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色水手服

一九三七年，十三岁的我进入了坐落在世田谷区喜多见町一〇〇号的东宝电影公司这一新的工作岗位。

离制片厂步行十分钟左右的地方，就是公司为我们母女准备的居所。这套住房面积不大，但有独立的洗澡间和三平方米左右的厨房，房间布局宽绰，居住舒适。大森的居所是一居室，只有九平方米左右，所以相比之下，这套新居所对我们母女两人来说十分宽绰，我和养母一会儿进屋，一会儿到院子里。隔着一道矮树篱笆的隔壁和我们家是一样的房型，住着成濑巳喜男导演和当时的东宝电影明星千叶早智子夫妇俩。

世田谷的成城町当时被称为“第二手工田园”，在种满银杏树的马路尽头就是成城学园，种有许多雪松、月桂树、杨树等树木，在绿树掩映中是一幢幢洋气的建筑，时不时还传来悠扬的钢琴声。宽敞的马路美丽、安静，如同高原的避暑胜地一般。在风吹簌簌作响的皇室树林区的前面，就是白色墙壁的东宝的制片厂。

与布满阴森仓库般摄影棚的松竹的制片厂不同，东宝的制片厂所有的建筑都是统一的白色，制片厂的中心是一个喷水池，四周是草坪，也是人们休憩闲谈的场所。草坪前面是明亮的玻璃装饰食堂，菜品丰富，味道比附近一带的西餐店都好，午饭钟声一响，各摄制组工作人员纷纷走出摄影棚，大家相互打着招呼，肩并肩走入食堂，和和气气地共进午餐，这幅场景在松竹是没有看到过的。我进厂后，在演员室领到的粉底霜等化妆品都是美国货，还第一次见到挤压式粉底霜，只要小指尖一点点的量，就可以均匀地涂满整个脸部，很是让人吃惊。

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吃惊不已，充满新鲜感，最震撼的是“演员课体制”。东宝完全没有干部、准干部等演员等级制度，无论是前辈，还是后辈，大家都混合在一起。有八个演员室，每个演员室有一位室长和十名演员。室长一周给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然后出席室长会议。室长并不是常任的，三个月轮换一次，人际关系并不固定，让人感觉公开透明，充满新鲜感。室长有时是我们称其为“妈妈”的英百合子，有时是原节子，有时是千叶早智子，不用加上称呼“老师”，大家都亲昵地称呼“妈妈”、“节子姐”、“千叶姐”。

不知为何，东宝没有专门的儿童演员室，也没有一个儿童演员，十三岁的我一进厂，就像是一个宠物般，受到大家的欢迎，成为大家的宠儿。大家把我的名字“秀子”（hideko）的发音中的hi给省略掉，亲昵地称呼我为“deko”。最先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是已故山本嘉次郎先生和阿姐岸井明。

我进入东宝后拍的第一部作品是《良人的贞操》，该片的原作是吉屋信子，导演是山本嘉次郎，主演是高田稔、入江高子、千叶早智子，我扮演的是千叶早智子的妹妹“睦子”这一重要角色。

策划和剧本一旦定了下来，各个角色的演员们就要碰头开会，研读剧本、试服装、试镜头和拍宣传剧照，这些电影制作程序与松竹没有明显不同，但总觉得东宝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松竹和东宝的机构体制根本的不同是，前者是导演制，后者是制片人制，十三岁的我并不太懂这些。但是，在拍摄现场，导演喊着：“好！开始！”这总让我感觉东宝有一种现代派的气氛。

柔软的礼帽、钢花呢方格上装、法兰绒长裤，配上领巾式领带，这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扮。一般的男性穿上的话，让人觉得俗不可耐。但是，从潮流趋势来看，如果外在并不是那么出众，而内在优秀的话，就可以成为一流的潮流。应该说，不太出众的外在能骤然变为最流行的时髦，这着实让人不可思议。

《良人的贞操》的导演山本嘉次郎就是一个内在纯粹优秀的人。那是发生在关东大地震之前的一件事，在向岛电影公司时，他将男旦衣笠贞之助推为主演，而今他已成为东宝电影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公司、演员和工作人员中具有很高的威信，所有的人都不敢小看他，但是大家并不称他“老师”，而是昵称“老山”。

