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其实并不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他的集团一直对政府都恭恭敬敬的。但是他还是在朋友的影响下“藐视”了一下政府和掌权者。这次他险些被送进监狱。
在澳大利亚竞选运动开始后，《新闻报》对联邦政府的其他政策表示不满。它在评论反对党领袖的竞选演说时说，其主张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在评论孟席斯的施政纲领演讲时，既承认他的阅历和政绩，又对他拒绝考虑反对党的经济建议表示遗憾。
到了选举日的前一天，默多克和里韦特索性采取骑墙态度。《新闻报》的评论说，成千上万的人对现政府不满，但他们对唯一可能取而代之的人也同样感到恐惧。国内所有大报都支持现任政府，因为反对党取胜的希望渺茫。
而《新闻报》竭力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胜利者，如果选民按照《新闻报》的要求去做，那么澳大利亚将因为没有总理和内阁而成为无政府的国家。这充分表明，新崛起的默多克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手。
在所有的政治风浪里，只有老朋友里韦特始终坚持与他风雨同舟。但是政治观点的一致却不能保证他们在经营报业的观点上也一致。在如何经营报业的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在“斯图尔特案”爆发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默多克来说，1959年中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9频道不久将抢在其对手7频道前开办。对里韦特来说，这一年他更是声名鹊起，因为他将卷入一场备受关注的官司，最终把默多克也牵扯了进去。
事情是这样的，鲁伯特·斯图尔特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土著居民。他受雇于一个马戏团，被指控在1958年年底在距阿德莱德800千米的塞杜纳强奸并杀害了一个9岁的白人小姑娘，现在正等待绞刑。
《新闻报》和《广告商报》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一案件。这是一件公开审理的凶案，报纸对它进行报道也无可厚非，本来案件很快就应该湮没在新鲜的新闻事件中。可是里韦特的介入却改变了事情之后的发展情况。
1959年7月24日，里韦特认识了一个名叫托马斯·狄克逊的牧师，狄克逊是斯图尔特案的中心人物，他曾在阿龙塔人中当过传教士，懂得他们的语言。他是第一个去阿德莱德监狱，用阿龙塔语同斯图尔特交谈的人。
狄克逊说，斯图尔特被定罪的证据，来自于警方的一份关于斯图尔特的口述笔记，但狄克逊说，斯图尔特连英文都说不好，他认为那份供词不是斯图尔特提供的。
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在得到这一最新证据后，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虽然没有推翻原判，但很重视辩护律师的意见，结果，一份新的上诉经高等法院呈交给伦敦枢密院。之后，狄克逊接到线报，说斯图尔特曾经待过的杂耍团在昆士兰北部，他决定起程前往，并找到杂耍团的老板，他们的宣誓声明几乎可以证明斯图尔特当时不在犯罪现场。
从这个时候开始，新闻报道的角度就开始转变，从“一个杀人犯”的故事转变到了“一个来自阿德莱德的牧师的故事”，好像狄克逊才是这次案件的主角。里韦特开始操作这个极有新闻价值的题材，决定全程报道狄克逊旅行的情况：所有新证据在报告给枢密院后，首先给《新闻报》独家发表，里韦特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这个案子。
在狄克逊找到杂耍团老板后，《新闻报》的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么一个新闻：在“牧师说：斯图尔特有充足理由抗辩”的大字标题下，发表了杂耍老板夫妻的宣誓声明，证明斯图尔特没有作案时间，并要求延缓执行死刑。
这篇报道引发当地司法界和政界的强烈震动，当天下午，州总理普莱福德表示，州议会和最高行政会议将研究新证据。
对《新闻报》来说，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漂亮仗。看上去普莱福德好像还可能被迫承认，在他这个本来是无可挑剔的州里，也可能发生审判不公案件，这也是对一贯独断的州总理普莱福德的沉重打击，而这一打击是许多人，当然包括默多克和里韦特所希望看到的。
当晚，普莱福德宣布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人员组成。有关其职权的条款没有说明要复审那份所谓的供词，而委员会的3名成员中有2名是正在处理“斯图尔特案”的法官。
第二天，在《新闻报》头版的评论中要求扩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评论旁的一幅漫画暗示普莱福德选错了人。阿德莱德的读者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这样咄咄逼人的笔锋了，舆论界立刻兴奋起来。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这起案件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六七个警官因供词是否真实一事接受审查，州总理的判断也遭到人们舆论的攻击。
