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佛教界与疗养院之关系
北平佛教疗养院向卫生局呈交的成立缘起中载，“虽云五蕴本空，死生如幻，其奈三心未了，业障常随”。佛法虽然讲求“人无我”“法无我”，但在未成道之前，僧人仍需要调治身体，保持健康；并论述了下层僧侣生病后，孤苦无依的惨状，从而以与佛法教义关系、现实的需求两方面论证了成立佛教疗养院的必要性。
佛教疗养院缘启
盖闻假四大以为身，孰免业系之苦，损三焦而得病，有资药饵之投。惟疾是忧，慈爱之心如见喜占勿药，吉人之恙终痊然。因僧俗之势殊而处境顿异，是以调糜量水，戚族之关心，食旨酌甘，僧无昆弟之存问。且也天南地北，暂作同参，背井离乡，孰为知己。甚者，喉干舌燥，盃水难求，更有病剧恙深，忱疴难愈，疗疾虽是福田，行持有几获痊，全凭幸运。盼望维艰，遂致因疾苦而生退心，为病困而难精进，时恒有之，不足怪也。虽云五蕴本空，死生如幻，其奈三心未了，业障常随，难学老衲安心，孰是维摩示疾，同人有恫于衷，未容坐视，因有佛教疗养院之设，公推靳大居士翼青为董事长，集诸善信，剋日进行。拟先以中医为主，治疗有疾僧伽，俟基金充足，设备周全，再普及社会民众。惟是筹备既资群力，经费赖预筹所望诸山长老，十方檀越，同发胜心，共襄善举，度一切苦厄，合万善以同归，行看僧伽无疾苦之声，何殊医王在世，善信获福田之种，无惭德主之称，乃所愿也。岂不懿欤，是为启。
北平佛教疗养院先以中医治疗贫病僧人为主，日后业务扩大，再开设西医，施诊俗人。疗养院的主导机关是董事会，经费由董事会筹措，院长等重要人事安排亦由董事会决定。以下为《北平佛教疗养院组织规程》。
北平佛教疗养院组织规程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本院专以治疗清苦贫病之僧伽市民以示佛法大乘之精神为宗旨。
第二条 本院由佛教团体慈善机关及各界名流发起，定名为北平佛教疗养院。
第三条 本院暂设中南海万善殿。
第二章 组织
第四条 由各发起人组织董事会负责办理事宜：院务之监督，各职员之聘任，并经费之保管。
第五条 董事人选由发起人中推选，再由董事会推选。常务董事九人至十三人，由常务董事中推选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二人。其董事会办事细则，另订定之。
第六条 本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二人，由董事会中推选，统理本院一切事宜。
第七条 本院聘请卫生官署许可、素有经验中西医士淡然治疗。先以中医为主，治疗僧伽，待基金充足，设备周全，再普及社会民众。
第八条 本院敦请之名誉各职员，无定额，视事务之繁简定之。
第三章 经费
第九条 本院经费由董事会筹募之，并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其委员由董事会公推，径任之，以昭慎重。
第十条 本院常年经费预决算，由（董）事会审核，通过实行。临时必需之款，得由院长提出，临时会议追加，并按月编造决算，以昭核实。
第十一条 本院各职员均系义务职，惟常川[19]负责住院职员由董事会审核酌给伙食、车马等费。
第四章 业务
第十二条 本院设左列各组分理其事，以专责成，计分；医务组、会计组、总务组，每组设主任一员，事务员若干员，其各组办事细则另订定之。
第十三条 本院设中、西医两部，负责疗治，其细则另订定之。
第十四条 本院备有病室，其住院规则，参酌各疗养院规则另定之。
第十五条 本规程如有未尽事宜，得由董事长提出，董事过半数以上通过修正之。
第十六条 本规程以呈请主管机关批准之日施行。
董事会是北平疗养院的核心机关，其院董成员，主要为社会名流、全国著名的佛教领袖，北京本地诸多寺院主事僧侣、居士，以及少部分民间教派首脑。
佛教疗养院董事名单
靳云鹏（天津居士林林长）
张继（宣慰使）
太虚（中国佛教整委会常务委员）
圆瑛（上海圆明讲堂主任）
倓虚（青岛湛山寺住持）
全朗（拈花寺退居）
崔震华（国府监察委员）
周荫人（前福建督办）
真空（弥勒院住持）
慈舟（极乐庵住持）
了真（万善殿住持）
慧开（自在庵住持）
李芳池（中将）
夏莲居（净宗学会会长）
胡观生（香山慈幼园院长）
周显真（居士）
陈德五（煤业公会会长）
宋云普（居士）
显宗（广济寺住持）
郭荫樵（红卍字医院院长）
姜子原（普济念佛会会长）
梵月（法源寺退居）
省然（遗兴寺住持）
徐子才（平易银号经理）
宋华卿（蓝卍字会会长）
刘世铭（工程师）
夏毓曾（红卍字会医院名誉院长）
等慈（天津大悲院住持）
寿冶（广济茅蓬住持）
圆福（慈恩寺住持）
慧三（广善寺住持）
玉山（广化寺住持）
广觉（广济寺法师）
邵金莳（居士）
