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CHAPTER 1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文化沿着北方的草原之路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北方，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欧亚之路。公元前1200年，黑海以北俄罗斯草原上的辛梅里安人创造了青铜文明；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间，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在俄罗斯草原上形成了斯基泰艺术，并过渡到铁器时代；公元前3世纪，入侵俄罗斯草原的萨尔马特人形成了萨尔马特艺术，创造了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公元前3世纪后期，活动于鄂尔浑河上游山区的匈奴人带来了“鄂尔多斯艺术”；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统治着外蒙古的柔然人创造了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欧亚草原的早期历史。

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北方的草原之路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欧亚之路。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从西伯利亚沿着这条路传入中国北方，其文化遗址在宁夏的水洞沟黄土坡和榆林西南部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均有发现。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和河北省都有出土的马格德林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的代表物。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的草原之路把俄罗斯中部的石梳形陶器带到了中国；公元前20世纪初期，源于基辅（位于乌克兰中北部）附近的特里波利耶的一种饰有螺旋纹的陶器沿此路传入中国，于公元前1700年在河南仰韶村发展起来，在甘肃半山地区也颇为盛行。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西西伯利亚青铜器技术，不久后也传至中国。

一种独创的、日益风格化的动物艺术，成为了草原古代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它是游牧民用于装饰马具和装备的一种奢侈品。其代表作是出土于库班（今外蒙古乌兰巴托）的迈科普墓地的金银合金花瓶和一些反映亚述—巴比伦风格的纯金银动物形象。这些艺术品的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与米诺安中期文化（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同时。这种文化影响至6世纪左右，克勒姆斯青铜斧就是很好的证明。

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起，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开始有印欧种的辛梅里安人居住。他们普遍被当作是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也许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第聂伯河流域和库班等地，发掘出大量的考古文物，其中有博罗季诺珍品、含青铜镰刀在内的斯特科夫珍品、尼科拉耶夫的青铜铸器、阿布拉莫威卡的青铜镰刀、金片和纯银的斯特拉米斯托夫卡雅公牛像等。著名的考古学家塔尔格伦认为，这些古物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属于辛梅里安人。而南俄地区的所有这类艺术品，都和甘扎—卡拉巴克赫地区的外高加索文化相关联。在甘扎—卡拉巴克赫，人们发现了饰有几何纹动物图案的青铜纽扣。另外，辛梅里安人还和塔里锡文化有联系，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塔里锡的青铜文明达到繁荣。

从出土的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的波克（菲律宾城市）罗夫斯克木棺，可以推测出辛梅里安的青铜文明是经由伏尔加河传至乌拉尔山区和突厥斯坦的。出土于下诺夫哥罗德（位于伏尔加河流域）附近的色玛的一些珍贵文物，尤其是带孔战斧，则让我们了解到处于低级阶段的铜器和青铜器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则从哈萨克地区传到了米努辛斯克，最后由卡拉苏克文化延续下来。这应该是最早的西伯利亚青铜时代，该时期产生了带孔的斧子、扁平的匕首、色玛式的矛头和带有几何图案的装饰物。高加索的动物艺术对它毫无影响。靠北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文明程度相对滞后，在很久以后才产生出铜石并用的艺术。

在公元前1150年至前950年间，辛梅里安文化继续向黑海北岸传播。诺沃格里格鲁夫斯克带孔的青铜斧和布格河畔的尼古拉耶夫的青铜时代都展示了其传播进程。还有捷列克草原上科本的纯青铜时代和格鲁吉亚的勒尔瓦尔文化极为相似，后者产生了一些饰有奇特人物和动物形象的青铜带，其形象呈几何图形，有耕作和打猎的场面，它们都是辛梅里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公元前900年至前750年，辛梅里安文化进入最后阶段。加利西亚地区的米海洛夫卡文物时期的金王冠，反映出辛梅里安文化与高加索文化和哈尔希塔特文化有相似之处。此后，辛梅里安的青铜文化相继流传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公元前900年至前700年间，高加索文化和哈尔希塔特文化超越辛梅里安文化进入铁器时代，而辛梅里安文化仍然停留在青铜器时代。但在辛梅里安文化晚期，地层中曾发现了哈尔希塔特的铁刀，表明这几种文化在当时是相互交融的。

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

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间，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掠夺了辛梅里安人所生活的南俄罗斯草原。“斯基泰”是希腊人给予他们的称谓。他们是今俄罗斯属突厥斯坦草原上最早的北伊朗游牧民族，也因此免受了亚述—巴比伦文明的影响。在库尔奥巴和沃罗涅什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仍保留着斯基泰人的生动形象：他们穿着束腰上衣和大裤子，戴着护耳尖顶帽，蓄着胡须，骏马时刻相伴，弓箭随身携带，驾着可以迁徙的篷车，随季节四处漂泊，大篷车载着他们的妻室儿女、财产和装饰品。这些装饰品的需求催生了斯基泰文化，并决定了它的形式和走向。斯基泰人在俄罗斯草原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

虽然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和突厥—蒙古种匈奴人非常相似，比如弓箭手的服装和殉葬的风俗等，但今天的语言学家却认为，他们属于印欧家族的伊朗人，是印—伊种或雅利安种。在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间，他们从图尔盖河和乌拉尔河进入南俄罗斯草原，把在此居住了500年之久的辛梅里安人赶出了家园。一部分辛梅里安人逃亡到了匈牙利，并留下了不少文物，其余的则逃入小亚细亚，并于几十年后（约公元前630年）最终到达彭蒂斯。一些斯基泰人仍然不依不饶地追击他们，不过据希罗多德记述，他们走错了路，从打耳班关隘穿过高加索，与强大的亚述帝国军队狭路相逢。公元前678年，斯基泰王伊斯卡帕向亚述帝国发起进攻，但最终失败。而另一位斯基泰王巴塔图亚为了联手打击辛梅里安人，则和亚述帝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公元前638年，斯基泰军队和亚述帝国军队协同作战，彻底击败了最后一批辛梅里安人。公元前628年，亚述帝国遭受米底（古伊朗王国）的侵犯，应亚述国王的要求，斯基泰王巴塔图亚的儿子马代斯征服了米底。不久，米底人奋起反抗，杀死了斯基泰人的首领们，使其余部不得不穿过高加索退回到南俄罗斯。

斯基泰人入侵西亚的70年，标志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第一次进入南方古文明地区。

波斯人取代亚述人、巴比伦人、米底人成为西亚的主人以后，为了维护定居地伊朗的安全，一直对外来入侵严加防范和对抗。波斯皇帝居鲁士（波斯帝国的缔造者）领导的最后一次战争，便是对斯基泰人发起的。由于一直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大流士统治时期，希望以建立“泛伊朗联盟”来同化斯基泰人，可斯基泰人丝毫未受到影响，而是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平静地生活了300多年。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远征，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至少使得西亚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免受北方游牧部落的骚扰。

从斯基泰文化影响的逐步扩大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他们占领俄罗斯的进程。公元前700年至前550年间，其文化中心在东南方的库班地区和塔曼半岛，该时期的文物是零散分布的。直到公元前550年至前450年间，其文物才大量涌现在今乌克兰地区，且在公元前350年至前250年间达到顶峰。这些文物的分布显示，其疆域西至基辅南部的沃罗涅什地区，东北沿伏尔加河直到萨拉托夫。