从警方到政界人士，个个灰头土脸。而在舆论界，伦敦《新闻记事报》称里韦特是“南澳大利亚的左拉”。因为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他发表了斯特里罗给州首席检察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供词是伪造的。
他本人还亲自赴昆士兰州，获取了两份支持斯图尔特不在现场这一抗辩的宣誓声明。在强大的新闻舆论压力下，普莱福德再次做出让步，决定委员会将调查供词的背景。
此后，当时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杰克·尚德专程从悉尼赶来担任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听证会开始不久，委员会便直接告诉尚德：动摇人们对判决的信心是他的任务，但他们没有重审此案的义务。
委员会的这种态度激怒了尚德，使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听证会进行到第四天，委员会主席、南澳大利亚最高法官梅利斯·皮内尔打断了尚德对一个退休警官证人的访问。
尚德第二天上午在听证会上愤怒地指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他从未在访问证人时被人打断过，因此他宣布退出听证会。对南澳大利亚人来说，德高望重的尚德退出听证会标志着州法律制度威信的彻底败落。
这一天《新闻报》的标题最为辛辣、激烈，其反响一直持续至1960年中期。委员会继续听取证词，一名资深的当地律师被选为斯图尔特的第二个辩护律师，但不久后他也退出听证会。
第三个律师从维多利亚赶来，这次是用公费支付其报酬的。至此，斯图尔特的死刑已减为无期徒刑。宣布减刑的那天上午，默多克也在法庭旁听。
《新闻报》与州总理之间的战火硝烟在盛夏的酷热中慢慢地散去。但是，州总理普莱福德从此对里韦特和默多克恨之入骨，因为正是他们的《新闻报》让州政府和自己的名誉扫地。
1960年1月19日，由皇家检察官出面就有关尚德退席的报道，对里韦特和新闻集团提出正式指控：被告人接连发表了煽动性的诽谤的文字，并且是在明知这种诽谤不属实的情况下发表的。
每个被告均被指控犯有九大罪状，并被勒令在1月25日前去见地方行政长官。
这次皇家检察官起诉的具体罪状是：被告说法官对某人“不公平”，这是对法官的严重诽谤和污蔑，说委员会“瓦解”了，而实际情况是委员会只不过是休会，为斯图尔特寻找新的辩护律师；说尚德“怒斥”皮内尔，事实却并非如此，这证明其险恶的用心是企图诋毁法院的诉讼制度。
第一个接受检察官询问的证人是《新闻报》办公室主任，由于他拒绝回答一长串问题，结果被依法拘留；第二个证人是默多克的私人助理肯·梅，接下来是报纸的新闻编辑。
第五天，默多克本人也被传讯接受讯问，但他对一系列问题保持沉默。
于是在1960年3月7日，组成了由一名法官主持并由一个陪审团出席的审判庭。里韦特和新闻集团分别由各自的律师代表出庭。检察官再次对作为证人的《新闻报》工作人员提问。
但这些人提供的都是对其老板默多克和主编有利的证词，例如：报纸通常使用引号来概括一件事，尽管用的不是说话人的原话，在新闻上“怒斥”几乎是“批评”的同义词等。
几天后，法官通知陪审团说，被告不是恶意煽动，但是否发生了诽谤则由陪审团来裁决。
在审判庭前，里韦特在被告席上还做了一席不宣誓的供述。经默多克许可，他透露了他的老板在那些引起争议的出版物背后所扮演的角色。里韦特的辩护律师则在总结发言中暗示，检察官的指控具有政治背景，起源于政府的报复。
最后，陪审团裁定，被告没有犯知情故意诽谤罪，但他们对“尚德退场……”那条标语是否具有诽谤性质看法不统一。这样，九大罪状只剩下一条了。可以由政府司法官员决定，是进行重新审判，还是撤回起诉。
6月初，诉讼正式终结，这场官司告一段落。
几天后，《新闻报》发表社论说：报社从未暗示皇家委员会的成员不具备裁断斯图尔特案的资格。并且，《新闻报》认为，在南澳大利亚法官数量不足的具体情况下，法官不得仲裁针对自己的诉讼这一规则有灵活执行的必要。这篇社论与《新闻报》之前火爆的标语漫画相比，这无疑是自甘示弱的大倒退。
报纸发表这样的观点，无疑有点“打自己的脸”的意思，成为新闻界一时的笑柄。当时在悉尼的默多克大怒，他认为“都是里韦特惹的祸”。这预示着，默多克与里韦特分道扬镳的时候不远了。
默多克认为，正是里韦特太具有鲜明的新闻人特点，使得新闻集团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去应付这场旷日持久、令人疲惫的官司。
当时正在悉尼打新闻战的默多克认为，他需要一个稳重的人，而不是一个经常有着新观点、创意十足的主编，他认为这样很可能在“后方着火”，会拖垮他的理想。他需要的是一个兢兢业业、任何时候都会让他放心的主编。
默多克知道，这时，必须跟老朋友说再见了。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里韦特在办公室收到了默多克的信，信中的语气很生硬，要求他第二天离开报社。
里韦特虽然早知道有此一天，但他还是觉得非常愤怒，他召集了下属，并阐述了自己的新闻理念，之后便离开了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新闻报》。
整个事件给默多克最深的教训就是：只有强大的报业主可以攻击政府而绝不是通过攻击政府而强大。默多克决定进军悉尼，他决心要把自己的报纸办到整个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