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为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结合点的文化空间

从宽泛意义来说，人类开始文化活动之时就有文化空间的存在。随着社会形态和人类认知的变化，文化空间的形态和内涵也有所不同。“每个社会都会生产自己的空间”（列斐伏尔语），每种文化生产方式产生相应的文化空间。文化产业改变了当代文化生产方式，同时深刻地改变了文化空间的形态和特征。当代中国正在步入城市社会。不同于欧美城市先完成城市化而后进入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期，中国城市处于城市化和文化产业同期发展的社会现实。现代文化产业在中国兴起之时，正是中国城市大规模、高速度进行城市化之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加速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化也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两者结合落脚于城市文化空间。

一、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城市化的同时性

城市化是一种社会进程，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城市化不仅是物质环境的问题，还是社会、文化和环境的问题。工业革命深远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带来了工业城市的大量出现，城市在集中生产资料方面的重要性凸显，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日趋稳固。“城市化”概念应运而生，是现代性空间化及对日常生活战略性规划的概括性比喻（苏贾，2004：77）。一般认为，西班牙建筑师塞尔达（Ildefons Cerda）于1867年出版的《城市化基本原理》（Teoria general de la urbanització）中首次提出了“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这一概念既指城市新的客观现象，也指人们为解决城市问题而采用的新技术，是一种建造城市的新科学。

城市化的根本是资本城市化（哈维，2017a）。资本的关键性和隐蔽性，可以从列斐伏尔对农业社会城市和工业社会城市的细微区分中得见：农业社会的城市为“城邑”（ville），工业社会以来的城市为“都市”（urbain）。在城邑中，交换和交换价值并没有摧毁所有障碍，也没有取消所有的使用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农业时代的城邑是作品，而不是产品，空间不仅是被组织和建立起来的，还是由群体及其需求、伦理和美学共同塑造并加以调整的。工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属性。工业以分化传统特征的方式让城邑过度地增长。与工业相伴随的是商品和交换行为的普遍化，使用特质和使用价值逐渐消失，仅仅作为商品生产的要求而存在。在商品普遍化过程中，土地也成为商品，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空间也投入商品及其交易之中。城邑分化过程中出现了都市，这是社会生活全部要素汇合与集中的形式，从土地出产的农产品到符号构成的文化作品都卷入其中。面对商品及其交换行为普遍化，作为作品的城邑所带来的活力也消失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都市的消失，恰恰相反，它被普遍化了：整个社会都变成了都市（列斐伏尔，2015）。

资本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本的时空转移，即资本家不断将资金投向建成环境以克服过度积累危机，哈维称之为“空间修复”（spatial fix）。资本的空间修复机制涉及资本的三级循环：第一级循环指直接投资于工业生产，第二级循环是建成环境的资产形成，第三级循环指与社会生产相关的科技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社会支出。一旦资本的初级循环出现过度积累危机，如商品过剩、资本闲置和工人失业等，资本就流向第二级循环，如房地产投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等。不动产的动产化正是随着资本由第一级循环向第二级循环转移而出现的空间资本化现象。资本转移促使资本与各种形式的空间结合，导致城市建成环境卷入资本漩涡中心，空间的商品化和资本化现象不断加剧（哈维，2017a：3-13）。城市空间的修复成为促进资本积累和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客观上推动了城市的平衡发展。由此，城市化的现象及规律与资本逻辑联系在一起：城市空间的资本化是资本转移和扩张的结果，受到资本逻辑的制约；与此同时，城市空间也反映资本运行的规律，反映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由此，空间不只是一个物理概念，还是一个社会性概念，涉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地理现象都与资本主义直接关联，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及其地理轮廓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形成的。