南俄罗斯的斯基泰人也许只是一支曾对辛梅里安下层实施统治的贵族。而居住在斯基泰北部的，或许是一些与辛梅里安下层混杂的野蛮的非斯基泰游牧民族，考古学家称之为安德罗法吉人，他们可能属于芬兰—乌戈尔种。他们都曾加入斯基泰人反抗大流士的入侵战争。这些斯基泰北部所流传下来的文化遗迹，都只是一些简单的几何纹图案，毫无斯基泰文化的动物形象风格。

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大举入侵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和米底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斯基泰人和亚述人是亲密的盟友，这一关系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他们之间的交流，对草原文化史的发展极其重要。该时期的斯基泰人从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当然，不能说哈尔希塔特的铁器技术文化对初期的斯基泰文化毫无影响，但后者确实更多地受到了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即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影响，从库班出土的克勒姆斯铁合金铸的斧子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该斧子上的一对长着大弯角的野山羊和一群美丽的鹿的描绘手法，采用的是类似于亚述动物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手法，而装饰手法却是典型的斯基泰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兴起，可以被看作是斯基泰人把亚述的自然主义艺术转向为以装饰为目的的实用主义艺术。在科斯特罗玛斯卡雅墓里的金鹿上，这种艺术似乎有了它固定的形式——鹿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可以肯定，这种艺术在公元前6世纪的库班就已经出现。

几个世纪以来，草原美学以这种固定的形式长存于南俄罗斯草原，并向东发展着，最终流传到蒙古和中国。从最初的状态可见，这种艺术呈现出了两种趋势：一种是自然主义倾向——从亚述和希腊文化中汲取养分；一种是装饰艺术倾向，它影响前者朝着纯装饰的方向发展。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可以诠释这种艺术倾向——居无定所、四处游牧的他们，对现实主义的雕塑及绘画等都不可能有多么深刻和全面的了解，因此也只有在个人服饰和用品上加些修饰。他们的所有饰品都经过程式化的处理，或纹章学的处理——他们一贯采用规则的几何图形风格来制作动物形象。从该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我们能够看到弯曲状和螺旋形的鹿角、马鬃、猫爪，甚至还有像蜗牛的外壳一样蜷曲着的马的上唇。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风格显然已被装饰艺术所取代。

图为斯基泰人制作的金饰，图中的鹿以优美的姿势跪卧着，昂起的头部与身体形成一条优美的向上的弧线，鹿角则被制作成抽象的卷曲波浪形，富有装饰性。而在鹿的身体上，还装饰着另外三个动物，似乎是一只鹰和两只兔子，这三只动物的形象更倾向于自然主义风格。

由此，草原民族的艺术与邻近定居民族的艺术有了鲜明的对比：斯基泰艺术和亚述阿赫门尼德朝艺术相对；匈奴艺术和中国汉朝艺术相对。但在对狩猎和动物搏斗的场景描述方面，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定居民族多在简单虚构的背景中，以快速敏捷、刻画简单的风格加以描绘；而草原民族所表现的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却颇为戏剧：缺肢少翅的鸟、被庞大动物捕捉到的鹿与马等，这些牺牲者的身体普遍都是蜷成圆形的。

这种有着固定形式的草原艺术，在辽阔的草原地带参差不齐地分布着。安纳尼诺文化也同样受到了斯基泰草原艺术的些许影响，其局部采用了后者的动物艺术风格——身体皆呈蜷曲状，但其装饰则以几何图案为主。而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青铜文化的繁盛时期，作为努辛斯克重要的金属加工中心的阿尔泰地区，仍然生产着一种饰有纯几何图形的有孔手斧。但是在受了斯基泰艺术的影响之后，该地区也出现了质朴简单的青铜动物像。随着这种影响的加深，这种青铜动物像的风格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开始有了身体扭曲的动物图像，并有制作精细的分支。

在乌拉尔山附近奥伦堡地区的普罗霍罗夫卡发掘了一些墓群，其中有萨尔马特人独有的武器“矛”，这标志着萨尔马特人首次出现在欧洲的俄罗斯。萨尔马特人与斯基泰人同源，都是伊朗的游牧民族，在咸海北岸活动和居住。他们可能于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渡过伏尔加河，入侵俄罗斯草原，把斯基泰人从南俄罗斯草原赶回了克里米亚。

萨尔马特人虽然和斯基泰人同源，但这两个民族在衣着装饰、使用武器以及艺术风格上都有所差别。斯基泰人是马上弓箭手，戴萨加帽，穿宽松外套；萨尔马特人则手执长矛，身披铠甲，头戴锥形帽。斯基泰人发展的是一种自然主义风格的动物艺术，萨尔马特人虽然也是以动物风格为主，却比斯基泰人对程式化和几何图案更加情有独钟。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的基础上，他们喜欢以程式化的花纹来装饰——在金属品中镶嵌彩色瓷的表面装饰。由此可见，他们崇尚的是一种极为明显的“东方”格调。这种中世纪前的艺术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后经哥特人传播到了民族大迁徙中的日耳曼部落中。

从埃卡特林罗斯拉夫附近的亚历山大堡出土的文物可以推断，斯基泰艺术应该是在公元前3世纪初过渡到了萨尔马特艺术。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在南俄罗斯确立，这一点从库班的布诺瓦、莫吉拉、阿赫坦尼诺夫卡、阿纳帕、斯塔夫罗波尔、卡西斯科耶和库尔德泽普斯等地出土的宝石首饰反映出来，同时还反映在迈科普的银带——镶釉银质带上的图案是“格拉芬”正在撕扯一匹马。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根迈科普银带是公元前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的代表作，但也有人认为时间应是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

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俄格拉克提村，以及更东的西伯利亚中部所发现的该时期的头盖骨，被考古学家证实并不是突厥—蒙古人种，因此这些金银饰片或许得归属于与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的各族，但也有人认为可能属于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塞种人有往来的印欧种各族。

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开始，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金属加工中心成为了一种新的活动地点，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便位于此。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长方形的石槽坟墓，与“青铜第三期”，即麦哈特的“全青铜时期”（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00年）是同时期的。该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图纹，图纹中的动物呈斜卧、直立、回首翘望、蜷曲等姿势，鹿是主要的动物形象。它们应该是起源于南俄罗斯。

就在这一时期，第一批西伯利亚青铜匕首和小刀，以及“杯状大锅”生产出来。这些小刀刀身薄，略弯曲，柄端饰有一颗精致鹿头。它们从米努辛斯克传播到了匈奴时代的鄂尔多斯和大入侵时代的匈牙利。在约公元前33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米努辛斯克，铁器时代逐渐取代了青铜器时代，一种部分是铁部分是青铜的尖形斧诞生。该地区还发掘出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青铜饰片，上面的图案大多是相互顶头的公牛、战斗中的马等，这些动物的耳、蹄、尾、肌肉和毛都被画成“空心三叶草”形状。这一画法显然与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萨尔马特艺术有关，而且最终经米努辛斯克传给了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人，影响了他们的艺术。

在阿尔泰地区往西南，大阿尔泰山以北、鄂毕河和卡通河两河源附近的帕兹雷克，人们发现了一些大约是公元前100年的埋葬地，葬地中的文物显示，该时期的题材和斯基泰、希腊—斯基泰的现实主义动物艺术密切相关，但去除了繁杂的装饰，显得更为工整严谨。除帕兹雷克外，阿尔泰文化群还包括希柏、克拉科尔和奥罗丁的棺椁，它们皆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且与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

