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帆船贸易白银流入对明清货币制度的影响及启示

张 星

一、大帆船贸易与美洲白银流入

白银成为中国流通货币的主体，要追溯到15世纪末开始的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期。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之后欧洲人也发现了墨西哥蕴藏丰富的银矿。大量美洲白银通过大帆船贸易航线转运输往中国，满足了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也加速了明代银本位制度的确立。

（一）大帆船贸易航线建立概况

明隆庆元年（1567年）有两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一是规定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的，银钱兼使，一钱以下的，只许用钱；二是宣布在漳州开海，允许民间私人出洋从事海上贸易，“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前者目的虽然在于限制白银的货币功能，但却等于在国家法令层面确立了主币地位，后者则开启了白银大量流入的通道。此时的太平洋彼岸，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航线于1565年开通，史称“大帆船贸易航线”，又称“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至1815年，大帆船贸易历时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条航线每年都有上千艘中国船只载着中国制造的丝绸、瓷器和其他消费品驶往菲律宾马尼拉，通过马尼拉转运到墨西哥；而来自墨西哥及拉丁美洲的白银（一般称为西班牙银币或银元），则通过这条航线源源不断地运往马尼拉，再转运流至中国。因明朝政府严禁外国商人入境，中国海商与西班牙人的贸易只能在菲律宾进行，故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国之船”的称谓。船上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货，船员中有许多中国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据学者罗荣渠统计，马尼拉年均进港华舶数目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①

（二）美洲白银流入情况

16至18世纪，美洲白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近80%。满载西班牙、菲律宾必需品前往贸易的中国帆船，回航时的舶来品几乎全是白银。有些中国商人则到美洲专门换取白银，被称为“购银者”。明人张燮记：“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泉州人李廷机在乡梓所见帆船“所通乃吕宋番者，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漳州府志》记曰：“东洋中有吕宋，其地无出产，番人率用银钱（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多用之）易货。”清时，西班牙船仍装洋钱及珠宝细货，故唐船遇之辄获厚利。

据王裕巽的研究数据显示，嘉靖至万历三朝（1522—1620年），白银总采进额约为1382万两②；而据王士鹤统计，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1644年）的74年间，西班牙由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约5300万比索（约4240万两），同一时期西班牙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明朝白银开采量的3倍。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致相当于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30年鼎盛期内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③。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也辗转输入中国——在运至塞维利亚后，通过欧洲的途径运至印度果阿再流入中国。后来到东方来的荷兰人、英国人也将获取的美洲白银直接运往中国，以换取中国的商品。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①梁方仲曾估计，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的72年间，各国由于贸易关系输入中国的银元合计远超过1亿元（银元）。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统计，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总共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②

（三）中国商品的廉价输出

美洲白银的输入并非没有代价，250多年间白银几乎为单向流动，中国输出的商品因质优价廉在国际市场上深受喜爱。1573年，首批中国丝绸进入拉丁美洲市场受到热烈追捧。以后每逢满载中国商品的大帆船抵达阿卡普尔科港，立即引起全城的狂欢，连墨西哥城的骡马运输队也争相涌至港口。中国为墨西哥提供的货物有：丝织品、浮花锦缎、金银线、花缎、绫、线缎、铁锅、中国蜜饯、咸猪肉、水果、缝针、玩具、小箱子、文具盒、漆器等。18世纪末，墨西哥境内有75000头骡子驮运中国货物，占墨西哥进口总额的63%。中国商船贸易的价格低廉使当时的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弗拉感到惊讶，他在一次上书菲力浦时称：“他们卖得这样便宜，以至于我们只好作这样的想法，要不是他们国家生产这些东西不需要劳力，那便是弄到这些东西不要本钱。”以致西班牙国王在1589年和1593年两次敕令规定：整批交易只适用于中国人，原因之一是与其他国家的交易比较微不足道。①以丝绸为例，中国价格仅是欧洲本地产品的1/2甚至1/3，仅是北美洲墨西哥市场上西班牙产品的1/3。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涌向中国，疯狂采购中国商品。据史料记载，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②

