）始建炮台，十四年，设水师提督署，驻水雷营，置制造所和水师学堂，并于海湾南北两岸和刘公岛、日岛、黄岛等地新筑炮台多处，成为海防要塞和新成军不久的北洋海军最重要的基地。威海卫拥有不冻良港，三面环山，口门向东，刘公岛扼其前，形成向东、向北两条航道和进出口，日岛、黄岛、牙石等岛罗列在刘公岛两侧，构成港域天然屏障，形势堪称险要。

黄海决战后，北洋海军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五艘战舰，而“镇远”在驶进威海北口时，不慎触礁，受伤严重，抢修后虽勉强支撑，但实在难以出海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仅有的四艘战舰如果真的出海作战，主动出击，可能正中日军下怀。北洋水师面对强大的日本海陆军队，进退两难，苦无良策。

1895年1月20日，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指挥两万五千大军，在日本联合舰队二十五艘军舰掩护下，绕开威海卫正面，三天内由荣成龙须岛登陆完毕。

登陆荣成后，日军在那里从容休整。30日拂晓，日军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威海侧后，猛攻南岸炮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几次打退日军冲锋，激战至傍晚，守军全部阵亡，炮台失陷。

日军占领南岸炮台后，随即从南、西两个方向逼近威海卫城。2月1日，北岸炮台守军纷纷逃散，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闻讯即派兵至北岸炮台，将火药库、大炮全部炸毁，以免资敌。

2月2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至此，除刘公岛和日岛外，整个威海全在日军手中，北洋舰队失去后防，海军衙门所在的刘公岛成为北洋海军的唯一依托，实际上也是孤立无援的孤岛。

日军围住刘公岛和北洋舰队后，并没有立即发动攻击，而是按照原定计划劝诱丁汝昌投降，被丁汝昌严词拒绝。丁汝昌坐困孤岛，决心以身殉国。2月5日凌晨三时许，日军派遣鱼雷艇从威海南口潜入港内，偷袭北洋旗舰“定远”。“定远”舰中弹后搁浅，无奈自毁。北洋水师督旗移至“镇远”，后又移至“靖远”。

6日晨，日军故伎重演，再次派遣鱼雷艇进港偷袭，“来远”及练习舰“威远”相继沉没。北洋舰队至此名存实亡，已经彻底丧失战斗力。稍后，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不过，守岛将士抱着必死的决心坚守抵抗，日军想尽各种办法没有得手。

2月9日上午八时许，日本联合舰队向刘公岛发起猛攻，丁汝昌登上“靖远”舰指挥，坚守至中午。最后“靖远”舰中弹搁浅，被丁汝昌下令炸沉。

“靖远”舰沉没，对坚守刘公岛的北洋将士是沉重打击，援军无望，军心浮动，洋员及岛上绅士考虑投降。丁汝昌承诺再坚守三天，如三天后援兵不至，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找生路。

2月11日，丁汝昌许诺的三天之期到了，援军依然无望，他只好在这天夜里吞鸦片自尽。刘步蟾、张文宣等也在此前后自尽身亡。

丁汝昌自杀后，美籍洋员浩威提议守岛将士借用丁汝昌的名义投降。2月14日下午，中日双方将领签署投降文书。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清廷倾三十年之力营建的北洋海军，虽然一度号称“亚洲第一”，至此全军覆没，成为历史陈迹。

清军在朝鲜以及中国海陆两线一连串的失败，彻底粉碎了政府、军队和人民的信心、信念，而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的激励下，长驱直入。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议和。

从中日双方实力看，中国虽然在一系列海陆战役中损失惨重，但战火既然已延至中国本土，如果清政府能依靠广大民众和纵深腹地坚持抗战，恐怕日本也难坚持太久，战争态势必然随着时间而变化。无奈清政府被日本一连串的胜利打晕了，更不可能看到民众的力量和持久作战的可能。