1～2世纪，处于过渡文化中的动物图案继续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盛行。不久后，在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发现的那些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中心却无迹可寻了，它们发生了变化。直至7世纪初期，米努辛斯克地区还在生产青铜装饰品，其年代可以用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来确定。但是，在两种文化的间歇期内，该地区显然是遭到了曾被中国历史学家们在5世纪时提到过的突厥各部的征服。考古学家们推测，大概是在3世纪以后，突厥各部在米努辛斯克接替了与萨尔马特人有关联的印欧贵族。但是，米努辛斯克等文化中心在消失之前，对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各族传播草原艺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匈奴的起源及艺术

当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在南俄罗斯草原、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活动时，东部草原却被突厥—蒙古种族统治着。中国人把该种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称为“匈奴”，这与后来罗马和印度人称呼他们的名称同词源。也或许，在公元前9世纪时，中国人就把他们称为“猃狁”，或更早期的“荤粥”，或更笼统的“胡人”。中国人对胡人的了解，也仅限于住在鄂尔多斯、山西和河北北部的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战国时期，他们曾和匈奴有过接触：赵武灵王降伏了一些匈奴部落，夺取了山西大同地区以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为了防范匈奴的骚扰，他不但效仿匈奴建立了灵活的轻骑兵，倡导“胡服骑射”，还与邻近诸国筑起了长城。

从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述中可知，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匈奴发展成了一个统一的强大民族，其首领称为“单于”。“单于”的全称是“撑犁孤涂单于”，“撑犁”意为天，“孤涂”意为子，“单于”则为广大之意。单于由屠耆王辅佐，“屠耆”意为“正直的、忠实的”，屠耆王又分为左、右贤王。匈奴也是游牧民族，其整个民族的固定居所就只是单于所在的鄂尔浑河上游山区，单于的继承人左贤王住在东边的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边的杭爱山区和乌里雅苏台附近。在屠耆之下，还有职务分权，它们依次为：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匈奴部落在游牧迁徙时，总像军队一样保持阵形不乱，且都是朝南行进。

匈奴人的肖像特征与突厥和蒙古人相似，他们“身材矮而硕壮，头大而圆，脸阔，颧突，鼻翼宽，浓密，颔下只有一小撮硬须，头部留有小撮头发。眉毛浓厚，杏眼，目光炯炯有神，长耳垂上总戴着耳环。身着齐小腿的宽松长袍，两边开衩，袖口收紧，头戴皮帽，用短毛皮做围巾，宽大的裤口用皮带扎紧在脚踝。腰带上系着的弓箭袋垂于左腿前；箭筒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右”。从这些描述中还可以看出，他们的衣着习惯也都类似。另外，这几个民族的很多习俗也是一脉相承的，比如殉葬的习俗、将敌人头盖骨做饮酒容器、把敌人的头皮挂在缰绳上的做法等。

作为游牧民，匈奴人的生活节奏一般会随着他们的羊群、马群和驼群的迁徙而调整。他们穿皮革、盖毛裘、住毡帐、崇拜长生天（蒙古语读作“腾格里”，即“苍天”，为永恒最高神）、信奉萨满教（其理论根基为万物有灵论）。他们也是聪明的掠夺者，经常在中国边境猎取牲畜、抢劫财产而不被发现，几乎总是满载而归。他们推崇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术，以骑兵的灵巧和弓箭的杀伤力阻击追兵，从原始时期到成吉思汗时期一直如此。

从匈奴语言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语言中的地位方面来论，有学者把他们归为蒙古人；但从其领导人的极为突出的突厥特点方面来看，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更应被归为突厥种人。

匈奴人的艺术极富特征性，被称为“鄂尔多斯艺术”。其主要是以饰有程式化的动物纹或其他形态的青铜饰片，以及马具、座架、饰钉、饰钩和末端刻有牝鹿形状的棍棒为代表。匈奴艺术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国美学存在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据考证，蒙古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艺术就像斯基泰艺术一样源远流长，从热河的滦平、宣化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甚至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因此，来自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应该是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转变为“战国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陕西的北部边境地区，是匈奴艺术文物遗址的主要分布区域。在外贝加尔省的赤塔墓地和蒙古高原恰克图北部的德瑞斯特克墓地，出土了西伯利亚饰片和公元前118年发行的中国汉代钱币；发现于外蒙古诺恩乌拉的一座匈奴王子的墓地和鄂尔浑河岸的杜尔伯斤以及伊勒克—埃里克的壁画，则反映出了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的影响力；在鄂尔多斯、绥远的归化城、察哈尔，以及滦平、宣化等地区发现的大批鄂尔多斯青铜器，即内蒙古匈奴人的青铜器，其产生年代与中国汉朝同时期。该艺术在汉朝和匈奴的共同繁荣，说明匈奴题材的中国青铜钩乃汉朝艺术家复制鄂尔多斯原物而成。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六朝乃至成吉思汗时期，鄂尔多斯草原艺术对中国的影响极大。

匈奴的出击和月氏的迁徙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刚刚完成中原六国统一的秦始皇嬴政，立即命大将蒙恬修筑长城，以防止匈奴骚扰，这一浩大的工程约在公元前215年完工。公元前214年，蒙恬驱逐匈奴人至鄂尔多斯地区。匈奴在头曼单于的带领下，转而进攻住在甘肃西部的月氏（音译词，东方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吐火罗人，希腊学者则认为他们属于印度—塞人，其实这不过是月氏人在不同时期的两种称谓罢了，他们和斯基泰人有过姻亲关系）。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继位后，击败了东胡〔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公元前201年，冒顿趁着秦汉交替之机入侵山西，围攻太原。汉高祖刘邦亲自上阵，却落败于匈奴，被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后经谈判才得以解围。谈判的条件中不但包括了汉朝向匈奴贡献出大量物资，还达成了与匈奴联姻的协议。

公元前177年或前176年，冒顿单于征讨并大败甘肃西部的月氏人。后来，其子老上单于彻底击溃了月氏人，并把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饮器，以解除月氏的威胁。月氏人被赶出甘肃，整个部落穿过戈壁仓皇西逃，即历史记载中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

月氏人在向西逃亡的过程中，有小部分选择在南山（秦岭山）南部地区的羌人或吐蕃人中定居下来。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语言被当地原住民同化，中国人称之为“小月氏”，其余的月氏部落被称为“大月氏”。大月氏人原本征服了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的乌孙人，并想在此定居，不料匈奴介入，使之遭遇惨败，只得继续向西逃生。公元前160年，大月氏人最终在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即被中国人称为“大宛”的地方定居下来，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比邻。

原本居住在塔什干、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地区的，都是些“亚洲的斯基泰人”，他们属于斯基泰—萨尔马特大家族中的一支，是来自西北草原的伊朗种游牧民，被中国人称为“塞人”。从和田发现的大量手稿证明，他们的方言是塞语。但大月氏部落的到来，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让他们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领地。公元前140年至前130年间，塞人穿过索格底亚那地区，从希腊人手中抢夺了巴克特里亚地区，成功取代了希腊人，而大月氏人也从中分得一杯羹。

公元前128年，中国西汉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时，大月氏人以监氏城为都，居住在索格底亚那地区。公元前126年，月氏人渡过阿姆河，击败塞人并成为巴克特里亚的主人，他们的五位“叶护”（即首领）瓜分了这些领地。总的来说，月氏人的这场大迁徙，是各游牧民族大混乱和横扫东伊朗的游牧民浪潮的标志。而塞人在被月氏人驱逐后，则占领了德兰吉亚那和阿拉霍希亚。这次占领完全是永久性的，因为自此以后，这些地区就成了“塞人之地”，伊朗语为“萨迦斯坦纳”，近代波斯语为“锡斯坦”。

