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共建命运共同体：非洲智库在中非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作用

恩科洛（Nkolo Foe）

喀麦隆雅温得大学教授、法国国际哲学学院成员

中国的新国际使命

对于许多海外人士来说，如今的中国之行就像对未来的朝圣！且是乌托邦之旅！人性正在形成！而现如今，中国远不是培根曾经在《新亚特兰蒂斯》（The New At Lantis）中所写的令人费解的陈词滥调，认为“中国是古怪、无知、懦弱和愚蠢的民族”。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本身是如何纠正那些轻率而自信的夸夸其谈者的。因为，中国在这个新千禧年里的发展，本就是所罗门所意识到的。它是崇高的“基础，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起因和秘密运动，并将人类帝国的疆域向后退，以实现所有可能的事情”（培根）。

如今，新世界的心脏在有力地跳动着。俄罗斯外交部长、世界深刻变化的敏锐观察者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ueï Lavrov）大胆预测称：我们正在见证“世界的变化”和“后西方世界”的到来！拉夫罗夫声称，西方在全球范围（摧毁整个国家、洗劫国家、屠杀人民、掠夺领土、紧张局势加剧）内精心策划的所有混乱都不能阻止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与合作。这一进展的证据数不胜数。下面是两个重要的案例：“大欧亚伙伴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

这一祥和、合作和交流的新世界越发具体。2018年8月13日至20日，为寻求一种新的、普遍的道德领导，作为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全球规模的科学和文化活动的一部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汇聚北京。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决心象征性地将文明的火炬献给中国人民，以表彰他们杰出的思想家（过去和现如今），他们对世界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不管对世界哲学的评价如何，轻率的思想家们曾希望知道，一个“没有思想的帝国”如何能够以全人类的名义高举文明的火炬。这一问题将不再出现。但是，正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期望的那样，中国有三个当务之急：完全掌握新技术、加强国家军事实力及在承认各国人民选择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主权权利的基础上重建国际政治。

让我们回归到这一理念的哲学和文明问题上来。关于中国，只要西方伟大思想的内容尚未枯竭，这个关键问题就可能是合理的。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一直主张体现“自由”和“民主”的理念。欧洲和美国成功地把它作为一种理想或幻想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

在柏林墙倒塌令人兴奋的气氛中，来自亚洲的美国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仍在庆祝“历史的终结”。在西方的思想家中，这一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认为全球化首先是美国伟大事业的原因。弗里德曼写道，如果我们美国人要为这种演变负责，那是因为全球化比美国更重要！毫无疑问，全球化是“一匹疯马”，但只有美国能够驾驭并引导它，因为全球化从始至终是由美国主导的。随后，弗里德曼可以以美国的名义，邀请其他国家追随美国，紧紧抓住机会，为美国扫清路障。

弗里德曼的观点与约翰·麦克德莫特（John J.McDermott）的观点保持一致。这位思想家力图从“全球哲学”的原则来界定美国的全球使命。麦克德莫特提出的问题是通过确定美国文化的维度来构建一个新世界，而这些维度很可能是世界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领导下，美国似乎已经放弃了这种说法。在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上述言论30年后，胜利的号角已不复存在，“历史的终结”似乎已然实现，正如美国的暴力挑战、全球化主要协议以及回归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基础所证明的。

另一方面，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有能力提供一种可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而不是西方现如今所体现的倒退。这是儒家“共识和普遍和谐”观念的内涵，与之对应的是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一带一路”倡议。

世界已经厌倦了战争和竞争、对抗和掠夺、暴力和破坏。非洲与中国均认可共识和普遍和谐理念，真理正义在其最古老的思想中的地位，可以证实这一点。竞争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同样，多党派竞争政治制度也不是处理社会和政治矛盾的唯一方法。在社会和世界上，有一种方法可以取代永久性内战。“一带一路”倡议是互联互通理念的载体。“一带一路”倡议以人为本，促进文化和文明融合，实现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倡议事关文明。社会科学必须抓住这一概念。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新秩序，发挥智库在中非关系中的作用

根据词源学，智库的字面意思是“思想库”。因此，它们在管理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追溯到19世纪末，费边社（Fabian Society）^[1]于1884年在伦敦成立，以及20世纪初即1910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创设，直至如今，智库在学术研究与政治和经济决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智库以科学研究为重要使命，进行思想的融合、新概念的试验以及最具创新性的知识传播，以加深对社会面临问题的了解，支持公共政策。显然，当社会、经济、文化和安全问题的研究需要迫切的科学指导以及世界性研究和研究院的支持时，这些机构就能恰如其分地发挥其作用。