其实，战争爆发不久，清政府内部就有一股反战的力量莫名其妙地存在着、滋长着。李鸿章之所以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犹豫不定，之所以一直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和国际干涉，可能与其他对中国军队的真实能力缺少信心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中国如果一味与日本人死磕，一味抵抗，可能失败得更惨。

至于甲午战前主张开战的大臣，多为不知军队真实情况的文人学士，多为自命清高的清流，他们坚守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尊崇的在对外交涉中只能抵抗而不能妥协的铁定原则，担心任何妥协都会被斥为卖国主义，只有抵抗才是政治正确的唯一选择。

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但战争不是凭着感情和意气就能获得胜利。日本人的强势进攻根本不给中国人还手的机会，连续进攻连续胜利，而中国则是连续抵抗连续失败。中国人的信心就这样一点点地消耗殆尽。

平壤失陷和黄海海战大败后，清政府清醒了一些。一是慈禧太后下令停止大规模庆贺其六十大寿的各项准备工程，明确表示届时典礼只在宫中小规模举行；二是开始接受大臣们的建议，调整前敌指挥系统，起用赋闲十年的恭亲王奕，命其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以此削弱李鸿章的军事指挥权；三是刷新政治，严肃军纪，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以临阵先逃的罪名正法，方伯谦可能蒙受了不白之冤，至少是罪不至死，后来的口舌之争为此埋下伏笔，但在当时对于整肃军纪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四是重建军事指挥系统、重新部署新防线，庆亲王奕劻自请带兵赴九连城防守，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中国军队重振信心，坚定信念；五是当最高层发现这场战争可能打不下去时，适时注意调整，注意寻找退出的机会。

1894年9月20日起，慈禧太后连日与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等王公大臣、满汉重臣数度密商，寻求对策。9月27日，两宫决定委派一直主张抵抗不妥协的翁同龢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协商怎样请求俄国出面调停，结束这场战争。

俄国公使喀西尼在天津与李鸿章会面，中国方面的请求俄国人已经充分理解，只是俄国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基本上放弃了出面阻止日本继续对中国用兵的方案，在俄国人看来，日本人此时在军事上明显占了上风，让其停止进攻，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伤了日俄之间的感情。在李鸿章再三请求下，喀西尼表示，俄国人现在就出面干涉可能不太合适，待中日议和结束后，如果日本久居朝鲜赖着不走，那么俄国必然出面干预。

喀西尼没有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翁同龢在向清廷最高层禀告这一结果时，建议不妨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问问，看看英国人是否愿意出面周旋。

翁同龢的建议获得清廷最高层的首肯，10月6日，恭亲王奕出面与赫德晤谈，请求赫德劝说英国政府出面化解危机，斡旋和议。同一天，英国外交部以中国政府请求为由，征询各国对于调处中日战争的意见，各国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意见不一而足。英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主动向日本提出列强共保朝鲜独立、中国负责对日战争赔款等议和原则。13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代表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这些建议，表示如果中国答应这些要求，那么英国将联合各国出面调停。

对于英国人的建议，中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大致而言，慈禧太后以及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力主接受，李鸿章、李鸿藻、翁同龢等则以为不可。在以为不可的大臣中，翁同龢、李鸿藻等主张援兵速进，悬重赏以激励将士，坚持抵抗，奋斗到底；而李鸿章以为不可，是因为他对俄国人依然有所期待，希望俄国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出面救中国。

期待列强出面阻止日本继续向中国用兵，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梦幻。按日本政府的既定方略，日本无论如何不会在这个时候与中国谈判，日本要制服中国，让中国真正屈服，必须在战场上制造出足够的筹码，保证中国人开出令日本满意的条件。

英国人调停，日本人也不买账，是因为日本人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认为一定要用战争解决全部问题。日本人在拒绝列强集体调停的同时，实际上默许美国从中撮合，由美国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充当信使。只是缓不济急，中国在战场上毫无反抗能力，连遭败绩，中国政府不能不病重乱投医，乃至屈辱地主动派出议和使臣。

