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意义

专书研究的首要方面就是选好专书，即专书要有较高的语言研究价值，必须是适当的汉语书面材料。专书“适当”与否，程湘清（1992）认为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要看口述或撰写某部专书的作者是否属于该断代；二是要看专书的语言是否接近或反映该断代的口语，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因为有书面记载以来的整个汉语史都是口语和文言并存的历史，只有接近或反映口语的书面语言才能比较真实地记录汉语的历史面貌；三是要看专书的篇幅大小是否具备相当的语言容量。^[1]

对于近代汉语唐宋时期的文献来说，有两种资料尤为珍贵：一是敦煌文献，二是禅宗语录。它们都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口语材料，是同时期最口语化的文献。禅宗语录的长处在于其主要记载的是禅师之间或禅师与其门下修行弟子间的禅修事迹和日常言语活动，其接机传法方式往往是一问一答，交互往返，形成了禅宗语录以记言为主的鲜明特色。《五灯会元》（以下简称《五灯》）是近代汉语时期（南宋晚期）一部重要的禅宗文献^[2]，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口语材料，口语化程度较高。《五灯》主要记载禅师、学人之间的机语问答，含有数量众多、形式丰富的疑问句，且疑问句语意分布广泛、语法功能丰富多样。现代汉语疑问句的基本格局（特指问、是非问、正反问、选择问、测度问、反诘问等）在其中已经基本形成，许多独特的疑问句句式在其中也可以发现踪影，由此可见《五灯》疑问句体系的特殊研究价值。且《五灯》篇幅长达九十七万六千字，容量较大，能够比较客观具体地反映南宋晚期的语言面貌，因此是研究南宋时期汉语疑问句最为理想的语料之一。

《五灯》处于汉语发展史上近代汉语逐步形成和定型的重要阶段，其地位不言自明，且“元明以后，禅宗语录虽然继续出现，但语言已经格式化，不宜用作研究近代汉语的材料了”。^[3]由此更能凸显《五灯》语料的重要性。但也有学者认为“《五灯》是以五本语录（《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为底本，去其重复而得，其价值已不如《景德传灯录》”^[4]。我们认为大可不必厚彼薄此。《五灯》在对前五部灯录进行删减整理的时候，为传法、普法需要，应不是对以往材料的照搬照抄，而是以当时社会通行的语言进行了统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语言状况。《五灯》的语言研究价值足以与《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相比，不同之处则是《祖堂集》反映的是晚唐五代时期的语言特色，《景德传灯录》与《五灯》则分别反映了北宋与南宋晚期的语言特点，三者一脉相承，为我们了解禅宗语录在唐宋时期的发展演变历程提供了很好的语料。

断代语法研究是建立完整的汉语语法发展史的基础性工作，而专书语法研究又是断代语法研究的基础。我们选择《五灯》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疑问句的使用情况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穷尽考察，能够揭示南宋时期汉语疑问句的基本面貌和特色，为汉语疑问句发展史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二 研究现状

禅宗文献《五灯》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语料之一，我国学术界近几十年来很重视对其语言状况进行挖掘和研究，就我们目前所搜集的材料来看，已发表的有关《五灯》语言研究的单篇论文和硕博论文有40余篇，研究着力点主要体现在点校问题探讨、词语考释、词法和句法研究等方面。

首先是点校方面。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苏渊雷据宋宝祐本点校的《五灯》，此点校本最常为人们所用。但是由于《五灯》乃浩繁巨帙，且是古白话语录体著作，标点难度很大，仅靠一两个人在有限的时间里点校，难免会有疏漏。项楚先后撰文《〈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7年172期）、《〈五灯会元〉点校献疑续补一百例》（《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不仅指出了苏渊雷点校本的点校缺失，且间或对个别词语进行解释，并对以后的新整理本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之后有黄灵庚的《〈五灯会元〉标点正误二则》（《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1期）解释了副词“都来”和“倜傥”，对其所在的句子进行了重新标点。冯国栋的《〈五灯会元〉校点疏失类举》（《戒幢佛学》第三辑）以影宋本、续藏本、龙藏本与苏本进行对勘，指出其中若干疏失之处，其说法确凿可信。中华书局吸收了项楚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失误近千余处，于2002年推出了第七次印刷的苏本《五灯》。阚绪良的《〈五灯会元〉校读札记》（《中国禅学》第四卷，2006）从点校角度又指出了100余则缺失。不过，苏本《五灯》仍有不少标点问题，比如其中大量的疑问句，本应是问号的标成了句号或感叹号。

