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上文粗略梳理了佛教僧侣救护队从北伐战争时期的最初发起，到抗战初期影响的扩大，再到抗战中后期全面展开的复杂历史过程，主要对太虚在僧侣救护队发起、发展与壮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做了考述。就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佛教界至少组织有30支僧侣救护队，本文利用的只是大量资料中的一部分，关于僧侣救护队的史料及相关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挖掘和讨论。这里仅就目前所见资料形成的一点认识，概括总结如下。
首先，僧侣救护队既是对传统佛教护教、利生、救国精神的传承和坚守，也是对现代慈善理念和模式的吸纳与借鉴，体现了太虚人生佛教的基本精神。历史上，佛教教团组织僧兵参加过护国、救世的军事活动，[43]亦有善信参与元军征战中的伤兵救护工作，[44]但以僧侣救护队参与战时伤兵和难民救护工作，则是民国之后新发展出的佛教弘法救世模式。这一模式是在借鉴国际红十字会救护队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组织形式看，与红十字会救护队模式十分相似，但从基本理念和实际行动上看又是对传统佛教基本精神的传承和坚守，如其对佛教大悲救世、护国护教、戒杀利生等精神的传承，对队员遵守佛教戒律的强调等，都体现了佛教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佛教界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坚守佛教基本立场的同时，借助救护队这一现代慈善模式契理契机地开展服务大众、救国救难的活动，契合了太虚提出的人生佛教精神，是其在实践中的重要展开。
其次，僧侣救护队相关活动的成功开展，既离不开太虚、圆瑛等教界领袖的领导和支持，也离不开具体组织者对佛教立场的坚守和维护。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上海佛教界也曾组织僧侣救护队，圆瑛、太虚等教界领袖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圆瑛甚至申请到南洋去为救护队募集资金。[45]但上海僧侣救护队辗转武汉后，以失败告终，这既打击了青年僧侣的积极性，也严重损害了佛教的社会形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德才兼备又能坚守佛教立场的组织领导者。上海佛教僧侣救护队的主要组织者宏明和屈映光等，是旧军人和旧官僚出身的法师和居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近现代佛教思想教育，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对世俗名利的执着，对佛教立场缺乏真诚的维护和坚守。上海僧侣救护队在获得社会广泛赞誉的情况下，宏明法师旧式军人的陋习很快便暴露无遗。他在言行上的不检点，不仅导致自己身陷囹圄，最终痛悔抑郁而逝，而且直接造成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武汉被迫解散。旧官僚出身的屈映光等则过于看重个人名誉和官场规则，当僧侣救护队在武汉遭遇困境时，他并没有积极出手相救，反而置之不问，这是上海僧侣救护队最终被迫解散的重要原因。[46]与之相反，无论风云怎样变幻，时局多么艰困，太虚及其门下的乐观、钟益亭等都会站在佛教立场上，契理契机地找出维护佛教发展的最佳途径。为了维护佛教立场，太虚可以做到公正无私，即便是其领导的佛教革新运动的反对者，只要其提出的意见是合理的，所开展的活动是有益于弘法护教与救世利生的，他都会给予大力支持。但是如若有损佛教或不利于佛教发展的，即便是爱徒无心的错误，他亦会给予极其严厉地批评。与宏明、屈映光等不同，乐观、钟益亭等太虚门徒曾在太虚创办和领导的佛学院或教团中接受过多年的近现代佛教思想教育，深受太虚人生佛教理念的影响。即便在遇到困难，遭受诬告陷害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坚守佛教立场不计个人得失，去努力维护僧侣救护队及相关佛教组织的利益和形象。[47]这也是抗战中后期，陪都僧侣救护队等相关佛教护国组织能在国内外为佛教赢得良好声誉的重要原因。
再次，组织僧侣救护队开展战时救护工作，是民国时期佛教界为协调佛教与政治、社会间关系而发起组织的重要弘法活动之一，但从其维护佛教形象和利益、沟通协调佛教与政治及社会关系方面的努力来看，其最终效果是相当有限的。从上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包括太虚、圆瑛在内的教界领袖力图将僧侣救护队作为协调佛教与政治、社会关系，为佛教发展营造有利政治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佛教界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在抗战护国事业中的努力和奉献，在佛教立场、权利和政策上的妥协等，在抗战期间确曾为佛教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但并没有为佛教发展换来社会各界的长期认同和支持。抗战胜利后不久，政局稍有好转，社会稍显稳定，政府官员、知识界和地方豪绅集团等，就开始提取寺产、驱赶僧众、破坏寺观，继续推进庙产兴学运动。这就充分说明，不从根本上改革佛教自身，不与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等做坚决斗争，只是在政治上一味迎合或妥协，过分依赖政商集团[48]等外部力量，要想为佛教营造持续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则是十分困难的。