城市化是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但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城市化问题、所走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处的城市化阶段是相同的。城市化水平、其问题及语境的阶段性和具体性，决定了城市理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国城市化有着特殊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尽管基于农耕文明的城镇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曾出现一系列通商口岸城市，但是严格来说，这些现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关系主导下的城市化。一般来说，新中国之前的城市经历了三次质的飞跃：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兴起；第二次是宋代的城市革命，唐代封闭的坊市制在进入宋代后被四通八达的开放性街道取代，曾经严格的宵禁制也松懈直至取消；第三次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新城市（张鸿雁，2012：45）。

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既不同于以土地私制为基础的传统乡村关系，也不同于生产资料集中于城市的资本主义城市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有计划的工业化进程，城市成为工业化的载体。国家资源大量投入重工业建设，一批工业城市兴起，近代中国的消费型城市统一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然而，这是一种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城市的工业化水平在以重工业为目标的计划经济中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城市化水平却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与同期的资本主义城市相比也是处于低位。对比美国，美国在1840年时城市人口比重为10.8%，中国直到1950年城市人口比重才达到10.6%，而同期美国城市人口比重已达63.7%。198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为39%，其中发达国家为70%以上，发展中国家为34%，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为19.4%。中国城市化起步时间比美国晚了100年左右，中国城市化刚起步（城市人口比例为10%），美国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

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产业城市化三个方面。人口城市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和转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渐提高的动态过程，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城市化指土地利用属性从农田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产权属性由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过程。土地在城市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人口集聚、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通过土地的重新配置来实现。产业城市化指产业结构非农化引起的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产业结构转换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农业发展给城市化提供基础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市化提供后续动力（郁鸿胜，2017：11-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体制转型和社会变迁。社会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转型极大地释放了资本、空间和劳动力，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突出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土地面积不断扩大以及产业升级有力推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2018年，我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59.58%。这场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近百年来所向往的现代化城市生活。

在全球化、市场化同时进行的时空压缩背景下，中国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空间变迁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升级背景中，文化产业兴起，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同期性。文化产业集中于城市，是城市产业升级的产物。与此同时，城市文化也成为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单霁翔，2007：5）。文化产业集聚城市，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从历史来看，城市兴衰充分展现了其创造思想艺术、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英国城市史研究专家霍尔（Peter Hall）在《文明中的城市》中以详尽的史料表明，城市作为文化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始终是享有优势的；并且作为文明载体的城市，发展有其延续性，历史沉淀能够更加有力地促进其长远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更新，技术密集型产业、商业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创新方向和新动力。不同层次的区域中心城市和专业化城市，如主打体育赛事、承接大型会展或通过主题公园发展旅游的城市，将构造新的富有活力的多中心城市（王志章，2016：iii）。新经济增长点的出现说明，城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未来的经济、产业和文化中心集聚的特征依然显著，并在信息化浪潮中注入新内涵。

从现实来说，文化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文化基础设施、嵌入地方的隐性知识、便捷的信息交换、快速的资本流通以及丰厚的人才资源，这些条件只能在城市中找到。城市创造了知识爆炸，一个智慧的火花能够激起一团火焰，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如此，曼彻斯特的工业革命同样如此。城市还为文化产业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文化产业遵循恩格尔法则，即居民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对非必要性产品和奢侈品的消费支出会不成比例地增加。此外，人口的集聚，特别是文化消费群体的扩大，不仅具备旺盛的需求，也能够分担文化产业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大型文化空间的建设和运营耗费大量投资，而在城市，这些固定成本是可以承受的，是由大量文化消费者，如博物馆游客和剧院观众等共同分担的（格莱泽，2012）。现代文化产业兴起之时，西方发达经济体已经完成城市化，主要消费人群生活在城市区域。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正在快速进行，大量人口快速聚居于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直接作用于文化空间的演化，与城市化进程同步展开，成为文化空间推动城市更新的基本前提。

二、文化产业改变文化空间的形态特征

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文化艺术概念的延伸和拓展，艺术娱乐化、经济化和生活化趋势显著。当代城市文化空间在文化产业的刺激下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新的属性和特征。这里重点讨论文化展示空间、文化演艺空间、文化游乐空间和文化创意园区四种类型，不包括图书馆等教育类空间。