由中国大臣直接前往日本求和，那就等于向日本投降。作为天朝上国，尽管此时在战场上一再吃亏，不堪一击，但大清王朝的面子还是要的。既要向日本表达求和的请求，又不能有投降的意思，于是李鸿章借用古代中国的“客卿”策略，权且授予“忠实可信”的洋员德璀琳头品顶戴，让他携李鸿章私函，前往日本拜访伊藤博文。

日本政府并不是不愿与中国政府直接打交道，但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一位洋员代表中国与它进行谈判，因为他无论拥有怎样的授权，但在根本问题上，依然无法做主，而且洋员出面，总还有列强干涉的嫌疑，而这一点又正是日本最忌讳的。所以，德璀琳11月29日刚抵达神户，日本政府就以其非全权代表，且未经中国政府正当手续任命而加以拒绝。德璀琳贸然而来，怅然而返，一场外交闹剧戛然而止。

德璀琳求和不成，不过德璀琳之行尤其是日本政府处理此事时的说辞，也给中国政府很多暗示，那就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将和谈大门完全关死，并不是要在战场上将中国军队斩尽杀绝，完全占领中国。日本人的意思是，中国政府如果真有和谈的意愿，那就必须委派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负责任的全权大臣与日本交涉。稍后，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也通过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达给中国方面。

经美国政府特别是两位公使居间沟通，中日两国政府终于就善后谈判达成基本共识，两国可以开谈，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国存在着很大分歧。首先，中国政府希望谈判能够在上海进行，主要是担心全权代表赴日，可能会遭到日本的要挟。但日本政府在这一点上根本不愿让步，坚持中国代表必须赴日，最后双方同意谈判地点定在日本广岛。其次，关于谈判的底价，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在正式开议之前报给中国，而日本对此断然拒绝。日本既要将中国拉上谈判桌，也没有准备立即全面停止军事行动，而且还会在谈判之前或之初发动几次更大规模的进攻，一定要彻底打掉中国的气焰与傲慢。最后，参加谈判的人选，中国政府很快确定委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中国政府将两名代表的名字、官衔等相关信息通知了日方，并希望日本也能够告知究竟派谁参加谈判。日本傲慢地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请求，表示日本究竟派几名，派谁等，都有待中国代表入境日本后再通报。

中国败局已定，也没有什么好争的，更顾不上什么尊严与体面，小小的羞辱也只好加以容忍，委曲求全，只是希望日本能够让步，尽早停止军事行动。1895年1月26日，也就是农历春节这一天，张荫桓、邵友濂一行在朝廷不断敦促下，终于从上海启程东渡。临行前，他们联名上奏，请求清廷饬统兵大员实力防剿，不要因为议和而有所懈怠，更不能意存观望，被动挨打，而是应该在战场上争取主动，以战场上的胜利为议和提供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筹码。

张荫桓、邵友濂一行很快抵达日本广岛。1月31日，日本决定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全权办理大臣。也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中国军队没有响应张荫桓、邵友濂的请求，积极主动，赢得战场上的优势，反而是日本在这几天加强了战场上的攻势，攻占威海南北炮台，几乎将北洋海军团团围住。日本取得了战场上的绝对优势，也就掌握了谈判桌上的话语权。

2月1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广岛县厅接待会晤了张荫桓、邵友濂，双方互换敕书，因张荫桓、邵友濂两人所持敕书中有“转奏裁决”之语，日方代表以为授权不完全，拒绝与张、邵二人接着谈。

第二天，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与张荫桓、邵友濂再度会面，伊藤博文首先宣读一份说帖，指责中国没有讲和诚意，拒绝与中国全权大臣继续谈下去，命张荫桓、邵友濂早日离开日本返回中国，不要留在这里浪费时间。张荫桓等力争不果，旋即通过美使田贝转达总署。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当然知道张荫桓等人所获得的授权和自己一样，名义上是全权，其实都不很完全，重大问题当然都要向朝廷或天皇汇报，由朝廷或天皇最后拍板。日本方面之所以节外生枝，不愿与张荫桓、邵友濂谈判，主要是认为张荫桓、邵友濂的政治地位太低，并不是中国政府重臣，他们希望与恭亲王奕或李鸿章这样的重臣、权臣直接谈判。伊藤博文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张荫桓的随员伍廷芳，伍廷芳当然很快将这个意思报告了中国政府。

