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红利：智能经济的来临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说：“计算机时代的踪影无处不在，唯独没有体现在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显然，罗伯特·索洛对通过技术进步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持怀疑态度。人们对罗伯特提出的这种观点存在不少争议，由于新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比较复杂，所以一些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用经济增长率来表明这种关系。他们认为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促进作用。

一、技术的本质：重塑未来经济社会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蔡跃洲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数字经济呈现超高速发展。1993—2016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长了17.5%，远超同期GDP增速9.5%。同时，数字经济呈现以下结构性特征，如图1-4所示。

（1）数字部门的年均增速达14.8%，而渗透性产业数字化增速达24.1%，这说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渗透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2）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具有滞后性，通常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就有人质疑过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他们认为新技术并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3）新技术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社会和政府对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推进新技术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对带动经济增长和提升民众福利具有重要作用。

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在《技术的本质》中指出：“技术的增长有内生性，会逐渐生长出新的内容。”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大停滞》中指出：“近几十年的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毫无疑问，技术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定程度的滞后。

新基建是一种对技术的高强度投资，这种高强度投资可以将很多技术成果连接起来，形成新的重要技术成果。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对大量技术成果进行高强度投资，使这些技术成果实现了从军用到民用的转化。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在对技术研发进行高强度投资之后，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上一流的科技强国。综观这些技术高强度投资的成功案例，我们应该对技术发展保持足够的信心。

二、新基建浪潮下的智能经济

新基建的着眼点在于“新”，这就意味着要避免传统村镇式的重复建设。传统基建致力于大建筑、大设施建设，而新基建与之不同，它不是对传统基建方式方法的复制，不会导致资源过剩。在新基建的推进过程中，要根据各地区的人口特征制订相应的投资计划，要将5G、智能化、轨道交通、新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在人口流入地区。

目前，要解决我国工业企业整体信息化水平不高这一问题，就要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这就需要扩大信息化与智能化投资规模，同时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相应的激励政策。

新基建要朝着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打造高水平数字经济产业链；二是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三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见图1-5）。新基建要以5G建设为抓手，不断扩大网络覆盖面，努力提升网络供给能力，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打造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数字化网络空间，实现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高质量网络服务。

新基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能通过弥补乡村振兴、智慧城市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不足，打造数字乡村、智慧城市和智能社会，从而实现网络强国的目标。新基建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出发，逐步扩展到数字产业应用打造，最终形成“网络+数字+智能+融合”的现代化产业链条。在未来社会中，5G、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将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并会像水和空气一样滋养人类，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