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理想与愿望

人类的最高理想是未来的发展前景

赫尔佳·策普·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

德国席勒研究中心主席

大多数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概念，这是历史转折点的特点。只有那些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明确认识的远见者，才能够在这一决定性时刻干预这一进程，避免潜在的灾难，迎来人类的新时代。我们发现自己正身处这样一个阶段的变化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旧秩序如今正处于解体过程中，但是，新秩序将是如何尚没有定论。我们正处于一个甚至连国际法似乎都被践踏的时期，因为目前联合国或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执行国际法。

几千年以来亚洲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占据突出甚至领先的地位，而不可否认的是，近几个世纪，推动西方文明的钟摆一直摇摆不定。亚洲的总体发展显然得益于亚洲人口发展、“一带一路”倡议（BRI）等全新倡议、“中国制造2025”等明确目标，以及习近平主席对中国2050年的新展望。

对亚洲来说，巨大的机遇由此而生，或许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责任形式，并将激发出关于如何推动整个人类发展理念的灵感。习近平主席在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显然涵盖这一理念。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宝贵的时刻，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地将人类的团结作为更高理念，从而有意识地将设计一个新时代作为一项任务。如果我们希望创造更加人性化的秩序，这一秩序必须建立在各种文化产生的最佳理念之上。可以说，这些理念必须具有一种本体论性质，因为如果它们要成为精神领袖以及他们所在的亚洲社会在这段宇宙历史的新篇章中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即“法”（Dharma），那么这些理念就不能是偶然的，或仅代表当代特征的。

同样明确的是，定义“忠恕之道”（righteous way）的动力必须来自亚洲的古老传统，如儒家、佛教或耆那教^[1]（Jainism），它们与人类一生所秉承的自我修养和道德修养息息相关。尽管西方在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人文主义也有同样的主张，但将提高人的道德水平作为人生目标的观点，几乎与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相反。在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中，以道德为标准的任何优先级，或一种哲学相对于另一种哲学的优越性，都被断然否决。

那么，如何设计这些原则，才能够使即将到来的人类社会的新范例具有如此牢固的基础，从而能够满足现代自然科学以及新国际关系体系的要求？

这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回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4月29日，中国与印度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正式规定的。该协定序言指出，中印两国已就下列原则达成协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5年，在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主持下，在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会议^[3]，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形成“万隆会议十项原则”（Ten Principles of Bandung）。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核心内容。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首次将“国家间关系”定位为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全球秩序重组的基础。习主席在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

上述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在一些亚洲文化中根深蒂固。有些概念是具备哲学性质的，有些是神学考量的一部分。本文是关于确定促进人类进步的方法，事关各国人民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理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出访印度时所采取的方式，他在新德里向印度精英阶层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自古就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刻总结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中华民族主张的‘天下大同’和印度人民追求的‘世界一家’、中华民族推崇的‘兼爱’和印度人民倡导的‘不害’是相通的，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

因此，在印度的古代经典，即《吠陀》（Vedic）、《奥义书》（Upanishads），以及梵语文学文献中有许多重要概念，既有宗教意义，又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例如，这包括，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不害（ahimsa）原则，尊重所有其他生物——不止放弃武力威胁，还需放弃所有伤害对方的方式（无论是言语上还是精神上）。不害原则也是一种预防战争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即使是面对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挑战也能应对。

《梨俱吠陀》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完整文学作品，在复杂记忆方法的帮助下，已经口口相传了几个世纪。《梨俱吠陀》中涉及宇宙秩序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最终也为人类在地球上的行动提供了指南。

《奥义书》中有五条原则反映了同样的基本取向。最基本的原则是包罗万象的“婆罗门”（Brahmana）。“所有事物，无论它存在于何处，都被同样的神圣力量所渗透”^[4]。在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关于单子（Monad）的观点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形式，在每一个单子中都包含着宇宙的全部规律。

第二条原则是“梵”（Brahman），它展现出的创造性原则是整个现实世界，它是个人存在的本质，即“阿特曼”（Atman）。阿特曼是这个包罗万象的梵的体现。阿特曼是个体意识，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与梵分离。“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无所不在。”^[5]阿特曼与梵的关系是整个吠陀教教义的核心。在库萨的尼古拉^[6]的哲学中，它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密切关系相对应，这使一种无形的力量——由创造性理由滋生出来的想法——能够促进物质宇宙的进一步发展。