在双方交涉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政府即便发自内心愿意继续抵抗，也已经战无可战了，至少是没有可以利用的军事力量了。中国只有进一步让步。

2月11日，清廷下旨召张荫桓、邵友濂回国。第二天，决定委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谈判。朝廷要求李鸿章振刷精神，力图补救。李鸿章接手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派遣李鸿章赴日谈判，当然是清廷最高层深思熟虑的结果，估量朝廷众大员的能力和日本人的期待，大概李鸿章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清廷一再催促下，李鸿章于1895年2月19日交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天后自天津来到北京，就中日议和谈判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最高层进行协商，制订预案。

当此之时，日本的议和条件通过美国公使，正式非正式地逐步透露给中国方面。日本的要求大致说来有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朝鲜独立，二是割地，三是赔款，四是最惠国待遇。至于具体的价码，那就是李鸿章所要谈判的内容。日本在这四个问题上不愿让步，一再通过美国公使向中国施压，表示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派出割让土地之权的全权代表，那么就不必劳神费力地派人来日本谈判了。所以甲午战后割地赔款是日本政府的最低限度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中国大臣决定得了的。

天朝上国当然赢得起也输得起，既然在战场上打不过人家，那么按照当时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就只有赔款了事。至于割地，也非日本首开先河。当时国际关系中奉行的是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今天你赢了，你说了算；明天你输了，那你得听我的。所以，中日在甲午战后的谈判，对于中国来说，既然失败了，也就没有什么好谈，只是尽可能凭借谈判者的三寸不烂之舌或者面子，尽量少付出一些实际利益，少损失一些而已。

割地赔款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已有几十年的足够经验。自鸦片战争失败后，在过去几十年，这样大大小小的割地赔款的事情，清廷高官并没有少做。只是这一次委实不同，日本人实在是来者不善，实在是胃口太大。所以，不仅清廷最高层稍感紧张，即便是外交场上的谈判老手李鸿章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觉得这一次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了结。

2月22日，光绪帝召见李鸿章并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等重臣，商讨对日议和的预案。对于赔款，似乎各位重臣都心中有数，没有怎样讨论，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割地问题上。光绪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明朗，表示如果日本正面提出割地的要求，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李鸿章、翁同龢等人赞同光绪帝的意见，只是他们如此主张的考虑稍有不同。李鸿章表示，割地之事委实重大，他个人出使在外，决不敢擅自做主。如果日本执意割地，那么他只好打道回府。即便是赔款，李鸿章也认为朝廷目前的情形很困难，恐怕户部很难筹措这些款项。翁同龢表示，如果能够只赔款，不割地，那么即便困难，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而孙毓汶、徐用仪等表示，为了尽早摆脱日本的纠缠，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即便割地，也在所不惜。第二天，光绪帝与李鸿章等诸重臣继续讨论，不过他们并没有讨论出什么理想的结果。

李鸿章不愿意割地给日本，是因为他预见到这样做可能会严重损害列强在远东的均势，俄英法等国肯定不愿意看到日本在华势力急剧扩张，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出面干涉。根据这个判断，李鸿章一方面与各国驻华公使积极联络，另一方面要求驻外公使与所在国政府抓紧协商，看看列强是否有什么好办法。

联络的结果，使李鸿章大失所望，各国公使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大概只能满足日本的条件，割让土地，非此不能与日本达成合约。

李鸿章是个极端现实的政治家，既然非此不可，那就没有什么好难过的，没有什么舍不得的。2月25日，光绪帝第三次召见李鸿章，李鸿章面奏割地势所难免，恭亲王奕对此也略作附和。