所有这些游牧部落从锡斯坦猛扑向提亚帝国，几乎快要将其摧毁。公元前129年，帕提亚国王弗拉亚特斯二世为了消除叙利亚国王安提珂七世的威胁，转而出兵攻打叙利亚，并引来一些野蛮部落的支援。但在公元前128年或前127年，这些野蛮部落却倒戈，将弗拉亚特斯杀死。继任的帕提亚新王阿特班努斯二世，在公元前124年或前123年反攻吐火罗人的战争中深受重伤。勇敢的帕提密特里达提二世继位后，不光阻止了各个游牧部落的入侵，还征服了整个锡斯坦（位于阿富汗与伊朗之间），并取得了锡斯坦塞人的宗主权。

随后，塞人从锡斯坦和坎大哈扩张到了喀布尔和旁遮普，却再一次遭到了大月氏人的驱逐，不得不迁徙到马尔瓦和吉莱特，并一直在此生活到公元4世纪。大约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在巴克特里亚建立了贵霜帝国，国王是“岳就却”，在经历了几代人的扩张之后，他们的疆土延伸到了北印度的旁遮普和马图拉。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匈奴人的首次出击，把月氏人赶出甘肃，引起了连锁反应：月氏人使希腊化特征在阿富汗地区消失，帕提亚的伊朗也受到了冲击，被赶出甘肃的月氏人部落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帝国。这就说明，草原某端的一点异动，就可以引起整个草原的动荡，此之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匈奴与汉朝的冲突及东西匈奴的分裂

对于中国汉朝来说，月氏西迁之后，匈奴的威胁性愈发显现。东戈壁的南北两面，即外蒙古的鄂尔浑河地区和内蒙古的万里长城脚下，都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中。公元前167年，匈奴的骑兵进入陕西，直捣彭阳（位于宁夏境内）。公元前158年，他们重返渭河北岸，对西汉都城长安造成直接威胁。公元前157年，时值汉武帝即位，匈奴对中国的多处边境虎视眈眈。当时匈奴单于的常驻地是在鄂尔浑河河源处，而被汉人称为另一个“龙庭”的地方，则被认为是在靠近翁金河下游的南面戈壁滩上。雄才伟略的汉武帝即位后，决心把匈奴赶回老家。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联合曾经被匈奴人赶出甘肃并已定居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前后夹击匈奴。在此过程中，张骞被匈奴扣押了10年，当他逃出并最终到达索格底亚那时，月氏人却变得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公元前126年，张骞无功而返。

既然得不到月氏人的支援，汉朝只能凭借一己之力来征讨匈奴。公元前129年，趁匈奴骑兵进犯上谷、渔阳等地，汉武帝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对之实施反击。他派遣年轻将领卫青率大军从山西北部出发，穿过戈壁远征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人赶跑。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下令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的朔方修建军屯，以保卫河套地区。公元前124年，卫青利用朔方的军屯大败入侵该地的匈奴。公元前121年，少年英雄霍去病率一万骑兵，将匈奴赶出了甘肃部分地区，并降伏了两支小匈奴部落，将他们安置在南山北边，在鄂尔多斯形成了一个移民区。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对匈奴帝国的中心发起夹击，使之备受重创，不但赶跑了伊稚邪单于，还把匈奴人赶回了外蒙古。公元前117年，战功赫赫的霍去病英年早逝。

为防止匈奴人卷土重来，汉武帝随即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从兰州延伸到玉门关，一路设有凉州武威郡、甘州张掖郡、肃州酒泉郡和敦煌郡，以便能时刻关注匈奴的动静，同时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公元前108年，西汉将军赵破奴一路向西北深入地区进军，征服了楼兰和车师国，取得了他们的宗主权，并和费尔干纳建立了商贸往来。中途费尔干纳反悔，派兵暗杀了汉朝使者，但被将军李广利出兵降伏，从而恢复了贸易关系。

北方战败的匈奴一直心有不甘，并在西汉将军李陵率领5000步兵远征外蒙时，遣八万大军将其包围。西汉除400余人突围以外，李陵将军和其余的士兵全部被俘。这次惨败迫使西汉朝廷不得不停止了反攻外蒙的政策，所幸西汉边境并未受到牵连，因为受它拖累的只是一支分遣队。自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朝和匈奴把内蒙的冲突从长城脚下转移到塔里木北边的绿洲带，二者展开了对丝绸之路控制权的争夺。公元前77年，匈奴和楼兰国联合起来反对西汉对楼兰的宗主权，却被西汉出兵平定。汉宣帝统治时，西汉在塔里木地区的扩张得到了进一步深化。通过打击反对者和扶持亲西汉政权，以及设立军营屯兵渠犁国，汉朝牢牢地掌握着塔里木地区的局势，最终夺取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

在此期间，匈奴却因公元前60年的内战元气大伤，无心外战。匈奴的两位野心家——呼韩邪和郅支都在争夺单于的称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来到长安宫，表示愿意归顺汉朝，希望得到汉宣帝的支持。从公元前49年起，他在汉朝的帮助下战胜了郅支，并于公元前43年在其家族的鄂尔浑河营地定居下来。公元前33年，归顺于汉朝的呼韩邪觐见了西汉的天子，并被允许与汉朝公主联姻。

战败的郅支带领着自己的人马离开蒙古，向俄属突厥斯坦迁徙。一路上，他们击败乌孙人，占领伊犁河畔、额敏河畔和成海草原，还侵犯了盟友索格底亚那的康居人，最终扎营在楚河和怛罗斯河畔的草原上。公元前36年，西汉大将陈汤直捣楚河畔，大败郅支部落，并将郅支杀死，使这个初具雏形的西方大匈奴帝国就此夭折。至此，这支远迁的匈奴人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并最终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色。

西匈奴的离开和东匈奴的归顺，使西汉在中亚的霸权得以稳固。然而好景不长，重新恢复了“狼”之本性的匈奴，又以西汉的灭亡为契机，一举夺下了吐鲁番的宗主权，并进攻中国边境。这就导致东汉政权在建立之后，还得重新恢复在塔里木地区的地位。但幸运的是此时匈奴再生内乱。公元48年，八个南方匈奴首领归顺汉朝，联合起来反抗北方的蒲奴单于。汉光武帝在戈壁南部边境、山西与甘肃的边境上将他们安置下来，南匈奴国由此建立。至此，鄂尔浑河畔的北匈奴成了东汉唯一的敌人。公元49年，东汉联合乌桓部落和鲜卑部落夹击北匈奴，大大削弱了北匈奴的力量，使其变得不足为惧，东汉北部的威胁暂时得以解除。

丝绸之路与塔里木盆地的征服

东汉由于成功地恢复了对塔里木绿洲的保护权而获益。所有这些绿洲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缘形成了两条弧线，进而演变成连接伊朗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南北两条交通线。南面的绿洲有敦煌、楼兰、于阗、莎车、帕米尔山谷和巴克特里亚；北面有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吐鲁番和喀什。塔里木盆地上的这些小王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因为联系中国与印伊和希腊之间的伟大商路——丝绸之路穿过这些绿洲。丝绸之路在喀什分成两道，在敦煌重新会合，然后进入中原本土，经酒泉和张掖直达长安和洛阳。

