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从勋伯格的调性革命开始

西方二十世纪音乐（这里所讨论的是代表二十世纪艺术音乐发展主流的一切反传统音乐）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来自于二十世纪初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作曲家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几百年音乐传统观念和创作原则进行根本性突破的决心。其突破的路径是，先拿掉传统音乐最重要的“堡垒”——调性，再对节奏、音色、织体等音乐要素的功能作用逐一重新定位，最后建立起一种在本质上与传统音乐割断联系的“新音乐”，即二十世纪音乐。用“反叛”一词来概括这一批作曲家的行为特征是非常贴切的，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根本性突破”，打破了以往各时期更替时常见的“渐变”模式。众所周知，在西方音乐史中，每个特定的风格时期（目前通常划分为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浪漫和二十世纪这六个断代）都是由于前后时期在音乐的思想观念和处理方式上发生了转变后而形成，这种转变通常是渐变的，因为构成音乐的核心条件（即调性）并未被废除。然而，相对于所有这些不同的时期而言，促使二十世纪音乐时期形成的转变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具颠覆性质。如果说，之前各时期的更替多表现为一种常见的“变革”模式的话，那么，二十世纪音乐时期的确立，则是通过“革命”这一模式而实现的。

所谓变革，在这里指的是改良、革新。具体来讲，这种变革就是对音乐的思想观念和处理方式不做触及其根本的改变，这正是二十世纪音乐之前各时期更替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这些时期转变的过程中，音乐的本质从未被改变，而是在沿用以往一贯做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和革新，以适应新的需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表现在对调式调性的始终保留上。而所谓“革命”，则是指从根本上进行改变，它不仅涉及对调中心地位的废除，还包括对音乐的定义、功能、创作过程、表演方式以及接受形式等诸方面的重大改变。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革命，原因当然很复杂，如果只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些原因，那就是“Endingis Better than Mending”（意为“终结比修补强”）。[4]这是《剑桥二十世纪音乐》在论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音乐上发生变化时所引用的一句口号，它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作曲家们为什么要对传统选择革命的原因。

二十世纪音乐正是在这样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诞生的，并且也正是以此而得以确立其作为一种新的音乐发展时期的。换句话说，无论我们今天以何种方式来划分西方音乐发展的历史，二十世纪音乐都会以其独特的性格从历史的连续发展中被划分出来。比如，当我们以音乐的组织逻辑来观照从古到今的音乐发展阶段时，或许就可以把西方音乐发展的历史按“前调性音乐”（Pre-tonality，出现在巴洛克之前），“调性音乐”（Tonality，自巴洛克至浪漫主义时期）和“后调性音乐”（Post-tonality，自单一调中心瓦解后）划分成三个时期，二十世纪音乐的独特性在这里一目了然，这种划分虽然并不一定全面，但却抓住了音乐语言的核心差异。[5]

由于二十世纪音乐自身显现出的不同更替方式和反叛性质，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出现，那就是，以精确的时间点（即1900年）作为这一时期的开端，显然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二十世纪音乐语言方式的改变并不正好发生在1900年（实际发生在1900年过后）。那么我们究竟应如何确定二十世纪音乐这一时期的时间起点呢？其实，只要我们稍微对目前大家所公认的六个断代史的名称做一个简单的观察，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所有时期的划分其实都不是以某个准确的时间点为依据的。如中世纪音乐，作为一个历史断代，中世纪（the Middle Ages）虽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指的是西方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整一个时代（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时间的起讫点并不确定。文艺复兴（Renaissance，约1430—1600）、巴洛克（Baroque，约1600—1750）、古典（Classical，约1750—1827）、浪漫（Romantic，约1827—1908）等各时期则完全不用时间命名，以致它们的开始与结束的具体时间点有更大的伸缩空间。从这些名称的使用上反映出一个道理，即，是音乐语言的风格变化，而不是时间，决定了各个时期的形成和划分。因此，二十世纪音乐不以二十世纪进入的时间即1900年算起，也是有据可循的。对于二十世纪音乐从何时算起，一些相关论著都把1907—1908年作为一个时间界限，来分隔浪漫主义音乐与二十世纪音乐这两个时期。如德国著名音乐学家施图肯什密特就把勋伯格的声乐套曲《空中花园之篇》看作是从浪漫主义时期跨入二十世纪音乐的一部转折性作品，在论及这部套曲的第13首《你靠着一株银柳》时他这样说：“它是勋伯格第一部不用任何调性的作品。在这组歌的其他歌曲中，几世纪以来所奉行的调性原则也被中断了。欧洲音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6]也就是说，自勋伯格的调性革命始，才真正启动了西方二十世纪音乐发展的进程。不过，这样一来，“二十世纪音乐”又成了一个音乐风格的指称了，这与其所代表的具体时间界限的矛盾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呢？而且，当下一个音乐史断代出现的时候，我们又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来加以确定呢？这一点在本文结束时或许才会得到明确的答案。

由于勋伯格调性革命的重大意义，使他成为了一位推动西方二十世纪音乐发展的旗帜性人物。为了解决调性缺失后如何使音乐作品获得逻辑性的问题，勋伯格创造出一套不同于传统的作曲方法，即十二音序列作曲法，这是他对西方音乐发展所作出的一个特殊贡献，改变了数百年来音乐所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勋伯格被当作最具反叛精神的二十世纪作曲家是当之无愧的。不过，这里需要作出一点说明的是，勋伯格创造十二音序列写作方法的本意或许并不是真要反传统，因为在摩根的《二十世纪音乐》第九章中写有这样一段文字：“1921年，勋伯格对他的一个学生私下透露，他有一个发现，这能‘确保德国音乐在下一个世纪中保持优势地位’。这个发现就是十二音体系，他认为，这种体系可以通过与二十世纪音乐发展所走过的道路相一致的方式，让传统的音乐价值得以延续。”[7]除此之外，勋伯格本人并不赞成无调性这一提法。然而，勋伯格对传统的那份熟知和尊敬固然为世人所了解，但这种深厚感情并不能改变他的音乐反传统的事实。

尽管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并不喜欢听勋伯格的音乐，但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他是二十世纪现代音乐的一位伟大的创始者，他在改变西方音乐历史的进程方面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意义上看，他对西方音乐传统的反叛是具有建设性和进步意义的。正是在他这种反叛精神的引领下，才催生了那么多在二十世纪音乐发展中起重要推动作用的后继者。如贝尔格、韦伯恩、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施托克豪森、布列兹、诺诺、利盖蒂、彭德雷茨基等等，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在自己感兴趣的创作领域，进行了对音乐传统不同层面的反叛并做出成绩，从而推动着二十世纪音乐不断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