割地议和既然已成定局，那么割让哪里就成为紧接着要讨论的事情。连日来，国人纷纷传言日本要求割让台湾，台湾岛内居民既惊且愤；而辽东半岛现在已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日本人似乎也要将这个地方划为自己的地盘，作为日本国土在东亚大陆的延伸。

辽东是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所以满洲贵族王公大臣在李鸿章已经获得割地议和的权力后，通过各种方式向李鸿章施压，表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言下之意，龙兴之地必须保全，至于边土如台湾，可以考虑让给日本，以换取和平。而汉族大臣如翁同龢以及台湾巡抚唐景崧等，大概看到了台湾居民既惊且愤的情绪，所以不太主张割让台湾。还有反对割让任何土地，力主整顿再战的，当然更多。不过，这些主张都不能成为主流，因为议和每耽搁一天，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会多待一天，旅顺口那样的惨案还会随时发生。更重要的是，可能正如庆亲王奕劻等枢臣告诉慈禧太后的那样，日本此次战争的目标之一就是割地，中国如果不能满足日本的这个要求，那么北京之危，也就在旦夕之间。这才是清廷最担心的。

3月2日，光绪帝第四次召见李鸿章，正式授予李鸿章在中日议和谈判时商讨割让土地等事宜权力，要求李鸿章权衡利害之轻重，情势之急缓，统筹全局，即与日本定议条约，以纾宵旰之忧，而慰中外之望。

清廷的授权并没有使李鸿章觉得轻松，闻命之后，李鸿章感到此事太过重大，他很快向清廷呈上了一个议和大致计划，约定各重要事项的政策底线。3月4日，光绪帝第五次召见李鸿章，而且这一次是单独召见，君臣二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最后密商。第二天，李鸿章就离开了北京，返回天津，准备从那里前往日本。

3月14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天津赴日本，同行者有美国顾问科士达、长子李经方及随员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徐寿朋、于式枚等。

中国既然派出正式代表前来谈判，按理说，日本应该在这个时候宣布停战，表示自己的和平诚意，因为日本毕竟在战场上占有主动和优势。但是实际情况相反，日本在李鸿章一行正式出发的第二天，向台湾发动了进攻。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日本马关。第二天下午二时半，李鸿章在参议李经方及参赞官罗丰禄两人陪同下，乘轮登岸赴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举行第一次会谈。

李鸿章此时年七十三，伊藤博文年五十五，陆奥宗光年五十二。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老相识，十年前他们就打过交道，所以见面伊始，一番寒暄，一番感慨。李鸿章盛赞对手年富力强，办事从容，颇有消闲自在之乐。

第一次会谈只是礼仪式的，双方在交换验证全权文凭后，李鸿章命罗丰禄宣读拟请停战英文节略，诵毕，将这份停战请求英文文本面交伊藤博文。伊藤略思片刻，答应此事明天给予答复。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李鸿章表示此次前来议和的诚意，强调“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亦不来此”。

对于李鸿章的表白，伊藤表示认同，他强调此次讲和不仅要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而且要立足长远，重修睦谊，订立两国永远友好相处的和约。

李鸿章同意伊藤的看法，以为在亚洲国家中，中日两国最为近邻，且系同文，岂可成为世仇？战争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两国友好才是永久的事情。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中国者未必于日本有好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两国政治领袖应该高瞻远瞩，竭尽全力维护亚洲大局，永结和好。

在第一次会谈中，李鸿章还主动提及中国的改革，感叹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岁月蹉跎，没有抓紧时间像日本一样进行政治改革，变更体制。

翌日（21日）上午，李鸿章一行正式登岸，移住日本政府专门为他准备的馆舍。下午二时半，双方按照约定在春帆楼举行第二次会谈。

会谈开始，伊藤博文就昨日李鸿章提出的停战请求做了答复，提出由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地方，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军管理，以及停战期间的军费由中国负担等苛刻条件。

