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亚洲高原由两大褶皱山系——天山和阿尔泰山的海西褶皱与喜马拉雅山褶皱山系相碰撞而形成，这里曾经历了地球史上最壮观的地理运动。天山、阿尔泰山与喜马拉雅山把突厥斯坦和蒙古利亚包围起来，使之与其他地区隔离，如同悬在四周的平原之上。这个具有典型大陆性气候的亚洲大陆，被一条纵向的草原带覆盖着，从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从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市）延伸到马里和巴尔赫地区。这片大草原在灌溉地区仍是肥沃的，但其中部已渐渐被沙漠吞噬。这片沙漠穿过北蒙古与南蒙古，成为妨碍蒙古帝国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正是沙漠边上的草原之路，对今天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的历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的人们已经摆脱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方式，使这条路上的绿洲具有一些都市的商业特征。也正是这条绿洲之路，连接了当时世界的几大文明板块——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和华夏文明，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从古至今，丝绸之路都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它维持了古代中国和印欧之间的联系，起到了贸易往来、宗教传播和文化艺术交流的作用，这也是自汉朝以来的帝王们一直要维持它畅通的原因。然而，在这条文明之路以北，却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即无尽的游牧民族之路。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匈奴人、阿瓦尔人、突厥人、佩切涅格突厥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都曾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草原秘史是突厥—蒙古各部落为了争夺肥沃的牧场而彼此吞并，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无休止迁徙的历史。也许我们对这些施加过霸权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有所耳闻，却并不清楚蒙古、突厥和通古斯（满族祖先的起源）这三大母族的原始分布情况。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相互的吞并和各自的迁徙过程中，这三个种族在生活习性、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方面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并出现了伊朗突厥化、突厥蒙古化和通古斯汉化的现象。时至今日，通古斯人不仅占有北蒙古和东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还占有了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东岸地区；而蒙古人则聚集在历史上的蒙古利亚；突厥人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突厥斯坦。

如果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历史仅限于他们的远征或为争夺放牧场所而发生的小冲突，那么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人类史上的重要事实是，这些游牧民对南方的文明帝国反复施加压力，直至成功。草原牧民靠饲养牲畜过活，他们由于需要而成为游牧民：牧群追逐牧草，他们追随牧群。无论是东方的突厥—蒙古种人，或是西方的伊朗种人，是他们发明了骑马服。他们进而成为能在远距离射中敌人的马上弓箭手，他们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是他们用来捕捉野味或母马的箭和套索。然后，在草原的尽头和耕地的起点，他们瞥见了另一种完全陌生的奇特的生活方式，后者唤起了他们贪婪的欲望。在除了春季以外的各个季节里，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南方。他们一方面向往着南方温暖舒适的气候和肥沃的黄土地，一方面又不理解这些地区较为先进的文明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在他们占有了这些耕地之后，才会使之荒芜，把农作物变成牧草，把耕地变成牧场。13世纪的成吉思汗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成吉思汗征服北京地区以后，企图把河北平原上肥沃的玉米地变成牧地。尽管他对都市文明充满怀疑，但他对其中的机械产品颇为赞叹，并将其作为掠夺和洗劫的目标。事实上，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态度不无道理，因为他对其后代的担忧终成事实——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桃里寺（古代波斯地区的名古城，即现在的阿塞拜疆省的省会大不里士城）的宫殿后，便随即堕落了。然而，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始终把定居者看成是他们的“农人”，把城市和耕地看成是他们的“农场”，他们对“农人”和“农场”进行公开勒索，欣然接受他们奉上的定期贡赋，一旦对方有所抗拒，他们就会对其城市进行突然袭击和掠夺。纵观这部气势恢宏的草原史，我们会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7世纪，突厥—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大体已成为凶猛掠夺和勒索定期贡赋的固定模式。

当然，游牧民族中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领导人物，他们不但了解定居帝国的腐朽状况，及时处理宫廷内部的矛盾，还会使尽各种手段使自己或后代登上帝国的王位。然而，过了两三代之后，这些汉化的蛮族人由于其游牧民族坚韧性格的消失，以及在文明社会的一无所获而遭到蔑视。他们的领土被那些仍留在草原深处的原始蛮夷觊觎。于是，新一轮的征服开始了。5世纪的拓跋人便是站在匈奴人和鲜卑人的肩上消灭他们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崛起于12世纪的女真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却在几个月之内夺取了中都（北京）；然而，他们也很快受到汉文明的影响，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于一个世纪之后被成吉思汗灭掉。欧洲的情况与亚洲相似：在俄罗斯草原（它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上，在阿提拉的匈奴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突厥人、佩切涅格人、库蛮人和成吉思汗后裔。同样的，在伊斯兰境内，蒙古可汗和通古斯征服者成了苏丹，然而，他们也很快便让位给另一些更加凶猛粗野的同族……

草原游牧部落的这些定期性袭击，似乎成为了历史上的一种地理规律，草原游牧部落的可汗们登上了长安、洛阳、开封、大都、撒马尔罕或桃里寺的王位。但同时，它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规律，即游牧部落会被文明地区逐渐同化，那些野蛮的游牧民作为贵族，很快便淹没在密集的定居者中。其次，被征服的黄河和长江文明又陶醉和麻痹了这些游牧民族，一段时间之后，一切又和未被征服前一样了。而被文明化了的游牧民族，又会为保卫文明而反击其他游牧民族的攻击。公元5世纪的拓跋人（“拓跋”为姓氏，属于鲜卑族，但也有说法认为拓跋部属于突厥族）就是华夏文明的坚定守卫者；而元世祖忽必烈则完成了汉唐皇帝的“泛亚洲统治”梦想，统治了一部分文明的民族。

表面上看，成功的征服者们是统治者，然而，最终皈依的却是他们。这应该归功于文明的力量，文明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此，我们应该牢记，强大的军事力量固然有优势，而文明的力量亦能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