（四）美洲白银在中国的遗存

由于大量白银流入，致使闽广一带，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已不用铜钱，而完全用白银。最初流入的为打制银币，常被作“块银”称重使用，所以多被切割。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发展为机制银元。由于种类、形状、图案、重量和成色都是划一的，使用极为简便，可以凭个数来使用，西班牙银元取得“选用货币”的地位。特别在嘉庆元年（1796年）中国国内“番钱之用广于库银”，十九年（1814年）“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交易半用洋钱”。西班牙银元已在中国东南一带广泛流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东南地区多次出土早期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铸造的银币。以泉州为例，1971年晋江安海曾出土了10枚铸造时间在1634—1665年的西班牙十字银币；1972年南安官桥也曾出土了一批总重1.04千克的西班牙十字银币，其中有塞哥维亚铸造，是中国出土时间最早的西班牙铸造银币；1972年南安诗山也出土了2.58千克铸造时间在1664—1703年的西班牙十字银币；1973年惠安城门街发现有保存完整的机制“地球币”，有阿拉伯数纪年“1763”; 1975年泉州市满堂红医院出土了37枚铸造时间在1634—1665年的十字银币；1974年至1979年间，泉州法石三次出土西班牙银币，第一批全部为机制银元，后面两批为十字银币。至今，一些馆祠、桥梁、宫庙捐资碑记多有番银、佛银、洋银、大员等记载。如清乾隆重修吟啸桥记，共费番银六百余大元；清光绪重修天后庙碑（东石）记，费佛银八百余元；清光绪安海前埔修大路碑记，捐洋银二千一百七十余元。时至今日，闽南话中仍称钱为“帕叟”，即西班牙银元“比索”的闽南话发音。闽南话中“几镭”意为“多少钱”，其中的“镭”有说来自西班牙银元单位“REAL”。

二、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内因：合格本位币的缺位

外因只是加速器，决定方向的还是内因。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是加速中国白银货币化的外部因素。白银货币化的内部因素则是中国对白银的旺盛需求。明初“钱钞兼行”货币制度的失败，造成合格的主体货币缺位，是刺激民间对白银强烈需求的直接原因。

（一）“宝钞”制度的建立与崩坏

明代前，中国已有300多年使用纸币的历史，纸币制度的发展已较为成熟。元钞已经具备了近现代纸币流通管理政策的雏形，如国家集中管理金银、发行纸币、禁止金银出口、禁止金属货币流通、平准钞价、统制物价等。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颁行《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为当时纸币的发行流通提供了专门的法律依据。元代纯纸币制度使当时的欧洲人觉得不可思议，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曾在游记中记载：“中国人交易时，不使用金银硬币，……他们交易时却使用一种纸币，每纸大如手掌，盖有素丹的印玺。如该项纸币旧烂，持币人可去像我国的造币局一样的机构，免费调换新纸币（注：《元史》及马可·波罗所记，兑换新钞时须贴水三分）。”

明初继承元制，于洪武七年（1374年）设“宝钞提举司”，次年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纸币作为法定货币。但与前朝纸币不同，大明通行宝钞没有发行准备金，没有发行数额限制，民众不能持宝钞兑换现钱、金银，可见大明宝钞制度落后，设计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掠夺性。明朝建立之初，为稳固国基，几乎年年用兵，加之朱棣迁都北京，派遣郑和下西洋等都耗费巨大，使明初财政亏空严重，宝钞成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超额发行使宝钞迅速大幅贬值，失去信誉而导致流通停滞。此外，宝钞的部分管理政策也有明显欠缺，如宝钞发行初期没有新旧钞兑换的制度设计，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才立“倒钞法”更换旧钞；在防范伪钞方面，要求宝钞使用人无论是否知情，均需要承担使用伪钞的法律责任，更加阻碍了宝钞的流通。宝钞完全依靠强制推行，发行方式主要是收兑金银和财政支出，而收兑金银很快就得不到民间的响应，老百姓甚至采取罢市的方式抗议。