中国方面要求停战，是为了防止日军进攻京畿；而日本方面如此咄咄逼人，意在迫使中国放弃就地停战议和的幻想，期望以军事上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李鸿章得悉日本的要求后当即表示：现在日军并没有占领这三处地方，何以在所拟停战条款中要求占领？

伊藤博文狡辩称：凡议停战，交战双方应该利益均沾。中国既然认

为停战对自己有利，那么日本也应该根据这样的原则，占领这三个地方作为抵押。

李鸿章说：这三处地方中国军队和中国衙门甚多，日军占领，那么中国军队和中国衙门怎么办呢？而且天津系通商口岸，日方占领后，那么通商口岸是否也归日本管辖呢？这一系列问题日方有什么方案吗？

伊藤说：中国军队和中国衙门当然应该在日军到达前撤离，至于撤往何处，那是中国政府自己的事情。天津通商口岸，当然由日本接管负责，至于占领时间的长短，主要看谈判的情况。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反复互相诘难，而伊藤始终不愿让步。李鸿章很不高兴地表示：中日两国系兄弟之邦，所开停战条款未免凌逼太甚。我身为直隶总督，你们所要的这三个地方都归我管辖，你们这种做法实在是不给我面子。如果你们不准备立即进攻直隶，那么就不必专门讨论停战问题了，可以专议和约。李经方也接着表示可限期议和，不停战，但要约定日军在议和期间不得向这三处发动进攻。

对于中方的要求，伊藤依然不同意。他建议李鸿章，既然停战条款谈不拢，那么中国方面可以将停战请求收回，双方直接谈判议和条件好了。

第二次会谈不了了之。

李鸿章当天将会谈情况通过电报告诉了清廷，光绪帝得知日本的停战要求后龙颜大怒，总理衙门由孙毓汶拟就电稿，指示李鸿章既然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停战条件，那就不妨直接进行议和谈判。

总理衙门的指示电报被日本方面破译，并扣留了十八个小时方才交给李鸿章，而就在这个时段里，日军向台湾省所属的澎湖列岛发动进攻，以为下一步割占台湾预作准备。

3月24日下午三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春帆楼举行第三次会谈。根据北京的指示，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表示停战之议暂时搁置，专门议和。李鸿章向伊藤索要议和条款，伊藤表示第二天上午可以交付。

伊藤乘机教训李鸿章，说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国际交往中有着不太遵守议定条约的不良记录，他希望此次中日谈判，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既然议定，就要执行。

李鸿章对伊藤的指责稍加解释，重申中国政府此次议和的诚意，并希望日本在这次议和中不要提出中国特别是他本人力不能及的要求。他还提醒伊藤，日本所示和款，若有牵涉他国权利者，还望慎重。李鸿章还明白解释，他的这个提醒主要是因为日军向台湾用兵，这可能损害了英国的利益。

当天的会谈并没有多少实质性进展，然而会谈结束后，李鸿章在返回寓所途中却遭到日人小山六之助即小山丰太郎枪击，伤及左颊，举世为之震惊。李经方在第二天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表示，这一事件或许会使中日议和向后拖延，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就结束。

掌握了中国方面的电报密码对日本人自然是好事，使他们随时可以知道中方的动向。不过，当他们截获李经方的这份电报后，对李经方的这个判断却弄不清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的担心有两个，一个是怕李鸿章得理不让人，由此中断谈判回国，赢得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同情；另一个是担心国际社会特别是列强乘机插手，这对于日本在谈判桌上要价肯定不利。

基于这种考虑，日本政府不得不安抚李鸿章，主动在3月26日也就是李鸿章受伤的第三天宣布实行停战，这可是李鸿章此前苦苦哀求而不得的。

日本人的示好确实打动了李鸿章，李鸿章在稍后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表示自己尽管受伤，但也不急于返国治疗，将尽量在这里继续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和约。

作为回报，日本政府在30日与李鸿章签订《中日停战协定》，宣布日本政府允诺停战三周，其实是要挟中国在这三周内完成议和谈判，而且这个协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排除在停战条款外。