最后，通过上述梳理和讨论，我们不难看出，从20世纪20年代僧侣救护队的最初发起，到抗战时期僧侣救护队影响的扩大及活动的全面展开，太虚都是这一护教、救国组织的重要领导者和推动者。太虚人生佛教思想倡导的“契理契机”理念，宣扬的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大悲无畏精神，为僧侣救护队相关救护活动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太虚门下僧俗信徒如乐观法师、钟益亭居士等，以及他领导的教团组织如闽南佛学院、汉口佛教正信会等，是推动僧侣救护队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太虚身体力行，不但亲自领导组织云南僧众救护队，还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如公开演讲和发文呼吁、动用与政商各界的关系等，为僧侣救护队营造了有利的政治社会环境，赢得了政策、资金、装备及药品等方面的支持。
总之，僧侣救护队既是太虚人生佛教思想在实践中的展开，也是太虚推动佛教革新的重要尝试，充分体现了太虚在民国佛教革新运动中坚守的佛教立场和态度，也深刻反映了民国时期太虚人生佛教思想在实践中展开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1]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第937～947页；杨孝容《护国即是护教 救人即是自救——从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看宗教与现实社会的契合》，《世界宗教文化》2007年第4期；学愚《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第203～292页；曾友和《抗战时期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成立始末》，《湖北档案》2012年第10期；牛瑞芳《太虚大师与僧女（侣）救护队》，《文史月刊》2012年第S3期；李湖江《抗日战争与中国佛教界的社会救济》，《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僧人组织黄卍字会》，《申报》1914年2月20日，第10版；《黄卍字会开成立大会》，《申报》1914年2月21日，第1版。
[3]《本校医药寮与卫生救护队之由来》，《漳州南山学校校刊》第1卷第1期，1928年；参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29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第491页。
[4]北伐军于1926年11月8日攻克漳州城。参见曾宪林、曾成贵、江峡《北伐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217～218页。
[5]据上海《晨报》等报道，所谓的“拥蒋大会”，即1927年4月9日召开的“厦门拥蒋大会”。参见《厦门拥蒋大会》，《晨报》1927年4月12日，第2版。
[6]《南山寺志》，福建漳州南山寺编印，2001，第5～9页。
[7]后来该校改名为闽南佛学院第二分院。参见《本校大事记》，《漳州南山学校校刊》第1卷第1期，1928年。
[8]《校董名录》《本校教职员名录》《本校大事记》，《漳州南山学校校刊》第1卷第1期，1928年。
[9]从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的照片可以看出，救护队队员的年龄大都很小，是当时在南山佛化学校读小学的学员。参见《南山佛化学校卫生救护队赴拥蒋大会出发时摄影》，《海潮音》第8卷第10期，1927年。
[10]《太虚法师莅厦记》，《海潮音》第7卷第11期，1926年。
[11]《北平僧徒组织救护队》，《威音》第35期，1931年11月。
[12]《五台僧人组僧军救国会》，《河南教育日报》1932年1月13日，第3版。
[13]《筹备佛教救国军》，《海潮音》第13卷第5期，1932年。
[14]《余乃仁谋组织二十万和尚军》，《京报》1932年8月9日，第6版。
[15]《军事学家余乃仁回国》，《申报》1929年6月11日，第15版。
[16]《太虚大师全书》第31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第334页；太虚讲，余乃仁记《中国近代之民族生活》，《海潮音》第10卷第2期，1929年。
[17]《太虚大师复余乃仁居士电》，《海潮音》第13卷第5期，1932年。