创新是任何一个智库活动的核心所在。创新能产生全新、原创的想法，同时也滋养了对正在试验的概念和理论建议的讨论。

一些智库赋予自身形成高水平专业知识的基本任务，可随时支持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国际机构等。专家意见在执行国内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等方面日益重要。例如，如今，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国际透明组织、国际危机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传统基金会、易卜拉欣基金会（Mo Ibrahim Foundation）等机构的专家意见是难以忽略的。在没有直接指导国家政策的情况下，这些智库发表的意见有时是各国和国际机构在处理其事务时必须考虑到的。

在世界范围内运作的智库非洲只占7%（北美占30%，欧洲占28%，亚洲占17%），而拥有7%全球运作智库的非洲开始了解这些新机构。非洲大陆各国正长久地承受这些组织的压力，这些组织在有关国内政策问题上提出同样的意见，这些意见或来自主要建设在北半球国家的基地，或来自设在南半球的当地中转组织。

非洲并不缺乏高水平的专业知识。问题是，在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与政治决策、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活动领域之间缺乏桥梁。例如，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各部委办公室进行的，而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能够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样依靠各种各样的国际智库来制定其对非政策。

中国智库数量的成倍增长可以解释为，这个新兴大国感到有必要为自己配备真正的软实力工具。这是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包括中国在国内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发挥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必须与之相伴，比如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的规模庞大且不可思议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智库正开始让非洲大陆了解自己。在非洲大学校园中，最重要的是孔子学院，它们通过教授普通话和让非洲青年熟悉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在中非伙伴关系政策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外交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增加学术访问和组织论坛，使非洲和中国学者相互了解和合作，在两大洲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和学术友好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制度化的意义上讲，这些关系发展得非常迅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2017年3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2]签署了重要的谅解备忘录。

非洲智库的结构性限制——以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为例

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的例子十分有趣，它展示了非洲智库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在制定战略选择时经常面临的问题，例如，它们与非洲政府和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关系。

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创建于1973年，由非洲研究人员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为主力发起创建。自成立以来，这一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泛非组织为自己确定了一些主要目标，在此应加以总结

——通过鼓励非洲研究人员从事基础研究和侧重于解决发展问题的研究来发展社会科学；

——从涵盖整个非洲大陆的视角促进和支持比较研究；

——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传播；

——在非洲大陆建立一个结构良好的科学信息传播网络。

在这些基本目标之外又增加了更为具体的目标，例如：

——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捍卫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鼓励非洲大陆的非洲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协作；

——促进和发展与类似国际组织，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国际组织的合作。

自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成立以来，由于其良好的程序和高质量活动，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迅速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这些活动聚焦于

——定期举办方法论系列讲座；

——举行专题研究项目（性别、治理、卫生等）、科学写作讲座；

——向从事论文研究和撰写的青年科研人员提供奖学金和研究经费；

——以文章、书籍、期刊等形式发表和传播研究成果。

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成立背后的主要思想之一是为非洲大陆的思维解放做出贡献。泛非组织因此成为一种有效的“智力武器”，致力于反对殖民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就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倾向在计划、主题和方法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的原因。其目的是，解释资本主义周边地区相对于西方国家，存在的以压迫和不平等为特征的情况。

在此期间，在社会科学辩论中一个关键的问题被提出，发展不平衡问题迅速成为非洲社会科学政策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意味着，世界是由对立的两极构成的，霸权主义中心和资本主义主导的周边地区。这种不平衡的发展表明，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具有经济和历史的原因。因此，需要社会科学去阐明支配机制。

1970～1980年，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理论的具体应用吸引了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欧洲和北美的进步学者和知识分子，来到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这些都是这一伙伴关系的开端，主要涉及北方国家。

促进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科学目标的实现，并出于同样目标优先于全球南方（包括非洲国家、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伙伴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在知识、政治、财政和外交方面具有相当广泛的独立性。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对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的独立做出保证。这是塞内加尔共和国与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签署协定的意义所在。这项协定赋予泛非机构外交地位，并在交通、海关和税收方面给予其一切豁免和便利。