东汉帝王们一直致力于对丝绸之路控制权的争夺。汉明帝、汉章帝和汉和帝在位的47年间，都坚持不懈地进行着这项事业。公元73年，东汉将领窦固和耿秉征服了南车师和北车师，赶走了匈奴。班超则率小队人马，勇斩匈奴使者，使鄯善臣服，随后又征服了于阗和库车。公元75年，在汉明帝去世前不久，匈奴支持塔里木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汉朝保护权的叛乱。班超和耿恭遭到围攻，情况不容乐观。汉章帝继位后，经再三权衡，认为维护塔里木保护权的代价太高，便命令班超和耿恭撤离。但班超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在撤回途中又决意重返喀什。78年，在于阗和喀什辅助军的帮助下，班超收复阿克苏和吐鲁番，汉朝甘肃驻军再次征服南、北车师，打败匈奴。凯旋而归的班超在呈给皇帝的奏章中，总结了“以夷养兵，以夷制夷”的著名策略。

80～88年，班超怀着誓将匈奴赶回外蒙古以保护丝绸之路的大志，平定了喀什和叶儿羌的叛乱，并与乌孙人结为盟友。90年，库车和东汉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窦宪和耿秉大败匈奴后，南、北车师相继恢复了和汉朝的关系。91年，耿夔给匈奴单于以惨重的打击，单于被废，其弟继位。93年，蒙古族鲜卑人杀死叛乱的新单于，使北匈奴元气大伤，再无力恢复。失去了匈奴和印度—塞人的依傍，库车、阿克苏和吐鲁番只好转而向汉朝投降。随后，班超被封为“西域都护”。94年，班超率领库车和鄯善的辅助军进攻焉耆，使其投降，至此，汉朝征服了整个塔里木全境。

102年，班超在回国不久后去世。继任的西域都护未能灵活运用“以夷养兵，以夷制夷”的策略，以致在106年和107年，塔里木地区再次爆发大叛乱。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疲于应付接二连三的叛乱，于107年撤回了在塔里木、鲁克沁和伊吾的全部驻军。108年，一直在青海以西和以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野蛮的吐蕃人，对甘肃的汉朝据点发起攻击，企图截断敦煌之路。汉朝将军梁慬经过几次激战才把他们阻止，丝绸之路得以保持畅通。109年，内蒙古的南匈奴侵犯汉朝边境，中国度辽将军耿夔游说一些鲜卑部落起来对之加以反抗，但收效甚微。直到110年，梁慬和耿夔才最终打败南匈奴，使其与东汉和解。

119年，东汉开始重建塔里木地区的关系。随着伊吾移民军团的建立，鄯善和吐鲁番相继归附汉朝。但没过多久，伊吾驻军就因遭到北匈奴和车师的突然袭击而全军覆没。最后，班超的儿子班勇恢复了其父曾经的声威。123年，班勇屯兵鲁克沁，扶持鄯善王巩固其统治，随后，见势不妙的库车王和阿克苏王也归附东汉，并派遣了一支军队帮助班勇把匈奴匪帮赶出吐鲁番。126年，班勇使北匈奴呼衍部臣服，并赶走了具有野心的北匈奴主力。127年，班勇带兵进入焉耆，再一次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此后的若干年里，除了南匈奴左支进行过4年的短期叛乱外，来自巴里坤的呼衍部匈奴人成了东汉的主要威胁。131年，呼衍部进攻北车师，并大肆蹂躏当地居民；151年，东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几乎被摧毁的伊吾军屯区得以保住。170年，汉朝将军们利用来自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小分队，以地区纠纷仲裁人的身份进行了一次远达喀什的警告性远征。168至169年间，中国护羌校尉段颖击退了沿甘肃边境入侵的吐蕃人。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绿洲文化

东汉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既保证了古代贸易的畅通无阻，也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印度文学、希腊文学的传入。

从考古探险所发现的古文物来看，当时最繁华的商道应是南道，即经过莎车和于阗的那条道。在古于阗，探险家们发现了瓦伦斯皇帝统治时期的罗马钱币。在于阗东部剌窝，他们发现了一组纯犍陀罗式风格的希腊—佛教式浅浮雕，上面刻有精致的希腊服饰。再往东的尼雅境内的一个遗址上，发现了罗马图章和印度—塞人的钱币。他们还在罗布泊西南的米兰，即原鄯善国境内，发现了一些美丽的希腊—佛教式壁画，壁画内容包括佛陀、僧侣和有着罗马—亚洲外貌的带翼天使，据考证，它们全都属于3～4世纪。

在中国的和平时期，大批佛教使者沿着南道来到中国。148年，帕提亚人安世高来到中国，在此生活了22年后，于170年去世。同年，印度僧人竺朔佛和月氏人支谶同时来到中国，在汉朝都城洛阳建立了宗教社团。223～253年，月氏使者的儿子支曜把部分佛经译为汉文，反映出这个在当时地跨阿富汗、犍陀罗、旁遮普的贵霜帝国，利用丝绸之路对塔里木盆地及中国的佛教文化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很多来自印度和帕提亚的佛教信徒，也在亚洲草原和远东地区进行改宗工作。另外还有一些来自东伊朗和西北印度的僧侣，在塔里木地区从事将梵文译为当地方言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出生在库车一个显赫的印度家庭，其祖辈在当地很有地位。但他并未贪图荣华富贵，而是选择了随母亲去克什米尔学习印度的文学和佛教。他学成回塔里木时，在喀什逗留了一年，因为当地的印度思想非常活跃，所以像他这样学识渊博的僧侣备受爱戴，统治者也极力挽留他。他执意回到库车后，对库车和莎车两地的佛教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他被攻伐库车的中国将军吕光带回长安，又对汉朝的佛教文化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的亚洲大陆文明，明显地被分为了两个长条形地带：北方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地区和鄂尔多斯，属草原艺术，主要以装饰性较强的程式化的动物艺术为主；南方则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经过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链，受到沿丝绸之路传播进来的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产生了绘画和雕塑艺术。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这种塔里木艺术，可能起源于阿富汗，从考古学家们对萨珊（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钱币、巴米安和卡克拉克的伟大壁画，以及喀布尔附近发现的萨珊—婆罗门雕塑和杜克塔—依—奴细尔汪的纯萨珊式壁画群的研究中，可以证实这一事实。从纯萨珊式壁画群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的阿富汗地区应该是印度宗教、印度文学与古波斯文明的交汇之地。

产生于450～650年的克孜尔第一期风格的壁画，与巴米安壁画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其特点是造型逼真、高雅，用色慎重、偏深。其中的旃陀毗罗婆王后舞壁画，与阿旃陀（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城镇）石窟中的美妙的印度裸体画像相似，体现出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孔雀洞和画师洞中，画家把自己的形象画为年轻的伊朗君子，这明显是受了萨珊文化的影响。第二期风格的克孜尔壁画产生于650年至750年间，其特点是造型不固定、色彩明快。其中的萨珊服饰占主导地位。现存柏林的克孜尔和库姆吐拉佛教壁画中画有男女施主的队伍，他们身上的服饰和5至8世纪库车国的宫廷装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在宗教和文学上受印度的影响，在服饰和物质上受伊朗的影响。在塔里木南部的于阗、吐鲁番，这种伊朗—佛教的混合物也有发现。由此推断，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塔里木盆地以前，他们的文化是来自伊朗和印度的文明，而非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