词语考释方面，袁宾对《五灯》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他先后发表了《〈五灯会元〉词语释义》（《中国语文》1986年第5期）、《〈五灯会元〉词语续释》（《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五灯会元〉口语词探义》（《天津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等单篇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禅宗著作词语汇释》。其他学者考释《五灯》词语的著述亦不少，如：董志翘《〈五灯会元〉语词考释》（《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张锡德《〈五灯会元〉词语拾零》（《温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刘凯鸣《〈五灯会元〉补校》（《文献》1992年）；张美兰《〈五灯会元〉词语校释两则》（胡竹安等编《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五灯会元〉词语二则》（《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4期），《〈敦煌变文集〉、〈游仙窟〉、〈五灯〉词语考释》（2001）；^[5]段观宋《〈五灯会元〉俗语词选释》（《俗语言研究》创刊一号，1994年）；滕志贤《〈五灯会元〉词语考释》（《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4期）、《〈五灯会元〉词语试释三则》（《〈诗经〉与训诂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黄灵庚《〈五灯会元〉词语札记》［《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邱震强《〈五灯会元〉释词二则》（《中国语文》2007年第1期）等。可以说，在《五灯》词语考释方面，成果颇丰。

词法方面，张美兰在《论〈五灯会元〉中同形动量词》［《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中指出《五灯》中的同形动量词是借用动量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简单的动词重叠，并说明其完全成熟期当在宋代，至迟是南宋。沈丹蕾《〈五灯会元〉的句尾语气词“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1期］，穷尽考察了《五灯》句末语气词“也”的用法，认为其不仅保留了在上古汉语中表静态肯定和判断的用法，而且具备了与语气词“了”相同的表示事态变化的功能，这一时期的“也”已经基本上兼并了古汉语语气词“矣”的用法，成为了表示事态变化的语气词。周清艳《〈五灯会元〉中副词“都”的用法》（《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从语法意义、句法功能和语意指向等方面对“都”进行了封闭式调查统计，认为《五灯》中“都”主要表示范围，用法上与现汉总括副词“都”相近，并出现表主观语气的新兴用法，这一用法一直影响到现汉；句法方面，副词“都”常与否定词或表示否定意义的肯定形式共现，语意上分别可指向主、宾、状、兼和处置对象等。王远明《〈五灯会元〉量词的语意特征》（《语言应用研究》2010年第6期）探讨了名量词和动量词的语意特征；其另外一篇《〈五灯会元〉名量词句法功能考察》（《语文学刊》2010年第8期）则从句法功能角度出发对名量词、数量短语和数量名短语进行了考察，并考察了《五灯》中物量的表达样式。此外，从词法角度对《五灯》进行研究的还有很多博硕论文，如阚绪良《〈五灯会元〉虚词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五灯》里中古或之后产生的副词、介词和连词，挖掘出了一些新的虚词和一些虚词的新义，并发现了一些虚词的较早源头，使其产生年代上溯至南北朝或唐代，提前了《汉语大字典》有关虚词的书证年代。阚文用力甚勤，并于文末附录有《〈五灯会元〉校读札记》。这之后有几篇硕士学位论文从词法方面对《五灯》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句法方面，其中疑问句研究比较集中，主要以单篇论文形式出现。阚绪良《〈五灯会元〉里的“是”字选择问句》（《语言研究》1995年第2期）首先将“是”字选择问句分为正反和并列两类，然后于每个类型下又从连接词、动词项结构、疑问语气词、间接问句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五灯》里“是”字选择问句已很成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数量较多；动词后可以带宾语；《祖堂集》中“祖意教意（还）同别”在《五灯》中毫无例外地变成了“是同是别”，这恰恰说明了“是”字选择问句已走向成熟。武振玉的《试析〈五灯会元〉是非问句与选择问句》（《长春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从句末语气词的使用情况入手，考察了《五灯》中的是非问句和选择问句，认为该时期仍旧保留有上古汉语的表达形式，比如是非问用语气词“乎”“邪”表示，选择问用“邪”表示等；同时又说明了魏晋乃至唐以后许多新兴的表达形式在《五灯》中得到了充分发展，且新兴成分数量多、比例大、用法稳定，新兴成分已逐渐取代旧有成分。殷伟的《〈五灯会元〉反复问句及选择问句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五灯》中的反复问句和选择问句进行了穷尽考察与详细描写，一是讨论了两种比较有特点的反复问句式“T，是否？”式与“VP也无？”式，分别对其源流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它们产生的动因；二是对该书中比较有特色的选择问句“NP/VP是，NP/VP是？”式也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其成因，这种句式是译师们创造的一种特殊判断句，判断词“是”离开了正常的位置后，慢慢发生虚化并对选择问句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了此种句式的出现。在此基础之上，殷伟发表了单篇论文《〈五灯会元〉中“T，是否”句式研究》［《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6期］。