自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成立以来，其财务独立性问题不断被提出，这是因为其内部资源极为有限，其主要收入来自所有出版物销售所得。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国际捐助者的捐款和资助，这些国际捐助者包括丹麦国际开发署（DANIDA）、丹麦外交部、芬兰国际开发署（FINNIDA）、芬兰外交部、美国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挪威开发合作署（NORAD）、挪威外交部、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研究合作部（SIDA/SAREC）。

还有一类捐助者定期与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在项目上进行合作。这些捐助者包括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麦克阿瑟基金会（McArthur Foundation）、克劳斯王子基金会（Prince Claus Foundation）和西非开放社会倡议（OSIWA）等。

关于上述列表下面做一些基本的解释：

（1）除塞内加尔共和国之外，没有任何非洲国家参与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的筹资工作，尽管这个泛非机构积极为非洲研究人员、研究中心和大学的培训和财政支援做出贡献；

（2）没有一个主要的南半球国家是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的捐助者。

（3）主要的捐助者几乎都来自北方国家。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的财务独立性，也有理由怀疑其领导者和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的回旋余地，特别是在主题、理论和方法选择方面。民众往常表达的担忧是，国际捐助者的“慷慨”影响了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的学术议程。

就非洲智库本身而言，其或多或少是西方智库，特别是北美智库的产物。

例如，萨米尔·阿明在一份题为《关于创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的说明》（Note on the Creation of CODESRIA）的文件中，讲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如何主动创建了后来被称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的机构。

1964年，美国基金会（American Foundation）邀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些研究机构负责人前往意大利。问题在于，在非洲大陆非殖民化之后，西方列强担心它们失去在研究活动方面的影响力。它们认为，在非洲的研究机构必须与国际合作的目标保持一致。

萨米尔·阿明声称参与这场辩论是为了挫败这些计划。不过，他指出，正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设想了这一机构的首字母缩略词“CODESRIA”，之后该机构被理解为“非洲研究机构负责人会议”。

萨米尔·阿明及与其志同道合者所领导的斗争是为了尽可能地限制“国际合作”主导思想的影响。微妙的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政变”，正如洛克菲勒所认为的那样，保留了这个新机构的首字母缩略词，同时将词语转向不同的目标。因此，“非洲研究机构负责人会议”更名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不再是“负责人会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一新智库也开始了它的活动，这些活动由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研究合作部拨款。

尽管得到诸多此类外部的支持，由于萨米尔·阿明的坚强个性和塞内加尔政府的支持，这个泛非机构几十年来设法保持了一定的思想独立。

然而，萨米尔·阿明在他的说明中强调，“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正面临一个新的困难局面，非洲已成为新帝国主义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害者”。萨米尔·阿明还回顾了非洲大学在接受国际捐助者的要求之前是如何被摧毁的。

北美思想议程

萨米尔·阿明在此提出的观点至关重要。的确，利用结构调整方案下非洲国家的不断削弱和/或解体，西方的北美和欧洲捐助者、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向非洲和泛非主义研究者提供大量赠款，使他们能够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联盟等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合法化为导向，进行研究、教学和文化研究。这一事业在非洲已然结束，现在已对研究和教学项目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定位。

例如，在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层面来讲，正是在这个时候，尤其在当时执行秘书的授权下，一项北美型的知识、科学和“文化”议程占了上风（Achille Mbembé）。

此类学术议程包括引进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方法论和理论方法，其目的是终结这些理论和学说。事实上，在几十年以前，这些学说在理论和思想上都支持非洲和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

正是在这个时候，“后殖民理论”出现了，该理论以其发自内心的反马克思主义以及对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的猛烈批评而闻名。后殖民主义主张打破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意识形态。

从全球层面来讲，后殖民主义以全球化的名义忽视了当今世界由帝国主义统治的“否定统一”（negative unity）问题。从这一观点看，它们回避了不公正的北方和受压迫的南方之间历史对立的根本问题。相反，后殖民主义要求非洲和亚洲立即无条件地进入由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主导的后现代帝国。

解释学、后结构主义、实用主义[随着尼采（Nietzsche）、海德格尔（Heidegg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等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的意识形态霸权，意味着世界理解（即对压迫和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理解）的终结、矛盾（南北矛盾、贫富矛盾、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矛盾）的终结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否定。