（一）文化展示空间

文化展示空间是展陈视觉艺术和安置文物典藏的场所，以艺术博物馆最为典型。法国巴黎卢浮宫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座艺术博物馆，伴随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家崭新的美学理论而出现。在卢浮宫之前，石窟、庙宇、教堂和宫殿等场所因不同目的而作为艺术珍藏所存在。中国历代也有文物典藏的专门场馆，如汉唐时期的凌烟阁、宋代的翰林图画院、明代的功臣庙以及清代的故宫南熏殿等，但是当时这些殿堂阁院只是收藏皇室祖先、功臣先哲的画像或奇珍异宝之处，并没有展示和研究等现代功能。卢浮宫的出现显示了欧洲帝国对美术的新态度：把艺术看作既是当代的也是历史的产物，以面向公众展示被认为是艺术的物品、提升人类审美能力为己任。由此，文化展示空间长期以来保持严肃的社会身份，以高雅的、教育式的姿态呈现。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本尼特（Tony Bennett）指出了博物馆的三种社会角色：一是作为社会空间，用于教化培育群众成为文明公民的公共场所；二是作为再现空间，通过布局和展陈自然和文化之物，有效裨益知识增长、文化提升和民智开启；三是作为规训空间，让置身其中的访客掌握新的社会规范，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些规范（2007：220-224）。

伴随经济环境变化、技术发展冲击，以及消费文化蔓延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展示空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博物馆、美术馆、陈列馆等，不同程度地重塑自身。文化展示空间的改变主要表现在空间功能和访客构成两个方面。从空间功能来说，文化展示空间不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接收知识、聆听教诲的空间，而是更多地将自身打造为集盛大景观、感官体验和消费休闲于一体的空间场所（费瑟斯通，2000：102）。从访客构成来说，文化展示空间不再只是面向严肃观众和专业人士，而是积极地吸引更多普通观众。文化展示空间正在从美的殿堂向文化集市转变，作为一种灯塔式的文化空间，其转变揭示了文化世界所处的变迁路径和发展态势。

（二）文化演艺空间

文化演艺空间是进行戏剧、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的场所，如剧场。不同时期的存在形态有所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剧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模式。中国的剧场，如歌楼、舞榭、戏园和茶馆等，从名称可见其多样性和随意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林肯演艺中心、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落成，开创了当代文化演艺空间的新模式——大剧院。大剧院是将各种专业化剧场聚集在一个建筑综合体内的空间建筑类型，初衷在于剧场专业化，根据不同剧类的声学要求和观演模式，将歌剧、音乐剧、戏剧和实验剧进行划分，以适应不同的演出类型（卢向东，2011：111）。不论这两座大型演艺中心建设的社会背景多么复杂，如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传播，但是至少反映了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产业兴起时期，人们持续高涨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多种功能剧场并置的设计方式推动了高雅艺术和流行文化的理解、消融和共处。此外，多个剧场的并置构成了一个巨型空间，成为城市文化地标。

大剧院模式一度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如悉尼歌剧院、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和日本新国立剧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深受苏联的剧场模式和延安时期宣传运动的影响，剧场与会堂、礼堂相结合。90年代以来，兴建大剧院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浪潮。以表演艺术中心式多功能组合模式为模仿对象，这是一种追求新的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举措。

（三）文化游乐空间

文化游乐空间是文化意义占据重要地位的休闲娱乐场所，如主题公园。休闲娱乐行为发生的前提是具有闲暇时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古典意义上的闲暇意味着“可支配的时间”和“不受拘束”。不受拘束使人们有时间去沉思从而带来真正的快乐，然而仅有少数不需要为生计操劳的精英能够享受这种快乐。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截然不同，消费社会的人们几乎不会把闲暇与沉思联系起来；相反，人们更加强调的是在空闲时间所从事的活动及其场所。换句话说，如今人们对闲暇的看法越来趋近于消遣。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消遣（recreation）可以理解为身体和心灵的再创造（re-creation），这种再创造可以通过许多形式来实现，如娱乐。现代娱乐被定义为一种产生愉悦和满足体验的活动，是从属于消遣的一个子概念，是一种更加直接的、主要来自心理上和情绪上的愉悦体验（沃格尔，2013：4）。