对《五灯》句法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有：林新年《〈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动+却+（宾）”格式中“却”的语法性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百年学术大系》，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惠红军《〈五灯会元〉中的处置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邱震强《五灯会元》“把”字研究》、《五灯会元》“将”字研究（《汉语语文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龚峰《〈五灯会元〉祈使句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等。研究者的兴趣点不同，切入角度也有所不同。

由上可见，在《五灯》疑问句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系统观不够。以往学界只关注《五灯》询问句的研究，包括其中的是非问句、选择问句和反复问句，而测度问句、反诘问句还有其他许多特殊的疑问句式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是在询问句内部，特指问句和正反问句研究也相对较少，这些都足以说明对《五灯》疑问句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2）以往的研究，描写较为细致，解释性的研究比较欠缺，很少从语言演变的角度进行深入阐释，虽然有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种不足，但是由于其选择范围的局限等原因，尚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可以把新的语言学理论与语言事实结合起来研究《五灯》中的疑问句，去探讨各种语法成分和各种句式形成的动因和发展机制，进一步从深层次上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揭示语法演变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做到描写充分，还要进一步做到解释充分。因为只有对语法演变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发现汉语语法演变的真实规律，才能进一步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引向深入。

（3）汉语史虽然有分期，但这是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对其进行的划分和认定，而语言是处在一个变化发展的链条中，每一个时期的语言变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无时无刻不体现了与上个时期的密切联系，同时还将影响着下一个时期语言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在做到描写与解释并重的同时，还要溯源追流。研究《五灯》中的疑问句也应如此。应将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结合起来，既要注重与同时期语言相比较，也要向上追索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向下考察现代汉语，唯其如此，才能展现一种句法形式、一种语法现象的真实面貌，并对其产生的原因、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合理的解释。正如蒋冀骋所言：“将近代汉语与上古、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相结合来进行研究，还有待加强。不少学者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仍有一些研究者只盯住近代汉语这一段，对它的来源和发展注意不够。”^[6]因此，“在语言的历时研究中，对所发现的语言演变事实作出概括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规律，探讨语言演变背后的机制，无疑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7]。

三 汉语疑问句的分类

学界一般认为，句类（sentence patten）实质上就是句子功能的类别，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句子的语用类别。句类包括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其中疑问句具有独特的形式标记与表达功能，是学界对汉语句类进行研究的重点。

对疑问句的分类，学界大都采用现代汉语学界的研究成果。但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对疑问句的分类也各自持有不同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学界主要有六种观点。

（1）根据疑问句内部小类的派生关系分类，此类可称为“派生系统”。主要以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为代表，他认为特指问与是非问是两种基本类型，正反问与选择问则是从是非问中派生的（也可说正反问与是非问是选择问的特殊形式）。此类派生系统的内部关系可表示如下：

（2）根据疑问句与陈述句之间的转换关系分类，可称为“转换系统”。主要以朱德熙（《语法讲义》）为代表，他认为疑问句包括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三类，可以说这三类问句都由陈述句转换而来：是非问是指把相应的陈述句的语调换成疑问语调（即陈述句+疑问语调=是非问句）；特指问是指在相应的陈述句里代入疑问词语，再加上疑问语调（即陈述句+疑问词语+疑问语调=特指问句）；选择问指的是把陈述句的谓语部分换成并列的几项，再加上疑问语调（即陈述句+并列几项谓语+疑问语调=选择问句）。另外选择问句里还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即是把谓语的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并列在一起作为选择项目，可称为反复问句。此类转换系统的内部关系可表示如下：

