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兴的江户出版业
浮世绘作为由出版商主导的文化商品，和江户出版业的兴盛密切相关。江户初期各种出版物以木板刻印为主，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江户出版商直接翻刻来自中国的各种绘本和画谱。因此，江户出版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明清木刻版画的影响。当时世俗小说格外流行，附带插图的大众读物尤受欢迎。无论是描写勇猛武士的戏剧，还是荒唐无聊的滑稽戏或“人形净琉璃”[1]，在江户平民中都十分有人气，剧中场景和人物被作为小说插图以版画的形式出版。较之传统版画，表现手法更加奔放、活跃，人物性格也更加鲜明。与此同时，描写妓女故事的色情书籍也大量出版，其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美人图在继承宽文美人画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宽永时期风俗画的手法，人物形象充溢着生命感。
从佛教版画到明清木刻绘本
雕版印刷术在中国源远流长，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佛教版画是1944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757年（唐至德二年）的《梵文陀罗经咒图》。最初的雕版术用于佛教经卷和佛教宣传品的拓印，唐代佛教盛行，僧尼遍布全国，大小寺院达数万座之多，刊印经卷之风盛行，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虽年代久远，仍有珍品遗留至今。
随着遣唐使的交流，唐代版刻经书大量传入日本。日本最初的版画起源也应追溯到佛教木刻印本，至今可考最早的是764年（天平宝字八年）的刻本《百万塔陀罗尼》，现保存在奈良。宋代是中国木版印刷的发达时期，中日民间交流盛行，具有很高水准的宋代木刻版画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因此，平安时代中期之后随着日本僧人入宋，日本木刻版画开始飞跃发展。11世纪之后，以贵族阶级兴起的建寺造佛热潮为契机，佛教经书的印刷和佛教故事版画的制作也进一步展开。直至室町时代末期，日本的木刻版画以佛教典籍的出版为主，集中在京都和奈良地区。
伊势物语 嵯峨本
1608年
东京 圆福寺藏
室町时代后期流行的以风俗小说为题材的奈良绘本，由奈良各大寺院的绘佛师们制作。桃山时代之后，京都的市民画师也开始以便宜的颜料批量制作，生产册子形式的“物语绘”。《伊势物语》比册子形式的奈良绘本更早出现，形式朴素的绘卷只在墨画上施以简单色彩。桃山时代这种朴素的彩画已经可以在市面上见到。1608年（庆长十三年）因在京都嵯峨地区制作而被称为“嵯峨本”的木刻活字印刷本，真正意义上将绘画作为插图应用在书本中，引起极大反响。后来受这种风格影响而盛行的木版插图，用笔彩加上红、绿、黄等简单数色，被称为“丹绿本”，这种方法被初期浮世绘继承。
明代绘画趋于衰微，但版画却空前发达，远远超过了宋代。“在木刻画史上，万历时代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凡过去七八百年来累积起来的技术与经验，在这时候都取精用宏地施展开来，而且有了新的创造，新的成就。”[2]中国古代版画技术以及出版业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至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得到迅速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固然有社会的原因，但雕版技术的提高成为版画水平上升的主要动力。当时的建安、徽州、金陵、苏州、杭州、北京、天津等地的雕版业都盛极一时，大批民间书商应运而生，他们在组织制作、经营销售方面极大地推进了出版印刷业的发展。
八种画谱（翻刻）
木版
1672年
神奈川县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藏
上排右起：草本花诗谱、木本花鸟谱、古今画谱、梅竹兰菊四谱
下排右起：名公扇谱、六言唐诗画谱、七言唐诗画谱、五言唐诗画谱