在落后的制度下和掠夺式的发行中，宝钞迅速贬值陷入流通停滞的境地，不久便被排挤出流通货币领域。《太祖实录》（卷二三四）载，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 “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不行”。东南沿海的大明通行宝钞已贬值84%①。仅20多年，宝钞的流通已发生停滞，宝钞制度陷于崩坏。至宣德十年（1435年），大明宝钞发行恰已60年，纸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至一千贯抵银一两，已经贬值千倍。“遂为一贯之钞法，值银一两者，而仅折银二、三厘不等。”②至明中叶，宝钞已完全退出流通领域。

（二）铜钱逐渐不适应作为主币的需要

铜钱曾长期作为中国流通货币的主体，至宋代发展到极盛之后，已出现衰弱之势，其单位价值低、不便携带、不利于长距离贸易和大宗交易等弊端也日益突出，在部分地区已被纸币替代。北宋，四川民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随后的官交子的出现则是因私交子被废除后，严重阻碍商业贸易进行，官方为顺应四川民间强烈要求而恢复。元代“始终用钞，钱几废矣”（《明史·食货五》），其间虽也铸行铜钱，但由于影响纸币流通，铸行铜钱后又废止。可见，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铜钱逐渐被排挤出主币领域。在宝钞制度崩坏后，上层社会也习惯使用金银而不用铜钱。

明初，“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明史·食货五》）。明初发行纸币作为法定货币，对铜钱的铸造并不积极。明初九朝将近120年，仅仅铸造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和宣德通宝3种铜钱，其间铜钱铸造时停时续，流通时禁时弛，铜钱制度极不稳定。明洪武至宣德年间（1368—1435年），为了推行大明宝钞，朝廷铸钱后又禁用钱。到了正统至成化年间（1436—1487年），由于宝钞政策趋于崩溃，朝廷停止铸钱却弛铜钱之禁。至弘治十六年（1503年），朝廷才又恢复铸钱。明代铸钱仅比元代多，不及其他朝代，尤其万历以前，不但不及宋，甚至远不如汉唐。①明代市场流通的铜钱，明钱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旧钱，甚至流通唐宋私铸钱。

明朝对铜钱的管理不善，为私钱的泛滥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②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下令“铸镟边制钱颁行天下，各省一体开铸，与旧钱兼行，务在便民，仍严私铸禁”（《明神宗实录》卷四十九）。虽禁止私铸铜钱，但并不禁止私铸钱流通，导致民间私铸盛行。其结果是，宝钞制度崩溃后，官方难以提供合乎标准的铜钱供给，民间私铸的轻重混乱、大小不一的劣质铜钱泛滥，铜钱难以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手段。

（三）民间用银及白银货币化发展

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趋势要追溯到唐宋时期，当时白银仅作为财富贮藏的手段，有限的流通也多限于上层社会。金时白银曾盛行于部分地区，金时以白银为准备金发行承安宝货，此时白银开始进入流通货币领域，开始获得价值尺度功能。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兴盛，中国白银存量进一步增加，白银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元代中统元年（1260年）以金银为准备金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又称“银钞”。总体来说，虽然明代之前白银数量达不到作为全国流通货币的要求，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白银存量的不断增加，白银在货币化的趋势中不断发展，为明代白银的全面货币化奠定了基础。

明初，为避免影响纸币流通，使用大明通行宝钞的同时排除金银流通，不过白银使用禁令经常出现反复，在执行上并不彻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八年（1375年）为了使宝钞能够顺利流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斩”。但朝廷对白银使用的态度却时有松动。《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九年（1386年）、三十年（1397年）都有用轻便高价的绢、布、金、银折合缴纳实物田赋的记载。白银在赋税上的使用，客观上增强了白银的货币属性。当大明宝钞迅速贬值之后，虽然朝廷三令五申禁银，但民间用银已不可遏。选择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不仅符合货币发展由贱金属向贵金属演变的一般规律，从当时人们的感受上看，用银也存在科学性、合理性。明朝王世贞曾著述：“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用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杂易伪，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浥烂，是以白金（白银，错注）之为币长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货币使用的感受，认为白银最适合当时的流通使用。