鲜卑人取代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文化和伊朗—佛教文化在塔里木绿洲的居民中自由地成长时，突厥—蒙古族的游牧部落却在北部草原上相互厮杀。约在155年，外蒙古鄂尔浑流域的北匈奴被鲜卑部落征服，他们接替了突厥人在北部草原的统治。鲜卑人起源于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兴安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通古斯人，但研究发现，他们很可能是蒙古人。和匈奴一样，他们在统治了蒙古草原后，也开始觊觎南方的中原边境。鲜卑首领檀石淮分别在156年、158年、177年进犯中国，但都以失败告终。207年，鲜卑部落中势力最大的乌桓入侵热河地区，被曹操击败。215～216年，南匈奴被曹操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北部等五处地方，单于则被囚禁在汉朝宫廷。

220年，曹丕篡夺东汉王权，改国号为“魏”，东汉结束。不久，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分天下。三国发生内战期间，曾遭到帝国军队严重打击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并没有借机做出什么小动作。而塔里木绿洲的印欧人还继续忠于三国之首，即华北的主人魏国。因此，在224年，鄯善、库车和于阗都先后向魏王曹丕示忠。280年，随着东吴被晋击败，三国灭亡，晋朝重新统一中原。285年，库车王派其子入宫廷任职。鲜卑人则大胆进攻凉州附近的甘肃边境，于279年被中原将领马隆击退。

至此，中原似乎已经解除了来自草原的威胁。然而，公元4世纪，野蛮的游牧民族又掀开了入侵中原的序幕。这次入侵类似于5世纪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唯一不同的是，此次入侵是因中原力量的衰落而引起的。

蛮族大入侵：匈奴与鲜卑对中原北部的征服

匈奴的力量由于不断的分裂而削弱，自公元前3世纪起，匈奴人在单于的统治下控制着内、外蒙古地区，单于则驻扎在鄂尔浑河流域。公元前44年，其首领郅支因被对手赶出蒙古而向巴尔喀什湖地区迁徙，其间分成了东西两部。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内部分裂，形成了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和长城以北的内蒙古的南匈奴。如上所述，北匈奴在大约155年被鲜卑人降服，后者控制着从满洲边境到接近哈密和巴里坤之间的地带。

东汉末年，为躲避鲜卑人的打击，南匈奴逃入黄河河套、鄂尔多斯草原和阿拉善地区。三国时期，他们一直居住于此。作为中原的盟邦，他们似乎与魏朝和北晋王朝的皇帝之间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经常出入于两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他们被朝廷视为亲信，给予一些统治方面的经验传授。

南匈奴的部队由于要时刻为皇帝效劳，便向南推进到了山西中部的平阳，呼厨泉单于选择在此居住。当时汉朝内战迭起，正值崩溃前夕，而这位呼厨泉单于又及时地想起他的一位远祖曾是汉朝公主，便立刻改了姓，采用大汉帝国的父姓——刘氏。在此特殊时期，在中原被废止的汉皇室正统却被这群南匈奴人在山西恢复了。304年，匈奴首领刘渊盘踞在山西太原，被晋朝授予五部落单于的封号。308年，刘渊打着汉朝合法继承人的幌子，率领5万匈奴军在太原建立了北汉王朝，并自立为帝。

刘渊的儿子刘聪继承王位后，进一步扩大了北汉的领土和影响。311年，他率部占领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将其带回平阳当了一名斟酒侍者，并于313年将其赐死。316年，刘聪包围长安，迫使新帝晋愍帝投降。归降的晋愍帝的命运同样悲惨——被迫在宴席上洗碗刷碟，并于318年被处死。继两位皇帝被杀之后，中原北部感受到了蛮族入侵的威胁，于是一位皇族成员逃到建康（今南京市），以长江为屏障，于317年在此建立了第二个晋朝，称为“南晋”或“东晋”。在近3个世纪（317～589年）中，建康取代了长安和洛阳的地理位置。

刘聪因在中原北部的胜利而显赫一时，成为长安和洛阳两大故都的拥有者（其都城设在山西平阳），统治着山西中部和南部、陕西（除汉水流域以外）、河南（除开封以外）和山东北部。由于他从小耳濡目染了中原文化，所以尽管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却依旧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习惯。但是，一些具有纯蛮族特征的其他游牧部落却涌向了这一匈奴王国的北部。公元260年，突厥拓跋部在山西北部居住下来。其后数年间，这些拓跋人逐渐移到长城以南，进入了大同地区。310年，他们已在这些地区彻底定居下来。在此时期，蒙古种鲜卑族的慕容部也在辽东和辽西建立了新王朝。

这些游牧民族各部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纷争，引发了这些地区的动荡。318年，刘聪死后，他的后裔们能够保住的只不过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北汉疆域的西北部。而刘渊的部将石勒，却在河北南部的襄国周围割地为王，建立国家。329年，石勒废刘聪皇室（即北汉王朝），以邺城为都城，洛阳为第二都城，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改国号为“赵”，史称“后赵”。333年，石勒去世后，其继承者石虎进一步拓展了后赵领土。349年，石虎去世，其后裔发生了冲突和争吵，当时已在辽东建国的鲜卑人则趁乱占领了他们的领土，并以北京为都城建立了“前燕”王朝。但是，前燕的统治也在极短的时间内覆灭，它和“后赵”一样，成为了历史舞台上稍纵即逝的烟火。

石虎手下有一名军官，名叫苻洪，是蒙古人。350年，后赵灭亡后，他在陕西建立了前秦，以长安为都城。苻洪的孙子苻坚是突厥—蒙古族统治者中的佼佼者。他由衷地认同中原文化，并标榜自己是仁慈之主和佛教的守卫者。369年，他从慕容氏手中夺取了洛阳，俘虏了慕容氏国王，统治了整个北部中国。376年，他吞并了位于甘肃的小国——凉国。382年，他派部下吕光征服了塔里木盆地的鄯善、南车师和焉耆，并带回了学识渊博的佛教僧侣鸠摩罗什。在征服了北方中国之后，他又产生了征服长江以南的东晋王朝、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想法。383年，他带着庞大强悍的军队讨伐东晋，在淮河上游的淝水与东晋将军谢玄展开激战，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最后东晋大败苻坚，前秦元气大伤，士气大跌，其帝国也被部下趁乱瓜分，使后燕、西燕、后秦、西秦和后凉等小国并立的局面形成。

拓跋氏王国和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与一些昙花一现的游牧部落相比，同时期的拓跋部却因不断地吸收其他部落的力量而壮大起来，他们在北部中原统治了较长时间。由于该部落的汉化程度很深，因此他们能够与中原主体融合在一起。此外，他们对佛教事业也非常狂热。他们守卫着黄河，以对付那些来自草原故乡深处仍处于原始状态的蒙古游牧部落。在拓跋珪从后燕慕容氏手中先后夺取了晋阳、中山、邺城以后，拓跋部落迎来了好运。之后，他采用中原王朝的名称“魏”，以大同东部的平城为其固定都城，形成了拓跋氏的北魏国，其疆域包括山西和河北，直达黄河边。

但北魏国很快受到了柔然的威胁，柔然属于真正的蒙古种游牧民族，当时已击溃了敌对部落高车（即敕勒，属于原始游牧部落。继匈奴、鲜卑之后，他们和柔然人活动在中国大漠南北和西北一带），统治着整个北戈壁。柔然的统治者也改称为“汗”或者“可汗”。如今，他们直接威胁到北魏的安全。