傅惠钧（2011）同意朱德熙的“转换说”，他认为“任何一个疑问句都蕴含一个陈述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妨把疑问句的形式特点刻画成“由一个或几个陈述结构融合或添加一个或几个‘疑问算子’构成”^[8]。

（3）根据疑问句的结构形式特点分类，可称为“形式系统”。主要以林裕文（《谈疑问句》）、陆俭明（《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为代表。林裕文认为疑问句内部的对立应建立在四项形式对立上，即：疑问代词；“是A还是B”选择形式；“X不X”的正反并立形式；语气词与语调。陆俭明具体比较了疑问句的各种类型，他认为特指问与选择问有两项重要的共同点都跟是非问形成对立，即：特指问与选择问都由疑问形式的语言成分构成，而是非问则是由非疑问形式的语言成分构成；特指问与选择问末尾都能带语气词“呢”，不能带“吗”，是非问刚好与之相反。李宇明（1997）的观点也与陆说极为相似。疑问句形式系统的内部关系可表示如下：

（4）根据语句的交际功能（即说话的意图）分类，可称为“功能系统”。主要以范继淹（《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为代表，认为在现代汉语中，除特指问外，其他疑问句都是一种选择关系，是非问句就是选择问句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分类的出发点是语意理解，这对人工智能、信息处理、机器翻译等其他许多方面具有更多的使用价值。疑问句功能系统的内部关系可表示如下：

徐盛桓［《疑问句探询功能的迁移》，《中国语文》1999年第1期］提出“疑问句语用嬗变理论模型”，对疑问句探询等功能及体现这些功能的形式作出了统一分析，并提出了新的疑问句内部系统关系，如下所示：

（5）根据对疑问项的选择分类，可称为“选择系统”。主要以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为代表，他将所有的疑问句都看作是一种选择，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是非选择，一类是特指选择，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回答时，是非选择为肯定或否定（即在正反两方面进行选择），特指选择则是针对性回答。黄国营［《“吗”字用法研究》，《语言研究》1986年第2期］也认为现代汉语的是非问句是由正反问句发展而来的。疑问句选择系统的内部关系如下：

（6）根据历史和方言的特点分类，可称为“泛时系统”。主要以袁毓林［《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1993年第2期］为代表，他提出应建立一个兼顾历史与方言的汉语疑问句系统，并提出建立一个泛时性疑问句层级系统，其结构主要是层层二分。新的疑问句系统内部关系如下：

此外，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认为陆俭明等注重从是非问与非是非问区别的角度划分疑问句，割裂了是非问句与反复问句的历史联系，相比较而言，吕叔湘和袁毓林的观点比较合理，但未能反映出疑问句历时的时间层次与共时的功能层次。张伯江从功能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既能反映历史联系，又能反映功能联系的分类法，他把针对一个疑问点（此点由疑问代词表示）提问的疑问句称为特指问句，把针对一组并列的项目（用析取连词连接）提问的疑问句称为选择问句，把针对一个命题提问，要求答话者判断是非的疑问句称为是非问句，此类还包括附加问句、反复问句和“吗”问句。新的分类系统内部关系如下：

其他还有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多角度分类的：一种是根据疑问程度将疑问句分为三类（主要以张斌《新编现代汉语》为代表），即：有疑而问的真性疑问句、半信半疑的测度问句、无疑而问的反诘问句；一种是根据疑问句的形式或结构分疑问句为四类，即：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

以上各家的分歧，说明了疑问句分类逐渐走向多样化与精密化，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事物之间联系的多角度认识，也反映了各疑问句之间存在着多维的交叉性联系，正如沈家煊所说：“语言的范畴是非离散的，边界是模糊的，语言成分不是绝对地属于或不属于某个范畴，而是在属于某个范畴的典型性程度上形成一个连续体，语言的规律也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体现为一种概率或倾向性。”^[9]由此也反映了疑问句研究的不断深入。

目前汉语史学界一般采用的是三分说或四分说，三分说即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四分说即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反复问。

关于《五灯》疑问句的分类问题，我们既借鉴现代汉语学界疑问句的分类标准，又要充分尊重《五灯》中的语言事实。首先我们根据疑问程度的不同（即疑问程度的高低），将《五灯》疑问句分为有疑而问的询问句、半信半疑的测度问句和无疑而问的反诘问句，杨伯峻、何乐士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疑问句”部分就是按此分类，说明这种分类是科学可行的，比较符合古代汉语疑问句的真实情况。然后再根据结构形式对疑问句进行二级分类，即在询问句中进行四分：特指询问句、是非询问句、正反询问句和选择询问句。此外，《五灯》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疑问句，如设问句、附加疑问句、招呼问句等，我们将其归为一章进行集中讨论。