明正统元年（1436年）因宝钞流通停滞，朝廷实施以田赋折银为主要内容的赋税改革，正式取消用银禁令。此时民间已广泛使用白银交易和计价。正统元年，将江南漕粮400万石改折100万两白银，史称“金花银”，并于正统七年建立了专门贮银的太仓库。金花银的征收，是国家第一次将赋税征银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应该说这一变化也促进了货币白银化，此后银禁出现松动，白银正大光明地通行于市场。①傅衣凌先生曾对中国社科院收藏的从明洪武到弘治年间（1368—1505年）徽州祁门有关土地买卖的契约进行过研究，根据收集的土地交易所使用的通货统计，从正统至弘治年间（1436—1505年），白银的使用逐渐占据绝对优势。而当时政府明令用作流通的宝钞和铜钱，在上述地契中根本就没使用过。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规定，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的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这一政策是在银荒的背景下出台的，本意是朝廷对白银在流通领域的普遍行使采取的限制法令，但却也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等于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是合法货币，并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②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一条鞭法”，规定各种田赋、徭役全部折银征收，标志着白银税收体系建立，最终确立了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白银正式成为明代流通货币的主体。自此，中国形成了以银为主、钱为辅的银钱兼行的货币制度，也彻底将宝钞排除出流通领域。至清代，中国仍然保持着银钱兼行的货币体系。

三、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货币流通的影响

白银货币化，在消除大明宝钞通货膨胀影响、促进货币经济发展、增加民间财富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社会福利外流、贫富分化和中央铸币权丧失等负面影响。

（一）正面影响

1． 海外白银流入满足了中国的白银需求。

随着白银使用范围的扩大，货币功能不断健全，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白银需求，其表现为社会上下均出现的银荒现象。此时，大帆船贸易中白银的流入，解决了中国一度出现的银荒问题。西班牙人德·康蒙估计，从1565年到1820年的255年间，约有4亿墨西哥银元运到马尼拉，其中有一半流入中国。通过大帆船贸易从美洲输入的银元等于中国原有储银量的1/6。

一方面，国家银库入不敷出的问题得以解决。隆庆元年（1567年）年底，户部尚书马森奏称：太仓现存银1304652两，而岁支官俸银为1350000多两。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于隆庆初年的许多奏疏中清晰可见。实际上，嘉靖以后明朝太仓银库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①从学者万明统计的“嘉靖至万历初年太仓银岁出入数相互对列表”中可以看出，明朝财政的拮据状态在隆庆五年（1571年）有了根本的转变，而这一年恰恰是美洲白银大量输出开始的那年。明朝国库的白银，即便按国产量最高年份计算，矿课只占13%, 87%是靠田赋和工商海关税收所得，而这些税银又是东南沿海从海外输入的。②白银的输入使港口税收也骤增，如开放海禁的漳州月港，在万历三年（1575年）开始征收商税时不过6000两，万历十一年（1583年）已达2万多两，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饷银溢至2.9万两，此后每年商税收入均在3万两左右，成为朝廷的一笔重要收入。

表1 嘉靖至万历初年太仓银库岁出入数相互对照列表③

续表

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流入，也缓解了中国市场上一度出现的银荒现象。通过后文的“明代米价表”可以看出，15世纪前半期银荒所导致的米价下跌，在15世纪后半期已经基本恢复，说明海外白银的流入对缓解银荒、恢复物价作用明显。

表2 明朝米价表①

2． 加速了银本位制度的确立，切断恶性通货膨胀之路。

由于白银是一种稀缺的贵金属矿产，其产量和总量相对有限，作为本位币则约束了朝廷滥发货币的权力，切断了历史上封建王朝通过铸行大钱、减重发行小钱和超发纸币，攫取通货膨胀税的渠道。白银货币化使物价相比宝钞时期更为稳定。从“明代米价表”中可以看出，以白银来计算的米价长期价格结构非常稳定，250年间以白银计价的米价，年均通货膨胀率仅约0.25%。