《吠陀》的第三条原则是，由于共有的灵性，所有人都是单一家庭的成员。《奥义书》将人类称为“不朽之子”（Children of Immortality）。

《奥义书》提出的第四条原则是所有宗教、所有神道具有同质性。“真理只有一个，圣人以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而已。”^[7]这一观点与印度教，或称“永恒的精神之路”（sanatana dharma）相对应，“永恒的精神之路”是一种高于所有宗教的单一宗教，库萨的尼古拉在他的柏拉图式对话《论信仰的和平》（De Pace Fidei）中表达了这一观点。《论信仰的和平》是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及相关的血腥冲突之后写下的。在柏拉图式对话中，不同宗教和国家的代表都向上帝寻求帮助，因为他们都以上帝的名义进行战争和自相残杀。上帝指导他们，在他们各自的民族和宗教中，他们都是哲学家——超越了所有的宗教传统和不同先知的教导——因此，他们能够理解，在宗教之上，只有一个上帝，在不同传统之中，只有一个真理。另外要提到的是，印度教僧侣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enada，法号“辨喜”）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the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发表的著名演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不同宗教的信仰者相互争论和斗争，纯粹是因为它们的观点过于狭隘，它们不明白至高存在是无限的。

《吠陀》的第五条原则是所有生物的福祉。印度教哲学追求“这个星球上所有人和所有生命形式的美好”^[8]。儒家和谐发展思想的亲和力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孔子指出的那样：“己欲达而达人”。这自然是“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基础，也是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儒家哲学也成为日本天皇德仁新命名的年号的理论来源：令和时代，字面意思是“追求和谐”。日本评论家强调称，这一词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古典诗集《日本书纪》（Manyoshu），但正如学者王鹏指出的，“令”一词相当于中国古代皇帝对其统治时期的称呼，正如如今的中国一样，人民对和平与和谐有着美好的期待。

因此，将所有人类的和谐发展作为世界和平秩序的基础的思想在若干亚洲文化中得以阐述，这与国家间关系是零和博弈的观点背道而驰。然而，它要在实践中实现显然需要人类进化到新的发展阶段，正如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所阐述的那样，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精神化的时代；又如人类的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越来越大，弗拉基米尔·沃尔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在生物圈中看到了宇宙自然规律所描绘的轨迹。

宇宙存在固有的规律，这种规律将它推到较高的发展水平。沃尔纳德斯基将人类的创造性看作宇宙的基本组成部分，看作一种地缘力量——自人类进化以来，它一直在定性地推动发展。在物理经济学方面，林登·拉罗奇（Lyndon LaRouche）提出了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概念，证明了人类创造性的绝对效率，这使人类区别于所有已知的生物。

然而，这种反熵的更高层次发展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客观过程的自然结果——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所发现的变化一样，随着新发现的物理原理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效应，现在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人类主观智力和道德的更高层次发展。

为了完成本文开篇所述的有意识地塑造人类新范式的任务，得益于孔子的哲学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已经成为亚洲广大地区教育的最重要目标，这对中国和其他亚洲文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尽管人类对经济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未来经济平台方面的应用大肆宣传，但人类的道德品质将永远是一个问题，它将决定新技术旨在为人类的利益而服务，还是为邪恶的目的而服务。因此，习近平主席几个月前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教授的回信具有重要意义，在回信中，他强调了美育对中国青年心理发展的特殊重要性。美育对于培养美好的心灵、使学生充满爱心，以及促进伟大艺术作品的创作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儒家思想的持续影响，中国形成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即道德品质的发展是教育的最高目标。因此，在中国，重视公共道德和与人类不良特征做斗争是一个高度发达社会的先决条件，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1906年清政府学术部门关于教育目标的公告要求，最重要的课程内容是公德教育和儒家德行教育，目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关心祖国”。

然而，理解当今中国美育特殊意义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解读孔子的教诲——孔子将培养道德品质的关键角色赋予诗歌和优美的音乐——而是要理解对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影响最大的学者：中华民国历史上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蔡元培在17岁时因其过人的才智和勤奋获得了秀才的头衔，25岁时获得了最高学衔进士，1894年成为编修，27岁时达到清代学术生涯的最高水平。他精通文言文，并以其优美的文言文风格而闻名。

在其任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和整个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受挫而感到震惊。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侵华战争中，中国基本上都失败了，面临高额赔款，并将土地割让给侵略者。这些知识分子就日本进行了讨论——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落后国家，并讨论了日本如何通过明治维新变得如此强大，试图从中吸取教训。

这些可耻的失败也被归咎于清朝的腐败。蔡元培认为，只有改变人们的意识，国家才能生存，而这种改变只能通过革新教育内容来实现。最初，蔡元培调查了日本的教育体系，随后对欧洲的教育体系进行了调查。最后，他前往法国和德国，于1907～1911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西方文明史和文化史，并于1912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