敏悟（宏庆寺住持）
清源（西双广济住持）
萧龙友（大夫）
张荣增（大夫）
王春园（居士）
杨晴宇（农工银行经理）
左悟净（居士）
李福田（居士）
殷良儒（居士）
王宗（地内华严寺住持）
周叔迦（华北居士林林长）
周大明（居士）
张馥乡（居士）
夏显喆（居士）
张祚延（居士）
李孝元（居士）
智德（法源寺住持）
圣泉（贤良寺住持）
海照（小拈花寺住持）
调林（真武庙住持）
源林（关帝庙住持）
宗观（广济寺知客）
济然（遗光寺住持）
觉澄（双塔寺住持）
宽性（广济寺监院）
梅逸凡（何记药房经理）
夏鲁南（居士）
杜传芳（万国道德会理事）
月朗（华严寺住持）
高乐园（居士）
杨子端（居士）
张伯麟（居士）
沙泳沧（居士）
崔竹亭（居士）
演诚（广慈寺住持）
悟隐（翠峰寺住持）
常和（白衣庵住持）
圣雨（通教寺住持）
在上述院董中，给太虚法师写公开信的、拈花寺退居全朗和尚，以及北平佛教疗养院的院长显宗（张正魁），尤其值得关注。全朗和尚是民国年间北京地区佛教的实力派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政协组织编写的“文史资料”中，多有对其的揭发，例如，上引名单中北平佛教疗养院董事、贤良寺住持圣泉晚年撰写的文史资料《拈花寺的生活见闻》载：
全朗在解放前，是拈花寺名盛一时的人物，也曾讲经说法，论述经典，传戒，当过北平市佛教会会长，在敌伪时期任过佛教同愿会的理事长，交游素广，与过去所谓“名流”、“达士”多有往来，与广济寺的现明和尚是同声同誉。现明为南派，全朗为北派，当时被称为一南一北，名闻全国；他们都依附于反动统治阶级，做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20]
1938年12月31日在北京广济寺成立的佛教同愿会，其理事长是夏莲居（后亦为北平佛教疗养院董事），并非全朗；现明法师、全朗法师为副理事长，周叔迦（后亦为北平佛教疗养院董事）等人为常务理事。佛教同愿会名誉会长有：太虚法师、印光法师、王克敏、靳云鹏、吴佩孚、周学熙。[21]太虚、印光等列名，应是冒用其名，借重其在佛教的影响力。
又，全信《亲闻亲见的空门往事》载：
全朗是京兆宛平县田村人，俗家以养骆驼为生，在北京门华严寺[22]出家。他既久据拈花寺的法席，又因临济宗风盛极一时，所以声势异常煊赫。他的法徒很多，其中量源（河北邢台人）、慧深（河南人）、龙宝（武清人）、本悟（北京人）、际安（北京人）等，都是他的得力助手。从1919年左右，自北京佛教会成立以来，全朗一直担任会长。不久，在京南方僧人认为全朗办会浪费，由观音寺住持觉先、龙泉寺住持明净等倡议组织了南方佛教会。于是全朗把北京佛教会改组为北方佛教会，自任会长，由上方山兜率寺（房山县）住持清池任副会长，这就是北京佛教会南北分派的缘起。
北京西直门外有笑祖塔院（明代笑岩和尚坟），是北京临济宗的祖坟，每逢农历清明、十月初一，这一派在京的僧伽，都到该处扫墓，其仪式均由全朗主持。全朗通过这些关系，掌管了北京临济宗各寺庙。各寺更换住持，须由他确定。因此各寺庙每当僧人争做住持时，多有向他行贿的（全朗唯利是图，一向是从行贿多者中选）。贤良寺（王府井、冰碴胡同）是临济宗的寺庙，寺中僧人为了争做住持，互相倾轧。全朗因接受了双方的贿赂，无法确定人选，遂唆使两方起诉，他假手法院和解了事。当时所称的“僧阀”，全朗是其中之一。
……日军投降后，全朗、量源因逃避汉奸罪，到处躲藏，后曾一度被捕。解放后，师徒二人相继死去。[23]
前引两篇文史资料，虽然在表述方式和人物评价等方面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其中一些基本史实还是可靠的。在民国年间，全朗确实通过临济宗的法脉谱系，控制了北京地区很多寺庙，现存北京档案馆关于关帝庙、铁佛寺等寺庙更换住持的档案材料也可以佐证这一点。[24]实际上全朗不仅是临济宗人，也是华严宗重要的法脉传人，宣统二年（1910）四月初八，拈花寺秀山续峰法师付授贤首信衣、法卷给全朗普志，嗣典监院；1930年因本宗法长公推，全朗与法弟月潭量阔等人续修《宝通贤首传灯续录》。全朗传华严宗，门下有量源实淮、慧深生海、玉权本悟三位重要法子。[25]
民国年间北京地区所谓“南北派僧人之争”，亦与太虚、圆瑛两系有一定牵连关系。全朗原本与圆瑛一系关系密切，1928年全朗领导的北平佛教会改组自称章程多半取法于圆瑛所创之“江浙佛教会”，[26]付海晏教授认为北派全朗领导的北平佛教会与南派觉先领导的中华佛教平民教育联合会之间在1929年铁山寺案中有尖锐的矛盾，“由于觉先与太虚、全郎与圆瑛的密切关系，铁山寺案中北平两大佛教团体——中华佛教平民教育联合会、北平佛教会之离合，实是以太虚、圆瑛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僧团内部矛盾与复杂关系的缩影”。[27]不过，全朗一系与太虚法师一系保持着一定联系，即便在抗日战争期间，全朗还是挂名支持了太虚法师于1941年在重庆慈云寺设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的工作。[28]