[18]太虚：《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海潮音》第14卷第5期，1933年。
[19]太虚：《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海潮音》第14卷第5期，1933年。
[20]《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海潮音》第21卷第12期，1940年，第16页。
[21]《八十万僧军教头余乃仁》，《珊瑚》第1卷第10期，1932年。
[22]《河南佛教会复余乃仁君电——拟请将救国僧军改编救护队》，《海潮音》第13卷第5期，1932年。
[23]《中国佛教会第三届第十五次常务会议录》，《中国佛教会报》第31～42期，1933年。
[24]《为拟组织救国僧军团除将议案登入会报外相应通知由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鄞县佛教会刊》第1期，1934年。
[25]《本会指令浙江省佛教会转报温岭县僧界组织祈祷会已令改组救护队呈请备查由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国佛教会报》第31～42期，1933年。
[26]法舫：《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佛教》，《海潮音》第18卷第4期，1937年。
[27]中国佛教会：《僧尼得仅受救护训练》，《佛学半月刊》第133期，1936年。
[28]《训练总监部指令国字第二六九号 令中国佛教会 为请将全国僧尼应服兵役俯准另行编制训练俾卫国奉教两得其利由》，《中国佛教会报》第7期，1936年。
[29]《太虚大师呈蒋主席全文》（1944年元月），《佛化新闻报》第317期，1944年2月18日，第1版。
[30]《与海定等书（十四通）》（1944年3月），《太虚大师全书》第29卷，第105页。
[31]《乐观法师致钟会长书》，《正信》第11卷第1期，1938年，第10页。
[32]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初期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史料选（下）》，《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释惟贤《抗战期中活跃在南岸的僧侣救护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南岸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重庆南岸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51页。
[33]《佛教正信会一年之工作报告》，《海潮音》第11卷第9期，1930年，第15页。
[34]《本会将组东北救护队》，《正信》第2卷第6期，1933年，第12页。
[35]《佛教正信会慈济团五六七八月份工作报告》，《正信》（抗战半月刊）第11卷第8期，1938年，第15页。
[36]《昆明防空司令部派员检阅云南僧众救护队》，《海潮音》第20卷第7、8期合刊，1939年，第28页。
[37]《己卯日记》，《觉音》第20卷第7、8期合刊，1939年，第28页。
[38]《大师讲“佛教与人生”》，《海潮音》第25卷第3期，1944年，第20页。
[39]《抗战四年来之佛教》，《海潮音》第22卷第9期，1941年，第5～7页。
[40]《缅甸记者团访问缙云山太虚大师发表欢迎词》，《海潮音》第22卷第2期，1941年，第21页。
[41]《太虚大师对云南省僧众救护队之训词》，《海潮音》第20卷第9期，1939年，第8页。
[42]《太虚大师对云南省僧众救护队之训词》，《海潮音》第20卷第9期，1939年，第8页。
[43]隋末昙宗等少林寺13棍僧曾帮助秦王李世民打败王世充，此后少林寺便形成了寺僧习武传统，明代即有少林寺僧参与抗倭的事迹见诸史书。参见陈星桥《古代特殊的武装组织——僧兵》，《文史杂志》1992年第2期；曾维华、严耀中《从少林寺的几方碑塔铭文看明代僧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44]李铁华：《元代涉医佛教信徒事迹考述》，怡学主编《元代北京佛教研究》，金城出版社，2013，第93～105页。
[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初期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史料选（上）》，《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
[46]参与领导上海僧侣救护队的正道法师对此有全面的回顾和反思。参见正道《抗战开始僧侣救护队之回忆》，《妙法轮》第1～9期合刊，1945年。
[47]乐观法师：《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护国禅院，1947，第107～109页。
[48]当时报刊上即有人批评指出，圆瑛是仗腰“上海大亨、买办、财主”的商人和尚，太虚则是依靠“当今朝贵”的政治和尚。参见《太虚的事》，《南京日报》1936年9月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