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初三朝对于功臣子弟的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对于勋臣子弟是较为重视的，如石保兴“本名保正，太祖取兴宗之义改之”，希望其家族持续兴盛，为此，他“尝召功臣子弟询以时事，保兴年最少，应对明白，太祖奇之，拜如京使”。开宝间，保兴又加领顺州刺史。[49]太祖一朝，这批内职起家并在本序列中迁转的功臣子弟升迁较快，但令人费解的是，从确切记载看，很少见到其领有任何实际职事。如京使慕容德丰“开宝中，从征太原，领御砦南面巡检。又为扬州都监。征南唐，为洞子都监。城既下，命为昇州都监，市廛安静。泽国富饶，使者多裒聚金帛，德丰独以廉洁闻。俄领蔚州刺史”。[50]这竟为仅见的领有差遣的数例记载之一，而此时距其父慕容延钊去世的乾德元年（963）已数年之久。[51]由此可知，宋太祖对于军功集团子弟的政策似为授予较高官衔却不愿令其承担重要的实际职务，尤其是在他们的父祖辈在世之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赵匡胤的实际意图为限制军功集团的延续，一方面给予其子弟较快的升迁，另一方面却不任用其承担实际职务。

宋太宗即位后，这一政策发生了一定转变，太祖一朝军功集团子弟纷纷被派遣，担任各种职务。如灭北汉时，石保兴“为御砦四面都巡检。太平兴国八年，出为高阳关监军。守信卒，起复，领本州团练使。雍熙初，契丹扰边，与戴兴、杨守一并为澶州前军驻泊”，[52]此后不间断出任地方统兵武官或知州军事，直至病卒。尽管他能征善战，但其最高官职仅为防御使，未达节度使之高位。王承衎“太平兴国中，出监徐州军，又为西京水南巡检使，改如京使。表求治郡自效，命知潭州，迁六宅使、领昭州刺史，俄知澶州，加庄宅使”。[53]之后其出任知延州等，多次获得治理地方的机会，官至左武卫大将军领刺史，只是一名中层官僚。限制军功集团子弟发展的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

在功臣子弟中，主婿的政治地位前后也存在着变化。太祖朝，先后将昭庆、延庆、永庆三位公主下嫁于王承衍与石保吉、魏咸信，时间分别为开宝三年（970）、五年。[54]三人尚公主后，所授官职分别为诸卫将军、驸马都尉，随即领有诸州刺史。[55]其中王承衍于开宝末改领防御使，太宗即位后不久即授观察使，太平兴国“七年，授彰国军节度”。[56]石保吉升迁稍微缓慢，于太平兴国初迁防御使，“七年，改朔州观察使。守信卒，起复，为威塞军节度”。[57]同为石守信之子，未尚公主的石保兴在其父死后起复，授官仅为顺州团练使，[58]石保吉官职虽高出许多，但一直未有差遣，王承衍亦同。雍熙北伐失败后，主婿地位开始凸显。史载是年冬，“契丹扰边，王师出讨，悉命诸主婿镇要地：王承衍知大名，石保吉知河阳，咸信知澶州”。[59]此前，宋廷的政策为尊崇其地位而不予实际职务；此后直至真宗朝，三人先后担任知州府、都部署之职，在河北边防与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石保吉官至使相，其子“贻孙，任崇仪使、带御器械，坐事免官。孝孙，西京左藏库使”，[60]当是因父辈荫补而授官，却并未因家族地位而至显宦。王承衍子世隆“以公主子为如京副使，历洛苑、六宅二使，领平州刺史”，[61]仕宦也不突出，王审琦家族的政治地位有所衰落。

宋初军功集团子弟若非卷入政治风波如皇位之争[62]等，皆能获得较为优越的官职，却不能取得如其父辈那样的高位。上述仅为石守信等功臣后代中存有传记者，对于其余诸子而言，则更显没落。王审琦共有九子，分别为“承衍、承衎、承德、承祐、承俊、承偓、承僎、承仅、承休。承德西上门使、会州刺史，承祐至如京使，承俊、承僎至内殿崇班，承偓至门祗候，承仅至左神武将军致仕，承休至内殿承制”。[63]其中仕履较显者仅为前二人，其他七子官职较低。至第三代，虽也能因父祖官职获得荫补，但仅能累迁至诸司使副、内殿承制等职位，家族的显赫地位宣告终结。

但并非所有家族均无法维持家族的兴盛，真定曹氏一族在北宋无疑成功地维持了门第。[64]太宗时，曹彬长子曹璨“以荫补供奉官”，[65]三子曹玮“少以荫为天平、武宁二军牙内都虞候”，[66]幼子曹琮“及彬领镇海军节度使，补衙内都指挥使。彬卒，特迁西头供奉官、门祗候”，[67]沿袭的仍是五代以来的入官途径。曹玮在其父在世时，即改官为“西头供奉官、门祗候”，[68]随后升为东头供奉官，李继迁叛后宋廷数次征讨无果，遂听从曹彬建议命玮为同知渭州，[69]其时赵光义“欲除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为公固让”，[70]最终以本官赴任。以常理度之，这时朝廷并非无人可以派遣，何至于委派一名十九岁的少年出掌边州，且曹玮之前并未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才能，也并未如其兄曹璨般常从曹彬“征讨，得与计议”，[71]此举不得不说是出于其父的私心，以为他谋得一项重要的差遣。联系到曹彬病重时真宗“问以后事，对曰：‘臣无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内举，皆堪为将。’上问其优劣，对曰：‘璨不如玮。’”[72]更可印证以上观点。五代宋初功臣子弟初次获得差遣者，所承担的多为短期出使、传递军情、充任监军等职务，曹玮首次即得州府次官，这样的情形是极为少见的，使他的仕途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但这样的家族实为少见，多数军功集团的家世无疑是急剧衰落了。

对此，南宋人洪遵指出：“太祖皇帝之世，所与开国创业及南征西伐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审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钊之徒，其子若孙不过诸司使，惟彬之子琮、玮以功名自奋，王承衍、石保吉以联姻帝室，皆为节度使，初不闻有递迁侍从之例。”[73]洪氏之言，较为准确地点明了潘美、慕容延钊等人子孙的任官情况，并将其作为“祖宗之法”中对待将家子孙的政策而提出，意图将“将种”排除出“清穆敞闲之地”。实际上，之所以出现他所描述的这种状况，在宋初并非为区隔文武，而是为抑制军功集团的延续，且其时段并不限于太祖一朝。

此时的军功集团对于保持家族兴盛与家世延续有着清醒的认识，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对子弟抱有殷切的期望，在其取得成绩后通常感到由衷的欣慰。李继隆罢兵柄后，“手录唐李勣遗戒授（其弟）继和，曰：‘吾门不坠者在尔矣。’”[74]希望其维持家门的地位。王德用在至道年间五路征伐李继迁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出了较高的将帅之才，其父王超“抚其背曰：‘王氏有子矣。’”[75]可见期望之殷切。侯仁矩任雄州刺史时其子延广为牙职，一日“方饮宴，虏数十骑白昼入州城，居民惊扰。延广引亲信数骑驰出衙门，射杀其酋长一人，斩首数级，悉禽其余党。延广持首级以献，仁矩喜，拊其背曰：‘兴吾门者必汝也。’”[76]更是直接点明了作为将门之子的责任与希望。但事与愿违，除个别人外，多数军功集团子弟并未能成功维护家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