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儒家思想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也就是第三个问题。
儒家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必须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
儒家思想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则，就是对自然有限索取的消费观，这就是孔子所讲的“节用”“欲不可纵”。在古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主要靠狩猎、捕鱼等对自然的索取来维持生计，为了能保持人类的生生不息，儒家强调了许多应遵循的礼制规定，其目的就是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对自己的欲望加以克制，以符合“礼”的规定，保持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儒家的观点与今天我们主张的科学发展观是相一致的，它是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最早依据。比如为了减少对耕地的侵占，孔子主张人死后要深埋，不封不树。他曾为故去的父亲筑了一个坟头，这个坟头被雨淋后塌了，孔子很是内疚，认为自己违反了礼的规定，这个坟头原本是不该筑的。
今天，我们在以一切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大前提下，不能盲目追求GDP的增长，甚至把GDP的增长率当作评价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这是和儒家思想相悖的。强调GDP增长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GDP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牺牲后人的利益和对资源的浪费为代价。发展只有是协调的，是统筹的，这种发展才符合“中庸”的观点。
从儒家思想的视角来审视发展问题，至少有三个观点值得汲取。一是不“暴殄天物”；二是“惠民”；三是“足食足兵”，不荒废国防。这三个观点与我们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儒家思想的科学性就在这里，不论你主观上怎样想摆脱它，当你翻开它的经典著作时，你会发现你的思想之根竟源于此处。
儒家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之二：坚持以人为本。
人是万物之灵，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被儒家学说早已明确的理念却长期被忽视了，以至于今天再提以人为本时，许多人竟认为是舶来品。
儒家所说的“仁者”，其本质就是“爱人”，“仁政”的本质是“德政”，“爱人”和“德政”的显著标志是以人为本，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
孔子提出一个口号，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个口号曾被今人猛批，认为孔子是旧体制的维护者。其实，如果我们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待孔子的口号，我们会发现孔子的胸怀是多么仁慈，孔子为弱势群体的呼吁是多么动情。人和大自然中的万物都是一样的生灵，一个部落的存在和一个小国的建立，就像大自然中形成一片森林或一个鹿群，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贡献，如果把它们赶尽杀绝伐光，这是人类不仁的表现，所以孔子反对这种做法。在历史上很少有人赞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因为它毁掉了许多人类的文化遗产，而这种文化遗产本来应该属于全人类。
我们今天坚持以人为本，在懂得了它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同时，还应大力弘扬儒家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大国，除了要敬业和诚信之外，还要节约费用、爱护干部，在农闲的时候才役使百姓。
按照孔子的这一思想，统治者是不该大搞形象工程的，而应该从爱护的目的出发去搞好吏治的，应该把国计民生作为头等大事来考虑的。
现实生活中不顾国情、不尚节用的事例不少，花费巨大、劳民伤财的所谓政绩工作屡见不鲜。违背农时、组织成千上万的农民上山大炼钢铁而致使稻谷烂在田间的教训何其深刻，如果我们的执政理念早早地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旗帜，我们就不会在实践中走这样一段弯路。
儒家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之三：注重诚信建设。
诚信问题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不讲诚信已经严重地扰乱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提起诚信就不能不提到儒家，因为正是儒家学说把诚信原则确立下来，使之成为人的立身之本。孔子认为：治国，要“敬事而信”；交友，要“言而有信”；为臣，要“主忠信”。可以说“信”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已经体现在方方面面，不讲诚信的人就谈不上是君子，是会受到舆论谴责的。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时期内竟然被淡化了，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时，在“上下交争利”的现实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价值观被附着了许多不该附着的东西，不讲诚信的现象日益普遍，假药致死、毒奶害人、假合同行骗事件以及写满大街小巷的办假证广告问题，已经令人见怪不怪了，这说明诚信建设必须纳入日程来强化了，因为诚信是支撑这个社会的道德大厦的柱石，一旦这个柱石不存，那么必将导致大厦倾覆。
儒家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之四：保护私有财产。
我们高兴地看到十届二次人代会做出了修改宪法的决定，把“保护私有财产”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我们的根本大法。大会做出的这一决定是正确明智的，历史将证明它的影响是积极的、有益的。我们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常常对孟子的一句话思忖再三：“有恒产有恒心，无恒产无恒心。”孟子的这句话内涵十分丰富，它揭示了一个社会发展与稳定的核心问题：“恒产”。
我们常常说“橄榄型”的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即当中产阶级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时，这个社会是最稳定的，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就是典型的有“恒产”的阶级，有恒产从而有恒心，有恒心就不会出现突变，没有突变这个社会就不会产生动荡。我们还常说“无产者最具有革命性”也是这个道理，那么无产者拼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难道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吗？当然不是，无产者革命的原始目的就是为了“有产”，是为了获得赖以生存的生活和生产资料。
由此看来，我们采取“藏富于民”，让人民有“恒产”的政策是十分明智的，这一政策的执行至少解决了三个问题：首先，它解决了一个理论和现实相抵触的矛盾问题，使我们多年囿于理论束缚而徘徊不前的局面有了突破；其次，它解决了一个关乎社会稳定的基础——“私产”的法律地位问题；再者，它还打消了私有、民营企业家心中普遍存在的顾虑，解决了多年来大量资本外流问题。
依法保护私有财产不是权宜之计，它是保持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否则，一个人人思危、夜夜防盗的国家就会成为孔子所说的“危帮”。“危帮不入”，大量的人与钱外流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儒家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之五：继往才能开来。
儒家思想比较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这种继承是发展的继承，不是拘泥于成制，这从孔子的言论中不难找出根据。
儒家为什么重视继承？这是因为前人的文化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智慧的结晶。以周为例，八百年沿革，比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体都长，说明周的礼制是有效的，所以后人讲周以礼治国，历时八百年，而秦以法治国，仅袭二世。这里并不是否定法治，而是要说明文化的作用。一个民族之所以得以凝聚，靠什么？当然靠文化的力量，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必然会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孔子处于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凝聚国民的办法，所以就研究周的文化。在深入研究周的文化并与商文化做了对比之后，他感到周的礼制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他发出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慨。孔子以弘扬周的文化为己任，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它，终于成了公认的圣人。试想，如果没有孔子对周文化的继承，周的文化怎么会得以传播？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儒家学说又怎么能够形成？
今天，我们在进行改革和发展的时候，同样不该忽视继承的问题，那种把前人前任的一切都视为“束缚”的做法是极端片面的，它的后果是浪费了物力、财力和精力，延缓了发展的步伐。因此，只要是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我们都应该为我所用，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不能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放着前人架成的桥不去走，而非要摸石头涉水过河。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时候并没有WTO，而现在，我们已经踏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列车，除了与时俱进，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哪里还有什么殷谷周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