3． 促进明代货币贸易的发展。

白银因体积小价值大、易于分割熔铸、便于携带等自然特性，利于远距离贸易和大宗交易，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促进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白银的流入，加深了社会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推进了明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白银在赋税上的日益广泛使用，改变了既往的实物地租、实物赋税以及大规模劳役征发制度，减弱了民间社会对土地和政治权力的依附关系，民众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白银作为当时的世界货币，中国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使市场超越了国界，实现了世界性的扩展。

（二）负面影响

1． 白银来源依赖进口，货币化成本巨大。

首先，由于中国银矿资源稀少，中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白银来满足货币数量的需求。近代之前中国勘探出的银矿资源一直较为稀缺，且矿石品位不高，含银量多在1%以下，与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的50%、西班牙银矿含银量的25%无法同日而语。据有关资料显示，到明清之际中国年产白银仅10万～20万两，在世界白银总产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①而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 17世纪末波托西银矿日渐枯竭，墨西哥银矿开始取而代之，其产量在18世纪增长了约5倍，到1789年占世界产量的5/8以上。虽然说中国货币本位制度向贵金属转变是历史的必经阶段，但中国为白银货币化付出了巨大成本也是客观存在的，当时中国具有单向出口的特点，进口的基本上是白银。①大量中国商品以低廉的价格出口，换回的只是一些貌似值钱的白银，导致社会福利的外流。

其次，当时国际上白银价格的长期趋势是下跌的，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国际储备贬值的问题。20世纪初，西方国家逐步放弃银本位，改用金本位，国际市场纷纷出售白银，导致白银价格不断下跌。据统计，金银比价从1920年的1∶15，直线下降到1932年的1∶73，大量廉价白银倾销到中国，让仍然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饱受其害。②

此外，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也存在成色不足的问题，张燮《东西洋考》中的记载说明了银元存在重量大小、成色的问题。这种情况至晚清时期变得尤为严重，外国商人往往以九成、甚至七八成的银元换取中国十成银锭。

2． 货币供应易受海外市场影响，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

明清时期（1550—1800年），为获取白银，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中国经济也逐渐被纳入国际白银资本体系，货币政策受国际银价变动影响日益加深。由于国内白银无法自给自足，明朝的白银来源严重依赖海外进口，朝廷完全丧失了对信用和货币的控制，金融命脉受制于人，反映在包括银荒问题困扰经济发展以及“银钱比价”不断波动等方面。崇祯年间（1628—1644年），马尼拉和日本两条白银输入通道相继中断，更是将明朝推向通货紧缩的泥潭，经济危机由此爆发，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也由此拉开了明朝覆灭的序幕。③

3． 银两使用方式落后，交易成本增加。

明代至清末前，白银虽然已经事实上成为中国的本位币，但中国却始终没有铸行标准统一的白银法定货币，而是长期使用银两制，即日常使用的白银以两为基本单位。银两是一种秤量货币，形状与重量皆无一定规范，因此在交易过程中，鉴别、秤量、分割银子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无疑增加了交易程序，同时也给商业贸易中的欺骗行为和民间伪造货币提供了空隙。直到1933年民国政府“废两改银”改革实施，所有公私款项的收支、所订立的契约票据和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元，不再使用银两。①

银两缺乏铸币的精确性，成色和重量均得不到国家法律保障，交易成本增加。人们通常根据形状、整碎和使用情况将白银分成三种：其一为碎银，即一两以下的散碎银子，形状与重量皆无一定规范，有滴珠、福珠等名称；其二为银锭；其三为银元，是从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币，主要流通于闽广地区。在商业活动中商人都是随身携带着天平或银秤。顾炎武曾记，在福建地区“虽穷乡亦有银秤”。赋税缴纳中，白银同样需要经过称量，官方术语一般称作“称兑”。②交易时，人们其实很难一次就准确凿下所需要的重量，其中的麻烦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每凿一次，白银的损耗也是难以避免的。