对此，我也很是吃惊，松竹的社风说得好听点是严格，说得难听点是封建。起初，我也称山本嘉次郎导演为“老师”，但他一听怔住了，他那副表情仍让我记忆犹新。

《良人的贞操》这部电影从准备到开拍的整个过程，以“老山”为中心，工作气氛热烈，工作进展顺利。东宝之所以能成为东宝，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工作人员们畅所欲言，展开讨论，倾注了大家对作品的热情、各自的经验和创造力。所以这些意见都非常有建设性。“老山”运用他巧妙的说话技巧和幽默，在关键时刻稳妥地挖掘出每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并切实解决关键问题，他的工作方法的确十分高明。

和充斥着狼狈不堪、意志消沉、牢骚满腹、自暴自弃、扯后腿的当今电影界俨然不同，那时的电影界充满了无法想象的热情、活力和“对工作着魔般的热爱”。

那时，演员和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是平等的，都是一颗钉子。根据导演的命令描绘出的空中楼阁是靠每颗钉子完成的作品。每一帧胶片都渗透了大家的汗水和回忆。进入东宝后，从工作人员认真的表情中我第一次懂得了：电影工作看似马马虎虎，实际上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包含着无穷的乐趣和痛苦。

完成一部电影，需要五六十名工作人员，拍摄日期为四五十天，有的甚至要拍摄一年以上。与四天即可完成的电视节目不同，如果没有工作人员的坚持、热爱以及通力合作，电影拍摄是不可能完成的，要靠幕后工作人员给幕前的演员们做发型、打光、拍摄、铺移动车轨道、操纵起重机。

“如此众多的工作人员努力工作着，作为一名演员，我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呢？”我常常这样扪心自问。我的职业意识的萌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树立起来的，这并不是谁教我的，也不是从书上学来的。看着那些灯光师竭尽全力地举起五公斤、十公斤的照明设备，是他们身上的汗水让我领悟到的。虽说人是一种很容易适应环境的动物，但是十三岁的我是非常自然而然地融入东宝“人人平等”这一公司氛围当中去的。

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是“接受恩惠的人生”，现在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首先，电影工作和画家、雕刻家的工作不同，一个人是绝对完成不了的。如果没有人打灯光，没有人拍摄，即便我想好好演，也是无法拍成电影画面的。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我还是要写出来，也许有人会说我太多愁善感，人老泪多吧。可是，活着也好，死去也罢，人是一种很可怜的动物。

即使打算一个人活下去，也要受到不计其数的人们的帮助，只有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活下去，死了的话，不可能自己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坟墓，给自己处理后事，所以即便是死，也要受到别人的帮助。

这种人生不是“接受恩惠的人生”，又是什么呢？对于种种恩惠，我该如何报答呢？如果演员是一颗“钉子”的话，那么通过优秀的演技去回报其他“钉子”们的辛勤付出，这就是一种报答。不过，演技这种东西并不是尽力去演就能演好的，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作为一名少女，所能做的就是不给共事的工作人员添麻烦，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处事原则。

《良人的贞操》这部电影还没有拍完时，我的手中已经有了下一部电影的剧本。但是，东宝还是履行了承诺，让我去文化学院上学。据说，这所文化学院是当时唯一一所先进的学校，这里是男女混校制，学生像称呼朋友一般用昵称称呼老师。称西村伊作校长为“伊作”，“伊作”的长女西村绫是英语老师，学生们亲昵地称她为“绫子”。一直以来，我对女校的印象是：校舍神圣庄重，师生们相互庄严地进行问候：“上课！敬礼！坐下！”学业严谨。但在文化学院入学的第一天，我的印象被完全颠覆，让我十分茫然。

午休时，礼堂里开始播放唱片，“伊作”和学生们跳起了交际舞。午饭可以随意从菜谱中选择，还有喝草莓牛奶和吃冰激凌的点心时间。校园里还有售卖围巾、长袜等物品的货摊。我也常常纳闷：这里究竟是不是学校呢？课间，学生们打趣老师，不停地哈哈大笑，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忧虑和生活的痕迹。

我后悔莫及：怎么进了一所这么不像话的学校？但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进的一所学校，我丝毫不想放弃。首先让我们母女慌了神的是：这所学校没有校服。这里的学生们都是大家闺秀，衣着时髦华丽，头上扎着法国粉红色绸带，风吹摆动起来，看起来就像水族馆里的热带鱼。全校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个寒酸的学生了。

