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友好访印之旅：中印间佛教纽带之再续^[1]

〔印度〕沈丹森（Tansen Sen） 著　纪赟 译

内容提要　1940年著名的中国革新派僧人太虚与佛教居士、高官戴季陶先后访问印度，本文即以前者访印为基础，讨论太虚此行的社会与宗教背景。太虚此行之中不但访问了佛教圣地，还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高层会面，这开启了印度与中国在多个层面与不同目的上的交往和互动。两国间的这一系列互动，部分要归因于20世纪初在当时大环境之下，双方知识与政治阶层间努力想要弘扬一种亚洲团结一体的思想。而太虚的此次出访也与近代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并且是中国的佛教徒想要证明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尝试。

关键词　太虚　印度　佛教　近代中印关系

作者简介　沈丹森，上海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纪赟，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

对于中印之间的佛教交往而言，194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此年对于中国与印度民众各自继续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言，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此时印度人民正在努力结束近200年的英帝国殖民统治，而中国人民也仍遭受着残酷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佛教在过去曾经见证了中印两国间佛教与商业的交往，而此时又为两国间的恢复交往提供了可能。并且，在数世纪之间，中印两国的佛教都已衰落，20世纪初亚洲主义思想的发展，促使人们重拾古代佛教的交往，以作为新亚洲（国际关系）的模式。正是在此一背景之下，1940年两位中国佛教界的领军人物造访了印度，以恢复两国间的旧有联系。1940年初，中国革新派僧人太虚（1890～1947），领导了一支南亚友好访问团；同年11月至12月，佛教居士、高官戴季陶（1891～1949）也在印度访问了几处圣地，并与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高层会面。

本文认为，这两次访问，开启了印度与中国在多个层面与不同目的上的交往和互动。这些交往互动包括：在圣地尼克坦（Santiniketan）修建的印度国际大学（Visva-Bharati University）中国学院（Cheena-Bhavana）的首任院长谭云山（1898～1983）与印度的摩诃菩提学会（Maha Bodhi Society）之间的联系；中国的僧俗前往印度佛教圣地的朝圣活动；中国僧俗前往中国学院去学习与从事研究等。政治动机与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常常只是这些活动之中的部分要素。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关于此一时期印度佛教僧侣在中国活动的记录则寥若晨星。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要归之于下文将要讨论的印度与中国佛教徒之间在思想上的歧异，以及中国当时混乱的局势。

这种中印间佛教互动的复苏，部分要归因于20世纪初在当时大环境之下，双方知识与政治阶层间努力想要弘扬一种亚洲团结一体的思想。这一思潮最初是由冈仓觉三（1863～1913）、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与梁启超等发起并大力推动的。^[2]对这三位知识精英而言，佛教的传播能够带来印度与中国之间“兄弟般的情谊”，并在面对欧洲殖民主义之时促进亚洲内部的和平互动。他们相信，这种交往的重构，不仅可以让中印间重新交流起来，也可以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3]

太虚、戴季陶与谭云山，是想要实现上述泛亚洲主义的三位领军人物，他们力图借此来推动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与教育交流。不过，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要比冈仓觉三、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梁启超所处时期复杂得多。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于中国的入侵，严重地挑战了“泛亚洲主义”的思想。再者，在印度与中国，佛教皆具象征性之影响。故而，其目标在一方面，包含了印度与中国间“兄弟般的情谊”的重新构建；另一方面，要共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并促使佛教在其所生活的那个混乱的世界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特别是太虚，他曾深深地卷入中国的佛教复兴运动之中。正如太虚及其中国的追随者所相信的，佛教应该对于社会有所裨益。笔者将在下面的部分揭示，他们想要改革中国的佛教僧伽，并建立一种新形式的佛教。此种佛教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他们的努力就催生了现在的人间佛教或者人道主义佛教的思想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