反观当时的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统一的铸币制度，由国家专门的铸币厂负责铸造，并收取一定的铸造费用。如最早流入中国的西班牙十字银币，从菲利普二世时期（1556—1598年）开始在墨西哥铸造，面值有8R（即8里尔，相当于1比索）、4R、2R、1R、1/2R五种，采用快速的打制方法，加盖徽章、面值、造币厂和验银师等戳记，保证每枚银币重量和成色标准统一。这样货币的发行权控制在国家手里，保证了流通货币形式、质量等的统一性，便于商业贸易和国家赋税的征收操作，降低了货币的流通成本，同时也大大减少了货币伪造的机会。

4． 货币发行权丧失，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权力严重削弱。

货币是调控社会经济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中国自古便在“先王铸币”的旗帜下对铸币权加以垄断，历朝历代都将铸钱作为重要的“利权所在”。而明朝白银成为本位币，货币发行数量受海外输入和银矿开采量限制，等于朝廷放弃了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使其失去了通过发行货币调整不同社会阶层资源分配的能力，也失去了通过发行货币获得财政收入的渠道。当时，国内白银主要在民间富裕商人手中，政府对白银的掌控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明代中兴经济名臣靳学颜（1517—1575年）坚决反对“用银而废钱”，他提出，货币控制权旁落，不利于中央政府货币的发行、调控积聚财富和控制货币流通。他特别提出，如果将白银作为主体货币，由于白银主要在民间富商巨贾手中，中央朝廷的财力弱小，民间白银的占有量超过中央，会给朝廷带来威胁，故提出稳定和扩大铜钱使用的主张①，让国家掌握货币这个“驭富之权”。

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朝廷还能获得一定的铸币收入。如北宋钱引发行初期数量固定，每界均为1256340贯②；到南宋，为应付军费开支，开始年年增加钱引印制，由宋绍兴（1131—1162年）初的100余万贯增加到后来的2000余万贯，但宋朝通过扩大纸币的法偿能力和按时收兑等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使钱引在大部分时期保持了币值稳定，成为宋代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种纸币，跨越两宋使用长达140多年。③

5． 获取白银难易度不同，加大社会阶层财富差距。

白银系自然矿藏，农民、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物品一般是本色实物，如粮食、桑丝、手工产品等，而非白银。明代朝廷规定赋税征收采取征银形式，“农民无所得银，地产率贱贸”的情况频频出现。对农民而言，不仅赋税征收之时被迫贱价出售农产品是常有的，即使在丰年也会因谷或米价低贱出售农产品。内阁大学士徐阶在一封书函内也说：“漕粮折银，此意本欲为民便。不知适遇米贱之时，又在征纳之后，乃更为扰。”①明末顾炎武《钱粮论》中描述了他在关中地区亲身经历的情景：“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山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他认为以金银为货币之说，最早是在五代，而到宋仁宗景佑二年始诏岁输白银，地点也仅限于福建和两广，这是因为这些地方坑冶多而海舶利。并且，白银更易于被富人所获得。嘉靖年间曾建议改革金融制度的靳学颜，在其所著的《讲求财用疏》中提到“银独行，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贵则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而豪右者又乘其贱而收之，时其贵而粜之，银之积在豪右者愈厚，而银之行于天下者愈少”。

6． 拜金主义影响下的白银窖藏问题。

巨大的白银流入量在中国没有产生通货膨胀，直接原因是大量海外白银流入后便退出流通领域，出现白银窖藏现象。据彭信威估计，至明朝结束时民间窖藏的白银就达2.5亿两之多。白银窖藏现象有三方面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宝钞崩坏强化了白银财富观念。由于明初朝廷滥用货币发行权，通过使宝钞通货膨胀攫取社会财富，导致宝钞制度迅速崩坏。民间出于财富安全的考虑，迫切需要将宝钞换成白银，而产生巨大的白银需求，即银荒现象。这一过程也强化了白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象征财富的观念。明末徐光启说：“唐、宋之所谓财者，络钱耳，今世之所谓财者，银耳。”其次，海外流入的白银，大量掌握在少数富商的手中，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富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当时的中国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白银储备。众多原因叠加，中国形成了一种白银偏好陷阱。再者，明清两朝实行的银钱平行本位制度，白银以重量计价是足值的，而铜钱由政府信用和法令支持其流通，但在当时政府似乎并不想努力去维护本不足值的铜钱的流通信用，反而有通过让铜钱贬值而获利的倾向。这种情况下，白银和铜钱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人们自然会产生窖藏白银的倾向。