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游乐空间，主题公园在当前的文化消费环境下，多被视作旅游目的地，其形成过程中的文化产业要素往往被忽略了。主题公园是根据一个共同的或一系列相关联的主题，再现、模拟自然环境或文化想象的人造综合性娱乐休闲空间，其价值主要取决于符号内容以及产品刺激消费者产生体验的方式。欧美主题公园围绕卡通人物和童话故事，这些符号凝结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特质或拟象的本质，如迪士尼世界。中国的主题公园还具有传播国家意识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考量，如深圳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村（Stanley, 2002）。强调产品的符号意义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涵，从这个角度来说，主题公园是文化产业空间形态践行者。

（四）文化创意园区

文化创意园区，作为文化产业兴起后的空间新形态，最直观地展现了文化产业的空间塑造力。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弹性生产模式中，文化企业多为中小微型企业，它们受到竞争性和组织性的压力而倾向于集群。中小微型文化企业的集聚说明了文化产业的一项重要特征，即文化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聚拢而其产品在全球市场快速流通。集聚理论并不是文化产业的专属，它源于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对19世纪末英国专业化工业区的想法，后衍生出诸多复杂的概念。集聚理论的核心是描述一些特定的行动者群体倾向于在地理位置上形成集群，共享资源，使彼此之间互动成本最小化，同时利用由特定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规模、范围与密度产生协同效应，包括提升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强化技术诀窍等（斯科特，2017：20）。

中小微型文化企业集聚在一起，不仅能获得资本和劳动力等市场要素的集聚效应，还能通过在同好群体之间传播新鲜观点和敏锐认知，促进文化生产。此外，地点标识对于以符号价值取胜的文化产品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产地标识本身就构成文化产品的品牌内涵。成熟的文化空间集群具有“艺术万有引力”（Power and Scott, 2004），吸引有专业追求的艺术家从四面八方涌入。可以说，文化创意园区是物质性资源和象征性资源的双重空间集聚：既为文化生产提供物质空间支持，又营造一种相互支持的波西米亚式氛围和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人们能在其中学习、交流、合作和竞争，思想由此产生、传播或摒弃（Leadbeater and Oakley, 1999），这是释放创新能量、培育创业精神的重要环境。文化创意园区吸引各行各业入驻，既有广告、设计、影视、媒体和艺术等成熟的行业，也有网络游戏、软件开发等新兴产业，还有一些传统工艺制作。不同于艺术家村多以艺术家的个性创作为主，文化创意园区还旨在展现其具有经济生产力的商业形象，是城市空间中的一件商品。

三、文化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的动力资源

虽然宽泛意义的城市文化空间早就存在，但并不作为城市增长的动力来考察。关于城市发展动力，“传统模式”以生产为核心，强调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各种生产要素集聚于城市，刺激人口增加、影响居住模式、优化政府治理、提供商业利润，进而推动城市发展。城市在此逻辑中完成了过去数百年的工业城市发展。但是，这种模式发展到临界点，导致城市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此种逻辑及其制度不可避免地对当代城市的更新和转型产生负面影响。

20世纪中期，“人力资源模式”作为新的动力模式应运而生。人力资源模式认为，促进城市迅速扩张的因素不在于土地的扩张和资本的增加，而在于人的知识技能的提高。人力资本被视作推动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新要素，并且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方式获得和积累（吴军，2015）。人力资本模式指出了人力资源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不够完整：它没有解释人才集聚于此区域非彼区域的原因。美国社会学者克拉克（Terry N.Clark）认为，人力资源的空间分布是根据个人偏好来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城市空间的品质是影响他们选择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城市所提供的文化娱乐环境，并由此提出了“设施模式”（amenities model）（Clark, 2004）。