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意识形态矩阵塑造了它，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知识分子和非洲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套“理论性”话语，或赞扬这种依赖，或加强与西方的联系。正是这些对帝国的幻想痴迷的知识分子，充当了西方宣传中所谓中国掠夺非洲话语的转述者。

这些陈词滥调无疑证明了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与此同时，它们在提醒我们，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关于中非伙伴关系的现实和真正问题的可靠信息方面仍需做出努力。智库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至于非洲而言，关键的问题仍然存在：在非洲地区运作的主要智库仍然受制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旧思维框架和理论计划。事实是，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这些智库只是在为它们的国际捐助者发声，特别是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善政”“政治更替”“性别”少数民族权利（宗教、文化、性语言学）等问题上，所有这些都是这些智库最喜欢的主题。近年来，出现了当务之急。它们与“分权”、“联邦制”甚至“分离主义”有关。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智库所面临的新挑战

几十年来，专供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智库一直受限于这些主题。在国际捐助者的压力下，它们安于舒适的主题惯例。巨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该倡议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还不足以让非洲的智库摆脱这种僵化和疏远的惯例。这种疏远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非洲的智库并未涵盖原创主题，而是满足于执行捐助者的议程（没有太大创意）。

“一带一路”倡议在技术、基础设施、经济、文化、环境、法律、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全世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希望把握这个全球项目提供的诸多机会。

例如，英国牛津大学设立了“一带一路”项目，包括几个子项目——“宪法基础与司法合作研究项目”、“跨界消费者权利研究项目”和“数字经济与社会研究项目”，涉及艺术和文化遗产、金融、贸易和企业家、司法和争端解决。

牛津大学法律系在这一研究项目启动之初，证明了此类方式的合理性：“‘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需要法律和宪制架构，以应对在跨境背景下国际谅解中出现复杂的、前所未有的问题”。

同样，香港理工大学正式成立工商管理学院一带一路中心。此类举措正开始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同时给予非洲鼓励。

通过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一体化政策，前西方势力范围的瓦解造成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地缘战略、经济和文化动荡，这是当前地缘战略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地缘政治中，“势力范围”的概念是指西方国家对该地区施加巨大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影响的区域或地区。因此，美国认为拉丁美洲是其天然的后院：因此，美国对该地区的干预被视为一项合法权利，不受地球上任何其他力量的干涉。同样，法国坚持谨慎地保护其非洲法语国家的“前广场”（pre-square），这是在殖民时期对抗德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特别是对抗葡萄牙时获得的伙伴国家。这被称为“法-非特殊关系”（Françafrique）。比利时也是如此，比利时决心维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的“自然权利”。西班牙在赤道几内亚问题上也是如此。

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世界统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人民都是平等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在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和自由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捍卫其主权，“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西方地缘政治的主张。例如，在中东地区，一个平行项目与新丝绸之路项目互补；该项目旨在连接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旨在加深这些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克服西方大国强加给它们的压力。

几十年来，西方大国一直致力于挑起冲突和内战，助长恐怖主义，指导武装侵略（如在伊拉克和利比亚）或无休止的代理人战争（比如在叙利亚）。具体来说，这一平行项目是希望将这些国家的铁路系统连接到一个单一网络。当然，中国支持这个安抚人民的项目。

在东非、中非和西非，“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同样显著。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三个国家在东非和中非（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中非和西非（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联系中占据重要的区域地位。

众所周知，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特别是在苏丹-乍得-喀麦隆铁路项目中，不要忽略中国援建的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Port of Kribi）。通过所有这些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消除旧势力范围地区的影响，包括法-非特殊关系，同时为非洲大陆的统一做出贡献。新丝绸之路项目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研究员安德鲁·克里博科（Andrew Korybko）透露，对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发动的“混合型”战争（即代理人战争），主要是为了破坏中国发起的跨大陆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项目、公路、铁路、机场等。

“一带一路”倡议除在安全（应对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外交（修订与前殖民宗主国的伙伴关系协定）、地缘战略（向新联盟和新伙伴关系敞开大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之外，还出现了与经济（从贸易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人口（流动人口的管理）、法律（修改保护个人和财产、犯罪、税收等方面的法律）、社会学（移民融入东道国）、哲学和文化（思想流动、信仰和习俗碰撞、文化融合、接触新语言等）有关的新挑战。

非洲（尚待建设）和中国智库面临的任务仍是艰巨的。从现在起，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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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社会改良主义团体。——原注

[2] 被誉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智库领袖。——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