四、反思与启示

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在于消除以逻辑替代历史，通过回望过去启迪未来。500多年的“白银时代”在中国货币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视角，深刻理解我国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对启发当前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货币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

当人类形成社会分工，商品交易日益普遍，部分商品独立出来成为一般等价物，最初为实物货币，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货币沿着贱金属货币、贵金属货币、信用货币的脉络不断发展。古代中国货币制度在铜本位之后，由于贵金属数量不足以承担作为流通货币的需要，因而未经金银等贵金属货币阶段，直接跨入纸币信用本位。中国纸币最早是作为铜铁钱的符号和替身，发行准备金（钞本）是铜铁钱等贱金属货币。之后也逐渐向生丝、白银等贵重商品或贵金属货币发展。明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货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在明永乐、宣德时的许多文献记载中，都说明了当时仓库中的粮食堆积，以致腐烂不可食。此时，民间白银流通数量日益增加，先有“民以为便”，后有统治者加入了这一过程，朝廷赋税开始征收白银货币，白银货币化在明代得以实现。

马克思指出：“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可以说，货币制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包括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货币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适宜的货币制度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反之则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货币制度始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演变，这是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货币本位的选择应避免本国资源禀赋劣势

白银作为自然矿藏，在全球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各国间白银自然禀赋不同，而近代以前中国恰好处于白银自然禀赋的劣势，当时中国产银量有限，因而在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中，中国依靠进口白银来满足货币需求，必然需要比产银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白银对中国而言，具有三种角色：它既是被出口到中国的一种商品，又是一种当时被普遍用于国际支付的外汇，还是流通于中国国内的本位货币。这带来一个具有隐蔽性的问题：白银似乎是一种国际通行的价值尺度，但由于中国国内的银价远高于欧洲各国，等量白银所包含的劳动量是不同的，由此会带来定价不公的问题。①但明代中国的统治者显然不具备全球视野，对于全球白银资源分布不均所带来的影响认识不足，也没有掌握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知仅停留在财富层面，因而未能及时在白银货币化后集中货币发行权，也未能切断国内货币受海外白银供应的影响，进而遏制民间白银的过度窖藏。虽然历史学界大多观点认为，白银货币化是中国货币制度无法逾越的阶段，但是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仍然不能不对中国为白银货币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感叹。

（三）货币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市场具有自发筛选货币的能力

货币是社会商品交换的媒介，其公共性和社会性显而易见。货币的首要功能是价值尺度和交易手段，体现社会交换和社会财富的关系，而作为货币的载体，不管是铜铁、金银或者纸张，本身的价值往往退居非常次要的位置。历史证明，只要管理得当，纸币也是可以流通的。宋元时期，交子、钱引、会子、交钞、元钞等纸币流通近400年。在正确的政策下，纸币由中央政府发行，因而信誉良好、标准统一、防伪措施得当，受到市场欢迎并广泛流通，其轻便易于交易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出现民间用钞而不用钱的现象并不奇怪。反之，如果官方货币管理不善，市场将通过自身机制寻找出替代货币。就如明初，宝钞的迅速贬值，破坏了货币的价值媒介功能。此时，市场在否决朝廷纸币发行权的同时，靠自身金属价值就能流通并且童叟无欺的白银与旧钱，最终以市场认可的方式，成为了通行的货币。货币白银兴起并逆袭成为主币，“统治”中国货币流通长达500年。

当今，现代国家基本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发行本位货币，并垄断货币发行权。然而，信用货币仍然同样面临和以往纸币一样的超发风险。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世界黄金总消费量是4212.2吨，其中工业需求仅占7.85%; 2016年我国黄金消费量为975.38吨，其中工业用途75.38吨，仅占7.73%。可见，大量黄金被消费主要是由于黄金仍然具有的货币性，能够成为财富贮藏手段。由此可知，时至今日，信用货币与黄金仍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2009年出现的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比特币，发展至今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部分国家甚至已经认可其货币地位。它的诞生，正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背景下，其吸引人的一大制度安排就是通过控制发行数量和发行速度，抑制通货膨胀。虽然从货币的基本功能上看，比特币无法称之为货币，但从它的诞生和发展路径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市场在通货膨胀的经济趋势下，寻找替代货币的动力。