“设施模式”认为，城市建成设施，特别是文化/娱乐设施，能够吸引人才流入并驻留，激发城市创新，进而推动城市发展。克拉克界定的设施包括：①自然环境，如气候、温度、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适宜程度；②建成设施，如大型研究机构、博物馆、歌剧院，或小型企业，如书店、水果吧、快餐店、星巴克咖啡店等；③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多样性，如城市居民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外来人口比例；④近来引起社会关注广泛的社会议题和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念，如友好、包容、开放等（Clark, 2004）。

基于设施模式，综合城市更新进程中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治理这4个维度（塔隆，2017：16），笔者认为，当代城市文化空间可以视作城市更新的动力资源。文化空间的意义不再只是作为文化产品的承载体，而是创造、生成和转化的动态过程，刺激生产和消费的循环，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动力。

空间与城市的关系，可以通过空间的社会性和资本化这两个核心特征来讨论：其一，空间是社会性的。社会空间涉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当前的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再生产不再与生产方式再生产同步，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学校教育以及城市扩张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整个城市空间来实现。广义的空间生产包含社会活动的普遍目的和共同方向，各种劳作、活动、生活的空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均质的又是断裂的，它存在于新兴城市之中。这是一种在分解中支持内在性、在分离中支持包含的关系（列斐伏尔，2015：26-28）。

其二，空间是资本化的。城市化的空间是由各种要素混合的建成环境，包括生产性建成环境和消费性建成环境。工业城市的出现标志着资本循环渗透至即时生产和消费的中心（哈维，2017a：194）。列斐伏尔（2015）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后者即直接投资于建成环境，资本主义在20世纪延续的根本在于“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当代城市化的政治本质，正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特定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的再生产（78-79）。在资本转移过程中，那些曾经的不动产卷入商品交易，实现了商品化，成为流动的财富。正是这种动产化为空间生产提供了可能，不动产业的投资因其高利润，不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从属经济部门或次要分支，而是金融资本主义中的首要部门之一，逐步处于中心地位。

卷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存在相似的情况。相比西方城市的漫长进程，中国城市以工业生产起步，并快速开启了“空间生产”的社会生产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土地与资本的结合，空间作为生产要素加速城市化，城市发展由比较简单的工业化策略，逐步转向综合性的空间化推进策略。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更加积极地对空间资源加以转化、利用和交易，在全球资本的空间转移过程中，中国城市不再是被动承接的角色，而是通过新城开发、产业园区建设，主动地选择主导产业并规范产业资本，城市的资本积累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文化空间在当代城市中的可见度越来越高。概念界定中提及文化、空间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从这个思路来说，文化空间与城市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容纳和超越。容纳关系是地理空间的、物质性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技术知识、人力资源和消费群体等诸多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文化空间对城市的依赖。至少从空间建筑的物质性来说，文化空间隶属于其所在城市，需要所在城市的包容。同时，文化空间与城市还存在超越关系，表现为文化意蕴的超越，是非物质性维度的表现。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空间所在城市的文化环境的约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被束缚。文化空间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自由度，空间在地理上属于某个城市，但是其文化价值可能远远超越了其所在城市的一般文化环境。

当代城市文化空间，基于空间生产转向的城市发展逻辑，不仅作为“创造/再创造”意义上的恢复性场所，还成为资本积累的载体进而卷入资本体系。文化空间与城市其他空间一样，具有社会化和资本化的属性，成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当代城市更新，不仅是物质环境的可持续，还有文化环境的包容性。城市文化空间揭示了文化产业如何改变文化概念、文化产品形式；如何刺激资本流动、土地转化以重构城市秩序；如何推动城市更新的全面展开，既满足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也满足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