面对这个新的游牧部落的威胁，北魏的统治者们坚决对其进行反击。402年，拓跋首领拓跋珪发动了一系列穿越戈壁的反击，把柔然可汗社仑从黄河河套地区赶了出去。拓跋珪的继位者拓跋嗣在北方继续保卫通往长城的地区时，又趁机夺取了东晋的洛阳和河南地区，使北魏在南方的力量也充实起来。拓跋嗣的儿子拓跋焘刚一继位，就击溃了柔然的进犯。为了彻底解除柔然的威胁，425年，他率骑兵反击柔然，期间又乘机领兵北上穿越戈壁，转而把矛头对准了另一个野蛮部落——匈奴赫连氏建立在陕西的夏国。427年，拓跋焘趁夏国军队掠夺长安之机，突然袭击了夏国都城统万城（位于陕西靖边县红墩间乡白城子村，又称“白城子”“赫连城”）。431年，拓跋焘灭了赫连氏的夏国，把陕西收入囊中。436年和439年，慕容氏的北燕和甘肃的北凉国先后被拓跋焘征服。至此，拓跋人完成了对北部中国的所有突厥—蒙古王国的征服，使这些领土全部归并北魏。

统一北部中原后，拓跋焘先后三次深入戈壁，大规模征讨柔然，都取得了较大的胜利。445年，他对曾阻止拓跋西归的鄯善人施以报复，随即又征服了库车和焉耆，从448年起，拓跋定期向库车和焉耆征收贡赋。

由于具有着强于中原的军事实力和其他游牧部落的组织能力，拓跋部落不管面对的是汉人还是游牧部落，都能以己之长击彼之短，战胜对方。而作为拓跋家族中最杰出、最有个性的代表，强悍的拓跋焘着实让柔然人寝食难安。他深谋远虑，既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又竭力避免被同化，同时还不断地加强拓跋部军队的战斗力，这就是他建都于草原边缘，拒绝迁都繁华都市长安和洛阳的原因。另外，他还保留了处死登基新王的母亲这个突厥—蒙古族的风俗，以避免日后国家被王太后左右。他对佛教深恶痛绝，于438年强令僧侣还俗，并在446年正式颁布法令迫害佛教僧侣。

随着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濬（452～465年在位）的继位，拓跋部停止了对佛教徒的迫害。拓跋濬是在一次宫廷政变后继位的，在他统治时期，产生了大同附近的云冈佛教石窟中最好的凹刻，以及一些能使北魏名垂千古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拓跋人的突厥活力才因受到中国的影响和皈依佛教而被削弱。拓跋濬在位期间，拓跋人于456年占领了哈密绿洲，并对戈壁地区的柔然人发动了一次反击（458年）。柔然则于460年占领了吐鲁番，推翻了该地的沮渠王朝，以一个臣属王室取而代之。在拓跋濬的长子拓跋弘统治期间（465～471年），拓跋人以牺牲南方中国王朝为代价，又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446年，占领彭城；467年，将淮河流域纳入其统治中；469年，攻克山东；470年，打败鲜卑人。

拓跋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于471年让位给年幼的儿子拓跋宏，自己则出家为僧。拓跋宏受其父影响，对佛教有着同样的热情，其法规也比较人道。494年，拓跋宏迁都洛阳，拓跋人从此彻底被汉化。从494年起，拓跋宏发起了修建洛阳龙门石窟的工程。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当时拓跋人征服中国的最有力证据，也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盛行的印迹。但是，在拓跋人采用中国文化及佛教信仰的同时，却渐渐丧失了突厥种族的坚韧和英勇。他们想要征服中国南部王朝的愿望，也迟迟未能实现。507年，当时在位的元恪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却依然未能攻克代表两国边界的淮河防线，中国的军队力量在防线后的钟离要塞一次次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515年，元恪死后，其遗孀胡后统治北魏直到528年。她身上有着突厥种族的强悍，是一位追逐权力的野心家，必要时会使出血腥手段。但她同时又对佛教文化推崇备至，为龙门石窟的圣殿增色不少。她派佛教朝圣者宋云出使印度，宋云沿途作下了许多关于中亚的记录，并带回一些胡后感兴趣的佛经。

拓跋人被中国文化同化后，也爆发了类似于中国王朝的宫廷革命、内乱和分裂。534年，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支。东魏建都彰德，统治着山东、山西、河南和河北；西魏以古城长安为都，统治着甘肃和陕西。东、西魏后来被他们自己的大臣推翻，并在彰德建立北齐王朝（550～577年）以取代东魏，在长安建立北周王朝（557～581年）以取代西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王朝的主人已经是汉人了，它们不再属于草原历史的组成部分。

现在，让我们回到依然在亚洲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上来。之前我们曾经谈到的柔然人，他们在整个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统治着外蒙古。在对他们的原领地进行系统发掘时，我们注意到了该时期繁荣在柔然西北境以外的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河岸和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一种新文化，即被人们称作“游牧的牧马人”的文化。该时期的文化留下了大量的装饰品、青铜带状饰片、纽扣、马具、马镫、马嚼子、小刀、匕首、马刀、矛头、马鞍等物。据考证，此种文化似乎与柔然人是同时期的，而且在柔然人之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直到9世纪才结束。在此阶段中，这种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不光与6～8世纪匈牙利的阿瓦尔文化异常相似，还与9世纪的原始匈牙利文化，即列维底亚文化相似。尽管我们不能把它确定为柔然人是欧洲阿瓦尔人的直接祖先的确凿材料，但它至少证明了二者都曾受到同一文化中心的影响。

哒匈奴人

在柔然之后，我们接下来将讲述与柔然有着亲缘关系的哒部落，在同一时期内，他们是西突厥斯坦的主人。哒人是一支蒙古—突厥族游牧部落，与蒙古人更为接近。他们起源于阿尔泰山，后扩张到俄属突厥斯坦草原。5世纪初，他们臣属于柔然，是一支具有中等规模的游牧部落。而425～450年的领土西扩，使他们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他们的统治东起焉耆西北，西至咸海，并占领了索格底亚那和巴克特里亚。此时萨珊正处于巴赫拉姆·哥尔的统治，东方学者们认为，哒人当时正定居在巴克特里亚。据猜测，他们应该曾入侵萨珊王朝的呼罗珊省，却被巴赫拉姆·哥尔在库什麦汗打败并赶走。然而，在萨珊王俾路支统治时期，正是这些哒支进攻呼罗珊并取得了胜利，还杀死了俾路支。在此之后，他们占领了塔里寒地区、莫夫和赫拉特。哒人还参与了波斯萨珊王朝的宫廷斗争，与被赶下王位的喀瓦德联姻，并给予他一支军队助其重夺王位。此时的哒人已经成为了亚洲中部的一支重要力量。

虽然俾路支被打败，但哒人依然无法征服防卫森严的萨珊波斯。随后，他们转向了东南的喀布尔方向。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似乎在大约5世纪中期，贵霜王朝被从巴克特里亚分离出来的另一支月氏人（即吐火罗人）取代。而伊朗史料里提及了与萨珊王朝交战的“基达里王朝”（应该是建在阿姆河以南，在巴尔赫和莫夫之间），萨珊王朝俾路支王曾先后同该王朝的首领以及同名英雄基达拉和孔加士父子发生战斗。孔加士被俾路支打败之后，离开巴克特里亚（哒人迅速地占领了此地），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喀布尔，赶走了居住在此的贵霜王朝的末代君主们。然而现在，哒人紧跟其后，沿着同一条道路越过了兴都库什山。于是，原月氏国全境，即巴克特里亚、喀布尔和坎大哈皆被哒人掌控。此时的哒人又秉承了之前贵霜人的意愿，从喀布尔出发去征服印度。但在印度皇帝塞建陀笈多统治之初，在旁遮普的多阿布或马尔瓦附近，他们被塞建陀笈多的边境部队击败。直到哒人的第二次侵犯再次被塞建陀笈多击败后，印度才得以恢复和平。与此同时，哒人已经扎根在兴都库什山北的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520年，宋云（北魏时期敦煌人，曾赴西域求经）朝圣时，哒王正住在兴都库什山北，并在他的度冬之地巴克特里亚和他的避暑驻地巴达克山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在喀布尔，哒首领特勤驻扎于此，他在此建立了王朝。哒人在犍陀罗这个高度繁华的希腊—佛教文化圣地里，就如野蛮人一样，屠杀居民，残害佛教社团和信徒，他们的暴虐和破坏行径几乎摧毁了这里长达五个世纪的灿烂文化。