社会上对各种书籍需要量的剧增导致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也促进了雕版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质量。当时徽州的雕工技艺精专、高手云集，“徽派”雕工名震全国。明代中叶之后的戏曲小说大量出现插图，《西厢记》《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深受读者欢迎。《芥子园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成为时代的经典，其技法也成为后来浮世绘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参照，小型彩色套版法“饾版”和拱花法（空拓）等技术就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导致明代版画发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大画家纷纷为雕版作画，这在以往朝代是少见的。宋代绘画水平极高，两宋画院名家甚众，但罕有人染指版画。明代则不一样，画家唐寅、仇英以及明末的陈洪绶等人都不惜自降身份为雕版印刷绘制插图，此外还有许多名家为各种版本绘制了许多高水平的画作，这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是明代版画发展的重要基础。
17世纪初，由长崎输入日本的带有插图的明代刻本是激发日本版画发展，使之发达的主要原因。明代版画的成熟在时间上比江户民间刻本的兴起整整早了一个多世纪，当这些线条圆润、刀法精湛的版画随着通商货物出现在长崎港之际，无疑成为日本画师们的最好范本。
书屋和浮世绘
当时的江户是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都市，较之文化古城京都和经济中心大阪，新兴城市江户多少还有一点潜在的自卑心理。但新兴城市没有传统负担，加上从全国各地不断涌入的各类人才，在艺术创造上洋溢着轻松自由的活力。随德川幕府而来的大批低级武士、各行各业的职员、商人以及来自农村的劳动者纷纷涌入江户并在这里定居下来，被称为“恶所”的花街柳巷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他们尽管文化程度不高、秉性粗野，但是充满活力，促使本来就很兴旺的出版业更上一层楼。为了满足下层市民的阅读需求，经营各种出版物的“书屋”也应运而生。
江户的书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书物屋”，出版销售学术类著作以及修养、故事类图书等较严肃出版物；二为“绘草纸屋”，也称书屋，主要出版销售面向普通市民的“黄表纸”[3]“绘草纸”[4]等轻松读物；三则是“贷本屋”，即出租图书。
17世纪末期（元禄年间）之前，主要出版商和书屋都集中在京都和大阪地区。江户地区的繁荣令出版市场也逐渐扩大，但是出版业却受到京都地区的制约，因当时包括日汉古籍与佛教经典的主要出版物的出版权都掌握在京都出版商手里，日语称为“板株”，即今天的版权。依据当时的制度，“板株”作为每一本出版物的永久出版权，严厉禁止其他书商重印或再版。以《源氏物语》为例，由于出版权为京都书商所有，江户的出版商若不购得“板株”，就无法出版该书。这无疑严重影响了江户文化的发展，曾有江户出版商就此提出诉讼，希望能修订新的出版规则，但是以失败告终。因此，尽快摆脱京都的制约，形成自主的出版市场成为江户出版商的当务之急，而这又是以拥有大量新的出版物为前提的。这一局面促使江户出版业急起直追，客观上也为浮世绘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江户中期，出现了以“浮世”冠称的通俗小说和各种器物，如“浮世草子”“浮世袋”“浮世帽”等，“浮世绘”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1681年（天和元年）发行的俳谐书《各种各样的草》[5]。日语“浮世”与“忧世”同音，“浮世”一词是日本中世以来的佛教概念中相对于净土的充满忧虑的现世。对于赞扬与歌颂现世精神的近代市民来说，“浮世”一词无疑更为贴切。
1682年（天和二年）开始在大阪发行的风俗小说家井原西鹤（1642—1693）所著世俗小说《好色一代男》中，开始大量出现“浮世”“浮世比丘尼”“浮世小文”等词。“浮世”一词包含当时最流行的人生观，并有某种色情意味。与其说浮世绘是表现现实社会的绘画，毋宁说是起源于对当时被俗称为“恶所”的花街柳巷的描写和市民趣味的表现。
[1] 人形净琉璃，日语“人形”即木偶，净琉璃原是一种弹唱艺术，后来成为江户时代流行的边操纵木偶边弹唱的民间艺术。
[2] 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0页。
[3] 黄表纸，日语“表纸”为封面。18、19世纪之交流行于江户的，一种带插图并以幽默讽刺为主要内容的读物，原来只是面向儿童，后来逐渐发展为面向成年人，因其封面纸为黄色而得名。
[4] 绘草纸，带插图的故事小说等，广义上也包括绘本和浮世绘本。
[5] 日本浮世絵協会編『原色浮世絵大百科事典』第六巻、大修館、198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