蔡元培深入研究了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康德（Immanuel Kant）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美学著作，以及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育思想。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关于哲学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和蔡元培对康德、席勒和洪堡特进行的深入研究使他受到启发，蔡元培意识到席勒的美育观不仅与儒家的道德观完全契合——席勒所谓的“美丽之心”（the beautiful soul）概念与儒家思想中的“君子”概念完全符合——而且席勒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比任何早期或当代哲学家都更为清晰，更为深刻。蔡元培写道：“席勒的综合理论和美育思想使大家思路更为清晰。从那时起，欧洲的美育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启发，我们可以从中发展我们自己对这一主题的理解。^[9]蔡元培称：“在德国，美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用我所有的力量来推广美育。”蔡元培创造了“美育”一词，此前这一词在中国并不存在。

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促使席勒写出《美育书简》（Aesthetic Letters），从那时起，政治领域的一切改善都应该来自性格的高尚化。只有当一个人超越了感官世界短暂的幸福，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整个社会而努力；不仅为现在，也为将来而奋斗；不是为了物质上的享受，而是为了精神上的创造——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在席勒《美育书简》和其他有关美育的开创性著作中，阐述了为何性格的高尚化可以在伟大的古典艺术环境中实现。

蔡元培认识到了孔子的学说与席勒美学哲学有着惊人的巧合。闲暇时沉浸在诗歌、音乐和绘画中，欣赏者会产生一种审美愉悦，这既不是对理性世界的渴望，也不是对理性世界的排斥；相反，会形成品位，使品格高尚。美学感受中包含着美和崇高，从而在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每个人都有思维，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伟大而高尚的行为。因此，这种思维必须得以提升，并成为强大的驱动因素。

1912年，蔡元培撰写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和《中学修身教科书》，他在书中将人的良知描述为行为的基本指南。在1919年5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人目光短浅，他们只想快速成功或快速挣钱，而没有任何更高的道德思想，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美育。

当然，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采纳了洪堡特——主张将教学与研究统一，以及将人格之美作为柏林大学的教育目标——的许多建议，带领北京大学获得了国际上公认的科学声誉。由于蔡元培的声望，北京大学很快吸引了许多从海外归来的中国青年学者，北京大学也成为许多其他艺术大学和学院的灵感来源。

在我看来，蔡元培认为国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国家的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体家庭的利益，这对于理解习近平主席的政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说也至关重要，因为对于蔡元培来说，国家繁荣是公民幸福的先决条件。不过，作为所有生物家园的世界的利益也应置于个别国家利益之上。蔡元培认为，在实现世界的“共同体”之前，社会的利益并不等同于世界的利益。他还强调称，在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时，必须注意不要违背对世界的义务。蔡元培希望建立一个“大同世界”，这一世界是和平与和谐的，没有阶级差别和国家边界，没有军队和战争。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互相理解，互相帮助。蔡元培认为“文明对话”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经常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作为养料，就像人类，如果不吸收外面世界的空气，不吃不喝，就无法成长。是的，他在文化交汇中看到了更高层次发展的先决条件：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不同文明的对峙总会导致新文明的出现。

这一愿景完全可以通过精神动力作用和“新丝绸之路”来实现。为新范式确定“忠恕之道”的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理，而是由最终全人类美育的前景所构成的。在这一世界背景下，经济学不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和个人贪婪得到最大可能满足的原则之上，而是作为“反熵”发展世界的发动机，尽可能地促进人类创造力；如果说，“宇宙秩序”激发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那么孔子、席勒、蔡元培、习近平和林德·拉鲁什（Lyndon LaRouche）的梦想就是人类的政治立法者。正如泰戈尔在他与爱因斯坦的著名对话中所表达的那样：“当我们的宇宙与人类和谐相处时，就是永恒，我们把它当作真理，我们觉得它是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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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非婆罗门教的一派。——译者注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被称为“潘查希拉”（Panchsheel）。——译者注

[3] 亚非独立国家自己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国际会议。——译者注

[4] 原文为“Ishawaram idam sarvam jagat kincha jagatvam jag”。——译者注

[5] 原文为“Ishwara sarvabhutanam idise tishtati”。——译者注

[6] 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15世纪著名哲学家，代表著作为《天主教的协调》和《论有学识的无知》。——编者注

[7] 原文为“Ekoham svat virpra bahuda vadanti”。——译者注

[8] 原文为“Bahujana shukhaya Bahujana hitaya cha”。——译者注

[9] 来自蔡建国，蔡元培后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