综上，人民银行更应当严格限制货币超发，尊重货币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杜绝以财政为目的的货币发行，才能避免被市场自发选择货币所替代的风险，从而使统一的货币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四）货币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明清两朝放弃垄断铸币权值得反思

《管子》的货币观点认为：“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历史上，政府通过垄断货币发行，不仅财政权力得以增强，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和调控能力也得到增强。而明代白银货币化，朝廷失去了通过货币管理社会这一重要手段。白银这种自然矿藏由于来源渠道有限，货币供应弹性不足，自然无法根据社会生产情况调节货币数量，因此银荒问题一直困扰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白银是一种自然资源，社会各阶层获得白银的难易程度不同，更容易被富人囤积和控制，由此加剧财富分配不公。假设当时朝廷能够垄断货币权并发行纸币，那么上述这些问题将可能得到极大缓解。遗憾的是，封建王朝往往不能很好地控制纸币超发的冲动，缺乏现代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货币理论和宏观思维，以至于纸币制度崩坏在宋元时期不断重演，明初更是将没有准备金的纸币作为法定货币超额发行，致使纸币迅速贬值，而后被民间硬通货白银完全替代，彻底被排斥出流通领域，中国的货币制度退回金属货币时代。

在历史上，一个国家是否掌握货币发行权，决定政权的命运。明末，在起义军进攻北京时，朝廷却无“银”备战。由于没有铸币权，崇祯皇帝只能下令变卖了很多御用之物，包括自己吃的人参；他还放下天子的尊严向大臣们借钱，但除了几个太监慷慨“捐款”外，大部分官员都表示自己很穷。城破，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部进入北京，通过“酷索”的办法向侯门、宦官、百官、商贾搜钱，短时间里居然得到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朝廷20年的财政收入。反观三国时蜀汉、孙吴都很弱小，经济更加脆弱，但通过铸大钱大泉五百、大泉当千，指定铜钱的面值实行通货膨胀，渡过难关。宋代，朝廷多次通过纸币贬值筹集军需，为抵抗北方侵袭赢得了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明朝能够掌握铸币权，或许可以像三国鼎立时蜀汉、孙吴和宋朝一样，通过铸币权的启动，为内部革新和军事斗争赢得时间。①

（五）以历史的视角，全面审视外汇储备的经济内涵

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是虚幻的，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财富所包含的是实质产出，而货币仅是交易媒介，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大量白银流入并没有使中国获得相应的社会福利，也没有使中国国力真正强大。正如万志英所说：“外国白银注入中国，没有引起西班牙那样的国内物价增长，也没有产生过剩的货币，以用来购买国外的货物。”

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中国，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但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只是一些貌似值钱的白银，这些白银被少数人囤积起来，既没有转化为投资也没有转化为内需，反而成为包袱和累赘。在大帆船贸易终止后，随着鸦片输入，外侮日亟，作为贸易盈亏的白银大批外流，仅1830至1834年间，英商自广州运出白银达2061万西班牙银元，闽、江、浙、津、鲁各海口合亦达数千万两白银。自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陷入了持续的入超，因此也出现了持续性白银外流，仅清末对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战争赔款也足以抵消明清两代28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日本近300多年为购买中国商品支付大约2亿两白银，也只相当于他们通过甲午一场战争向中国勒索的赔款。①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持有国。至2010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24470.84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一位。2014年6月底达到历史最高峰39932亿美元。2017年1月，经过连续七个月下滑，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29982.04亿美元，自2017年2月以来首次低于3万亿美元。到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均维持在3万美元以上，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这从整体上说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体现，但同时也对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现今我们已经有了完备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实践，但逻辑无法替代历史和现实，以史为鉴才能修正理论与逻辑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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