全朗原本与圆瑛法师关系更为密切，但在北平佛教疗养院筹备期间，却似更加仰仗太虚法师，并与倓虚法师等人联名给太虚法师写公开信《北平佛教疗养院致书太虚》，“伏思贵会为佛教最高行政机关，谨另备正式公函，恳祈法座向会方提出准予立案，并恳转函北平市政府允准立案”，将太虚法师领导的佛教整理委员会认定为佛教最高权力机关，并恳请太虚法师发公函帮忙北平佛教疗养院在政府备案。这一方面说明了太虚法师在抗战结束后，在教界、政界的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与全朗等人处境困难，向太虚法师等主流佛教界人士示好有潜在关系。
抗战胜利后，北平地区佛教界的格局有较大的变化。1946年北平佛教整理委员会成立，会址在广化寺，次年改为中国佛教会北平市分会，会长为宣化观音院及西域寺住持纯山和尚。而原本北京南派僧人的大本营广济寺，其住持、北平佛教疗养院院长显宗在1946年7月被捕，“北平第一大寺中之第一号和尚显宗住持，前日以汉奸嫌疑，被当局逮捕。据悉，显宗在敌伪时期，为故都最显赫之僧人，与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逆揖唐，同出同入，分庭抗礼，为一‘官僚和尚’”。[29]另据当时的《申报》报道，与广济寺住持显宗同时被捕的还有法源寺方丈梵月等人：
北平广济寺住持显宗，以汉奸嫌疑被拘，业志昨讯。兹悉与显宗同时被控者，尚有法源寺方丈梵月，同退居前方丈天方，现任方丈宝弗。当局将彼等一度拘讯后，已令取保候讯，全案移法院审理。据悉：显宗等被控汉奸嫌疑如后：（一）卅一年与巨奸董康，王揖唐等在广济寺开会，欢迎日皇御妹大谷夫人；（二）卅二年强迫平市僧众赴日游历；（三）与王揖唐等组织佛教同愿会；（四）卅三年曾献铜万斤与敌，并将庙中古物献与兴亚院。[30]
显宗、梵月等人的汉奸罪，是由宗镜告发的。1941年春北京地区佛教南派首领现明去世，广济寺代理住持显宗、都监宗镜、首座梵月，三人都想继承广济寺法席，显宗、梵月是现明的传法弟子，宗镜是显宗在湖南的剃度弟子。[31]三人竞争激烈，引发矛盾，按照全信在《亲闻亲见的空门往事》中的说法：
日本投降后，宗镜借题显宗、梵月等在日伪时期曾有过献桐[32]、献金、超拔“皇军”阵亡将士等等一系列汉奸行为，遂向国民党政权领导下的许多部门同时具文检举。法院将二人逮捕，扣押一年左右，后由显宗的法徒慧能恳求靳云鹏转托国民党要人居正设法挽救，不久法院就将显宗、梵月二人释放。[33]
1947年10月法庭正式对显宗进行审讯，当年年底显宗遂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关押在北平市宣武区自新路第一监狱，1948年10月出狱。[34]显然，梵月、显宗等人都是前列北平佛教疗养院的院董，而他们出狱请托的靳云鹏是北平佛教疗养院的董事长，居正则与前述张溥泉同为西山会议派重要人物。同样作为北平佛教疗养院院董的全朗等北京北派僧人，也面临同样大的压力；实则倓虚法师一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35]显宗以广济寺住持身份名列北平佛教疗养院院董，并担任院长，应在其1946年被捕之前。
虽然太虚法师早年对日本佛教存在好感并抱以学习的态度，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其抗日态度是十分坚决的；[36]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抗战结束后，对被诬陷为汉奸的僧人，太虚法师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多持同情，认为其背后原因复杂，多为将沦陷区寺院住持僧人诬为汉奸逮捕，以达到侵吞寺产之目的，这具体体现在太虚法师对上海玉佛寺[37]、广州六榕寺等多起案件的态度上。全朗、显宗等人发起组织北平佛教疗养院，一方面是动用自身财力兴办佛教医药慈善事业，在教界和社会各界提高自身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将其作为“试金石”，以此可以试探太虚法师等主流佛教界人士和管理机构的态度，借此与佛教整理委员会、政府部门建立起正规的制度性联系。1946年7月，北平佛教疗养院院长显宗已经被逮捕，在10月法庭正式开庭之前，9月26日全朗、倓虚给太虚法师发公开信《北平佛教疗养院致书太虚》。从1946年底太虚法师主导的《海潮音》仍然刊登这封公开信来看，太虚法师对北平佛教疗养院还是乐观的，并以“中国佛教整委会常务委员”的名义担任了北平佛教疗养院院董。