4月1日，中日双方举行第四次会谈，李鸿章因伤缺席，委托参议李经方主持，日方出席的是陆奥宗光，因为伊藤博文在广岛。陆奥向李经方递交了日方缔和条约凡十款，主要有：中国认明朝鲜确为独立自主之国；割让奉天南部及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开放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等七处通商口岸，减低日本入中国各口子口税，日本人得在中国设厂从事各种制造等。

收到日方这个条约后，李鸿章认为割让土地太广，赔款太多，通商新章程与中国先前与列强所订条约不符，万不能从。他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表示，割地、赔款这两条如果不能有大的改动，那么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

对于李鸿章苦战到底的暗示，日本方面并不担心，因为日本政府清楚地知道中国最高层并没有苦战到底的信心，他们下达给李鸿章的死命令是不可畏难避谤，无论如何也要尽快与日本达成和约。所以，日本一方面在军事上向中国示威，一方面迅速展开外交活动，争取列强对日本的默许和支持。

4月5日，李鸿章在日方规定的期限内就和约内容做了答复。一、关于朝鲜问题。中国在几个月前就欲认朝鲜为完全无缺独立自主局外之国，中国对日本在这方面的要求不再持异议。二、关于割地。李鸿章表示奉天南部难割弃，至于台湾、澎湖列岛，李鸿章并没有言及。三、关于赔款。李鸿章认为三万万两的索赔过高，中国财力根本无法承担。四、关于通商权利。李鸿章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太高，颇碍中国国计民生，建议缓议。

李鸿章的答复当然不合乎日本方面的要求，伊藤博文在第二天复函李鸿章，表示李的答复只不过是缕述中国国内为难情形，并没有正面回答日方的要求。中国国内情形究竟如何，不是日本所关心的，也不是此次谈判的主题。伊藤要求李鸿章按照日本方面所提供的条约底稿逐条表示同意、反对，或如何修改，不要再浪费宝贵的时间。

日本的蛮横要求肯定无法满足，李鸿章在随后几天与朝廷密集协商，他的个人看法和心理底线是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军费以一万万两左右为止。假如日方依然不答应，那么就罢议而归。而清廷高层在这几天发给李鸿章的指示，大要也是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何忍轻言割弃。要求李鸿章在谈判中竭力申说，尽量争取，万不得已，让地以一处为断，赔费一万万为断。

根据清廷指示，李鸿章于4月9日向日方提出和议条款全部修正案，允割辽东之一部及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

第二天（10日）下午四时许，中日双方举行第五次会谈，也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举行的第四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伊藤面交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赔款两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并反复表示日本的让步已经到了最后极限，中国方面不要再在这些方面进行讨论，但有允或不允两句话而已。

尽管伊藤博文如此骄横，李鸿章还是在此后的谈判中据理力争，反复言说。今读两人谈判记录，我们不能不为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如此卖力地争国权而感动，只是弱国无外交，胜者通吃，既然败在人家手里，也就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了。

在当天谈判后，李鸿章急电总理衙门，表示自己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而日本方面不仅在当天以伊藤博文的名义向李鸿章送交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四日内答复，而且向中国随员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答复不能使日本满意，那么不待停战期满，将先开仗，软硬兼施，竭尽恐吓施压之能事。

日本的恐吓施压当然深刻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决策，清廷随后虽指示李鸿章继续力争，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也明确表示如果日本实在不愿让步，那也只好如此订约。

有了清廷的指示，中日双方谈判进程明显加快。4月15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中国政府同意了日本的条件。17日上午十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再会于马关春帆楼，双方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代表各自政府在《中日讲和条约》上签字。由于该条约的签订地点为日本马关，所以历史上又称这一条约为《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正约共十一款，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再是中国的藩属；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两万万两，分八次交清；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新的通商口岸，日本船只可以沿内河驶入这些口岸；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得免征一切杂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