虽然两度被塞建陀笈多击败，但哒人依然对富饶的印度虎视眈眈，他们时刻准备着伺机而行。当塞建陀笈多死后，印度帝国开始走向衰落，这给哒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印度帝国的衰落来自于笈多王朝内部两派分裂的结果，以佛陀笈多和巴奴笈多为代表的一派统治着马尔瓦地区；另一派统治着比哈尔和孟加拉。在此情况下，这些哒人恢复了对印度的入侵。领导这次入侵战斗的首领在印度文献中被称为头罗曼，但他并不是哒人的可汗，因为哒可汗是住在兴都库什山北的巴克特里亚和巴达克山，所以这位首领定是较低一级的喀布尔的特勤无疑。他不仅征服了印度河流域，还占领了马尔瓦。

头罗曼的儿子、继承人摩醯逻矩罗，以其大智大勇而获得了“太阳的家族”的赞颂。但他最终被笈多王朝的统治者那罗辛诃笈多击败，不得不退回克什米尔。征服克什米尔之后，摩醯逻矩罗回到犍陀罗，并在此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而他最终也没有逃脱惨死的命运。

至于在摩醯逻矩罗死后，旁遮普扎营的匈奴部落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无从知晓。即便他们不是危险的邻人，也必定仍旧是令人烦恼的。因为在6世纪后半期，塔内瑟尔邦主波罗羯罗在与他们的战斗中获得了权力和荣誉。605年，波罗羯罗的长子罗伽伐弹那也还在与他们作战。后来，他们的继承者、伟大的印度皇帝戒日王由于战胜了这些匈奴哒人而受到诗人们的歌颂。然而，从7世纪下半叶起，就再也没有这些匈奴哒人的消息，他们要么被旁遮普人消灭，要么被其同化，他们中的一些氏族或许被允许加入了印度的贵族阶级。

欧洲的匈奴人：伟大的阿提拉

公元前36年，由于郅支单于兵败身亡，我们就再也看不见西匈奴的影踪。直到4世纪，他们进入欧洲，与罗马世界发生联系时，才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里。当时，在第聂伯河下游西部的哥特人和该河东方的萨尔马特各族人瓜分了南俄罗斯，克里米亚则依然处于罗马皇帝的统治之下。从3世纪起，萨尔马特人取代了同为伊朗种的斯基泰人，生活在伏尔加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间。也有部分萨尔马特人过着独立的生活，他们中有在捷列克草原上游牧的阿兰人、有在顿河下游西岸居住的罗克索兰人，还有占据着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平原的雅齐基人。大约200年，来自瑞典的哥特人的入侵开始威胁到萨尔马特人在南俄罗斯草原的权利。230年，哥特人到达了他们迁徙的极限，进攻黑海边的罗马帝国的奥尔比亚城。

哥特人分为三支：生活在顿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下游之间的东哥特人；生活在德涅斯特河下游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西哥特人；生活在西亚的吉别达伊人（在罗马人撤出西亚后，他们占领了该地）。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西匈奴后裔进入了欧洲，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他们从374年渡过伏尔加河起，就先后击败了阿兰人、东哥特人，赶跑了西哥特人。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对匈奴的入侵极度恐惧。匈奴人奇特的着装、野蛮的习性、忍饥耐寒的毅力、常年马背生活的骁勇、精准的箭术，都让他们颇具游牧民族的典型特征。他们占领了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的整个草原，接着又征服了匈牙利平原，迫使吉别达伊人归顺于他们，他们的扩张延伸到了多瑙河的右岸。大约在425年，西匈奴人也走向了分裂，卢噶斯、蒙杜克、鄂克塔三兄弟各统治一个部落，但又共同执政。434年，蒙杜克的两个儿子阿提拉和布勒达统治着这些部落。但阿提拉很快除掉了布勒达，成为西匈奴首领，从此开始了他伟大的征服之旅。

441年，阿提拉向东罗马帝国开战。他率部渡过多瑙河，溯摩拉河而上，攻占尼什，掠取普罗夫迪夫，随后疯狂洗劫色雷斯，卢累布尔加菲也难逃厄运。448年，东罗马帝国只得签署不平等条约，把多瑙河以南的地区割让给阿提拉。451年1～2月，屯兵匈牙利平原的阿提拉又挥师渡过莱茵河，向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发起进攻。4月7日，阿提拉火烧梅斯后，围困了奥尔良。7月14日，由于罗马军和西哥特军有救援兵助阵，阿提拉只得往特鲁瓦撤退。在特鲁瓦以西的莫里亚库斯驻地的激战中，阿提拉受到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的阻截，双方胜负难分。这一仗虽然算不上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但它拯救了西方世界。

元气大伤的阿提拉在休养了一个冬天以后，于452年春发起了对意大利的入侵。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之后，他攻陷并摧毁了阿奎莱亚城，随后又征服了米兰和帕维亚，并声称将进军罗马，吓得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仓皇出逃。然而，阿提拉并没有挺进罗马，而是听从了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的劝阻——在罗马征收贡赋，同时得到了公主荷罗丽娜。阿提拉再次退回班诺尼亚，并于次年死于此地。

阿提拉是典型的匈奴人形象：矮个儿，大头颅，塌鼻梁，小而深陷的眼睛，宽胸部，皮肤几近全黑，蓄着稀疏的胡子。他用自己发怒时给敌人产生的恐惧感作为武器，有着匈奴人一贯的自私和狡诈。但在其子民心中，他却是公正廉洁的法官，慷慨为民，生活节俭，但对身边所有的人充满警惕。他还十分迷信萨满教。他通常采用灵活多变的政治策略，尽量“伐谋”，不得已才使用武力。在战争中，他是统领全局的指挥官，而不是身先士卒的将军。再加上他的墨守法规，以及符合习俗的行为举止，让人觉得他时刻与正义同在。453年阿提拉去世后，其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第二年，阿提拉长子埃拉克在班诺尼亚的大战中被反叛的东哥特人和吉别达伊人杀死，次子顿吉兹奇率匈奴人撤回南俄，其余的几个儿子都投靠了罗马，获得了罗马帝国的土地封赏。468年，顿吉兹奇在进攻东罗马帝国时兵败身亡，其首级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马戏演出中被示众。

残留在黑海北岸的另一些匈奴部落分成了两部：库特利格尔和乌特格尔，前者在亚速海西北过着游牧生活，后者常在顿河河口放牧，彼此相安无事。但不久，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的暗中挑唆下，他们反目成仇。就在他们自相残杀、兵力消耗殆尽时，来自亚洲的阿瓦尔部落打败了他们，并坐收渔利，将俄罗斯草原据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