全朗及其弟子等人在北平佛教疗养院上投入的财力和社会资本是巨大的，不仅提供中南海万善殿作为院址，筹措资金，单是邀约前述北洋政府高官靳云鹏，国民党元老张溥泉，以及太虚、圆瑛、慈舟、周叔迦、夏莲居等佛教头面人物，也可见所下功夫之深。院董中有一些民间教派成员，如普济念佛会属于九宫道“外九天”所传的“五会”（东西南北中）系统中的“中会”，1935年中会会主杨万春去世，其子杨少春从中会分裂出去，另立“五台山普济佛教会”，1941年该会理事姜子原带来部分道徒又立“普济念佛会”，自任会长，并于1943年将其改组为“华北普济念佛会总会”，在京津、保定、石家庄、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立分会。[38]北平佛教疗养院还有红卍字会成员参加，红卍字会是道院兴办的慈善团体，在民国年间兴办宗教慈善事业，贡献良多。[39]普济念佛会会长姜子原、世界红卍字会医院院长郭荫樵，还是北平佛教疗养院的两位院长。此外，北平佛教疗养院的医师，亦多仰仗红卍字会：
佛教疗养院医士
郭荫樵（世界红卍字会医院院长，北平国医学院董事，中医士字旧照一八二号，分诊新照四〇六号。住鼓楼后娘娘庙一号）
瞿书源（北平国医学院教授，中医士二九〇号，住南池子官豆腐房二十三号）
张荣增（中医士字一七二号，住内四护国寺棉花胡同四七号）
张保健（中医，整字四一二号，分诊执照三八六号，住护国寺棉花胡同四十七号）
同北平佛教疗养院相比，与其归入同一份档案的西双广济寺筹建的施诊所，规模较小：
批
西双寺住持清源：
三十五年四月一日呈一件，为拟设西双寺施诊所请予备案由，呈件均悉。业经本局派员调查，据报尚无不合，仰即将所聘医士张伯言之开业执照送局呈验，以备核办。
此批
局长 韩□□
为呈请西双广济寺为救济贫病起见，拟设立双寺施诊所，请予批准备案事。窃查内五区大石桥西双广济寺僧，近感春暖阳发，预防春疫，持为福利社会，救济贫病起见，拟于寺中设立施诊。张伯言曾领有北京市公署卫生局中医执照整字第伍伍壹号。事关义举，会呈卫生局中钧局准予备案，实为德使，谨呈请北平市卫生局。
具呈人西双广济寺住持清源（印）
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一日
双寺施诊所简章
一、定名：本所定名为双寺施诊所
二、宗旨：本所以福利社会救济贫病为宗旨
三、地址：本所附设于内五区大石桥西双广济寺
四、组织：本所设所长一人，医士一人，理事一人
五、经费：本所统属慈善事业一切费用，由热心慈善家及各机关团体随愿乐助，如有不足时，概由本寺担任。
六、医药：本所聘请中医义务施诊，如有成药，随症施舍
七、规则：细则另订之。
八、附则：本简章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
实际上西双广济寺施诊所的规模是民国年间佛教医药机构的常态；而北平佛教疗养院选址环境优美，发起人在政、教各界影响力巨大，资金和医疗人员阵容都比较强大。甚至在北平佛教疗养院院长显宗已经在1946年7月被捕的情况下，9月份全朗、倓虚等人仍去函希望太虚法师能够推动备案事宜，可见北方佛教界筹建北平佛教疗养院的决心之大。虽然由于太虚法师圆寂、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等，北平佛教疗养院只是昙花一现，但它的成立在近代佛教史上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北平佛教界僧人能够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筹建北平佛教疗养院，也与抗战胜利后原沦陷区僧人急于通过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在政府和公众面前改善社会观感，有一定的关系。作为抗战时期国统区重要佛教领袖的太虚法师能够出任北平佛教疗养院的院董，在《海潮音》上发表北方佛教界呼吁以其为代表的“佛教最高行政机关”中国佛教整委会协助北平佛教疗养院在政府备案的公开信《北平佛教疗养院致书太虚》，亦足见太虚法师对此的支持态度。
[1]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的支持。
[2]李铁华：《民国时期都市佛教的医药慈善事业》，《中医药文化》2013年第2期。