《五灯》中各种类型的疑问句构成方式不同，表现出的特点也就各不相同，且各种类型的疑问句所包含的内容也不相同，因此我们在章节篇幅的安排和具体表述方式上也不尽相同。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五灯》作为一部禅宗语录总集，记载了禅师及其弟子日常接机的问答，一般情况是提出某个问题，希望听话人作出回答，回答的一方会遵循合作原则作出针对性回答。但在禅宗修辞活动中，问话与答话在衔接与话题的切合上往往表现出比较特殊的情形，其语意和逻辑关系也比较复杂，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针对具体情况对某些分类作出相应的调整。

四 研究方法

本书以《五灯》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其中的疑问句使用情况及特点，具体采用的方法如下。

1.穷尽考察，定量分析

我们对《五灯》中的疑问句用例进行穷尽调查，既作定性分析，又作定量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大量的时间做材料，然后根据目的和需要构建数据库。在语法研究中，鲜活的语言材料永远都能给研究者以始料未及的启发，只有在穷尽调查的基础上作细致的描写，才能对各种语法成分和各种句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使用情况作出全面的反映；同时，在语言的三要素中，语法的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只能通过量的变化才能体现出变化发展。因此，只有做定量分析，才能反映某种语法成分和某种句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消长情况，勾勒其发展演变的轮廓。

2.平面描写与立体阐释相结合

对语法演变进行细致全面穷尽的描写只完成了历史语法研究的第一步，这项工作是对语法现象进行解释的基础。但历史语法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揭示语法演变的规律，即对语法现象进行解释。蒋绍愚（2001）对“解释”所作的阐释是：寻找各种语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揭示语言发展的机制；探寻语言发展的规律。Hopper & Traugott（1993）认为历时句法研究应该回答四个问题，即：句法演变是什么促动的？演变得以实现的机制是什么？可能的演变轨迹有哪些？演变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穷尽描写《五灯》疑问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句法学的理论和方法挖掘出语法现象背后隐藏的发展规律与演变机制，从多角度对语法现象的发展变化作出合理的阐释。

3.历时比较与共时对比并重

何乐士（2000）认为“比较的方法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法宝”。^[10]语言研究中，利用比较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差异、发现问题。

《五灯》是一部禅宗语录总集，无论语言风格、用词还是句式表达都与一般文献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与同时期的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可以考见彼此在疑问句使用上的不同特色。通过共时对比，既可总结归纳出同时期疑问句表达的一般规律，也可引起我们对《五灯》较有特色的语法现象的重视，从而进一步深入研究。

历时比较可以准确反映语言现象的发展变化。我们在进行历时比较时，既注重在唐宋阶段进行历时比较，也将注重上溯上古、中古汉语，下探现代汉语，借以发现《五灯》中疑问句的使用特点，确定它们在汉语史上的地位，窥见汉语疑问句发展的历时轨迹。

综上所述，将共时与历时比较相结合，不仅有助于我们探讨《五灯》中疑问句的特点，对其进行科学定位，并对其来源及发展演变作出合理的解释，也将有助于我们勾勒汉语疑问句的发展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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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程湘清《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方法论》（代序），第2页。载《宋元明汉语研究》程湘清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2] 沈净明在为宋宝祐本所题的“跋”上说：“切见禅宗语要，具在《五灯》。”参见《五灯会元》（上册）序跋第3页，（宋）普济编、苏渊雷点校，中华书局，1984。

[3] 参见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22页。

[4] 参见李斐雯《〈景德传灯录〉疑问句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第23页。李斐雯在26页又说：“以禅宗语言的角度来看，每本语录都有其价值，不应该单独注重某一本，这样对语言学的研究是十分可惜的。”我们赞同此说法。

[5] 参见张美兰《近代汉语语言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第333～338页。

[6] 参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19页。

[7] 参见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第15页。

[8] 参见傅惠钧《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第44页。

[9] 参见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6页。

[10] 参见何乐士《专书语法研究的几点体会》，载《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