[3]王佳主编《倓虚法师文集》第3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第1591页。该书将周荫人误为“周阴人”。
[4]北京市西城区东北部有“双寺胡同”，东起旧鼓楼大街，西部南折至大石桥胡同，该胡同是民国年间从大石胡同分出的，因胡同内有两座寺院而得名“双寺”。《京师坊巷志稿》载：“双寺，东曰嘉慈，西曰广济，明成化时建。” 这两座寺院原本为一座寺院，始建于明成化元年（1465），由太监刘嘉林舍宅建寺，寺落成后赐额“广济寺”。成化十六年（1480）太监刘祥、高通等人出资改建，遂将原广济寺分为东、西二寺，东为嘉慈寺，西为广济寺。万历三十一年（1603）重修，命名双寺。故本文中引文里的“西双西广寺”“西双寺”“双寺”“西广济寺”等，均指该寺。该寺现存，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5]《显宗等申请组织北平佛教疗养院请备案的呈和卫生局的批以及西双西广寺拟设施诊所请备案的呈（附佛教疗养院组织规程和西双寺施诊所简章）》（1946年4月1日至1946年4月30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5-003-00911。本文对该档案的征引，不再注明出处。
[6]《太虚大师全书·杂藏·文丛（一）》，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1998，第194页。
[7]《太虚大师全书·杂藏·文丛（一）》，第229页。
[8]张继的生平可以参见经盛鸿《张继》，《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张继著述、日记等先后被整理出版，如《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51；《张溥泉先生全集（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2；《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9]李继华：《1924年初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的信辨析——兼谈张国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身分》，《北京党史》2009年第6期。该文部分提到了当时李大钊、张国焘等人与张继的关系，以及当时国共关系等问题，可供参考。
[10]该案件的相关档案《成都地方检察官法院起诉书（1945年3月9日）》《四川高等法院检察处致司法行政部呈（1945年4月14日）》《四川高等法院致司法行政部呈（1945年5月3日）》《林超南致刑事司司长邵奇函（1945年5月8日）》《司法行政部致四川高等法院快邮代电（1946年10月12日）》《司法行政部致蒋介石代电稿（1946年10月12日）》《四川高等法院致司法行政部呈（1946年11月16日）》《四川高等法院致司法行政部呈（1948年5月14日）》《四川成都地方法院判决书（1946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判决书（1947年5月3日）》《四川成都地方法院判决书（1948年7月27日）》，均已公布，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张继之子张琨被害案件始末》，《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该案曾轰动一时，媒体对此议论颇多，参见《张继公子：张锟惨死案别记（转载〈新闻杂志重庆版〉）》，《时代生活》第2卷第7期，1946年，第5～6页；韦昭《张继公子之惨死》，《小日报》1947年10月5日；等等。
[11]重名之事，当时已颇引人注目，多被人提及，如《古今三张继》，《真报》1947年12月23日。
[12]其详细过程，可以参见高伯雨《寒山寺钟与诗碑》，《大家史说：历史文物趣谈》，故宫出版社，2012，第65～69页；张继《苏州寒山寺诗书后序言》，《传记文学》（台北）第17卷第6期，1978年。
[13]大风：《恤老怜贫·张继夫人大胆作风》，《香海画报》第14期，1946年，第7页。
[14]张平：《张继主张迁都北平》，《沪报》1946年12月5日。
[15]《张继提议设立“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旧案重提》，《中医药情报》号外，1948年，第3页。
[16]《张继在北平想蹓蹓小胡同》，《立报》1946年1月3日。
[17]《张继年迈决定退休》，《立报》1946年10月1日。
[18]《张继任国史馆馆长》，《新闻报》1946年12月18日。
[19]常川为经常、连续不断之意。
[20]文昊编《他们是怎样出家的》，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95页。
[21]参见《本会成立之经过》，《佛教同愿会会刊》创刊号，1939年9月1日，第99页。佛教同愿会的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张振有《华北沦陷期间的佛教同愿会》，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2]原文似有误，恐为北京西直门内华严寺。
[23]文昊编《他们是怎样出家的》，第393～396页。
[24]《内五区新开路关帝庙僧人全朗登记庙产、发给寺庙凭照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1930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008-00048；《内五区铁佛寺僧人全朗登记庙产和发给凭照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1930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2-008-00142。
[25]参见任宜敏《贤首宗宝通有章元焕灯系法脉述要》，《人文杂志》2014年第4期。
[26]参见《北平佛教会呈报该会改组经过情形文》，《中国佛教会月刊》第5、6期合刊，1929年12月。
[27]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民国北平铁山寺案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4页。
[28]当时的“整委会”委员九人是：太虚大师、章嘉活佛、虚云老和尚、圆瑛法师、昌圆法师、全朗法师、李子宽、屈文六、黄庆澜。
[29]《平“汉奸和尚”显宗已遭逮捕》，《申报》1946年7月28日。
[30]《和尚做汉奸——显宗以外尚有多人》，《申报》1946年7月29日。民国年间法源寺的住持传承，可以参见张蕾蕾《近代北京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以馆藏民国档案为中心的考察》，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31]传法弟子、剃度弟子，可以参见张雪松《佛教“法缘宗族”研究——中国宗教组织模式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2]“桐”恐系“铜”之误。
[33]文昊编《他们是怎样出家的》，第404页。
[34]张士魁：《我任广济寺方丈前后》，文昊编《他们是怎样出家的》，第58页。
[35]参见张雪松《定西法师在伪满时期的历史“形象”》，东北三老佛学思想研讨会会议论文，香港，2013年5月10日。
[36]日本学者末木文美士教授对太虚法师早年对于日本佛教的好感与后来对于日本侵略者坚决抵抗的态度进行过较为深刻的分析，可以参见Sueki Fumihiko，“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Anti-Japan War，”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Religion and the Japanese Empire 37（2010）：9-20。
[37]付海晏：《上海静安寺“汉奸和尚案”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38]参见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第298页。
[39]参见高鹏程《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922～1949）》，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李光伟《世界红卍字会及其慈善事业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