唉声叹气的我终于心生一计，我跑到当地一家打着“学习院制服专卖店宫内省承办商”招牌的西服店，定制了一套高档毛料的水手服。衣服是深蓝色的，短上衣，百褶裙，胸前三角领巾，我得意极了，我要把这身衣服作为我的校服。我暗暗认为：深蓝色的水手服在花枝招展的同学中间更加显眼，让我看起来更美。也许在别人看来，我就像一只闯入花园的迷路的乌鸦吧！

文化学院的前辈里，有芭蕾演员贝谷八百子，女演员伊达里子、山根寿子，舞台装置家松山崇。同级同学里有佐藤八郎的爱女佐藤鸠子、小岛政二郎的独生女小岛美笼，我很快就和性格爽朗的她们俩成了好朋友。

在文化学院的毕业生中，也许是因为接受了自由奔放的教育的缘故，很多女性说话都带有一口独特的东京音腔调，说话像男人。我因为在气氛轻松自由的东宝工作，虽然在文化学院学习时间不长，但是受到它先进校风的影响，也变成现在这样一个性格随意的人吧。

我在文化学院的班主任是已故的河崎夏子女士。透过高年级班级的窗户，可以看到户川绘马和身穿黑和服、梳着发髻的与谢野晶子在讲台上上课的身影。我并不喜欢学习，只是觉得不得不学，所以学习劲头十足。上课的时候，绘画专业的男生接连不断地来借我去当模特，这总是干扰我的学习。但是，河崎老师总是满口答应：“秀子，去吧！”没有办法，我只能乖乖地朝绘画专业的画室走去。就这样宝贵的学习时间又浪费了，每次我的心情就像丢了钱包一样感到心疼。不过，总体而言，我的学校生活还是很开心的。

早晨，我穿着唯一的一件水手服，把教材放进绿色书包里，高高兴兴离开新家，一路跑到成城车站，乘上小田急电车，赶往御茶水文化学院。我满足地看着电车车窗里自己穿水手服的帅气身影，不禁回忆起小时候来，还有这几个月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巨大变化。

这种心情就好似在不久前，还吃着鱼干配酱汤米饭的我，突然就吃起浓汤、汉堡包配牛排的西餐来……这是那时十三岁的我的真实感受。“哐当哐当……”电车摇摇晃晃行驶着，我绝不会抓住车厢吊环，也不会抱住车厢立柱，而是将双脚脚趾张开，用力踩住地面，笔直地站着。电车车厢里上班族的人群里夹杂着很多学生，我差点大声喊出来：“我也是一名女学生了，现在要去上学，请多关照！”

我感到原本不是很高的鼻子在不断变高，我盯着自己的鼻尖，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这笑是开心的、真正发自心底的。

制片厂的工作并不总是开心的，年纪轻轻的我像个乒乓球一样，在学校和制片厂之间来去穿梭，从中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岁月如梭，光阴荏苒，我那光辉的青春悄悄来到我的身边，它又是以怎样一种形式来到我的身边呢？我的身体在不断发育成一个少女，隐藏在水手服里的乳房发育起来。我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这时的日本开始步入交错弯曲的道路，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电影界同样也处于战争当中，东宝通过大量挖导演、明星的战术，到松竹王国“寻衅滋事”。导演中，相继有岛津保次郎、衣笠贞之助、雄谷久虎、阿部丰、山中贞雄，明星中相继有林长二郎、入江高子、山田五十铃、原节子、大日方传、高田稔、冈让二和我被东宝挖走。

但是，虽说东宝实力强劲，但并不是随意挖走与松竹尚处于合同期的明星，而是合同到期后再进入东宝。林长二郎在进入东宝前，便走漏了消息，十一月十二日在京都下加茂制片厂大门前，他被人划破了脸，脸可是演员的招牌啊！但是，林长二郎伤好后，不改初心的他以“长谷川一夫”的本名进入了东宝。

这个事件成了当时电影界的一大新闻。但是，记者并没有揭示出事件背后隐藏的资本对立和斗争，而是告诫演员要多加当心。

在十三岁的我看来，东宝是个充满时髦、开放、自由气息的地方，是不可能看清隐藏在事件背后的阴暗面的。

这年年末，高亢的爱国进行曲开始奏响，次年一月三日，冈田嘉子和杉本良吉从桦太（库页岛）逃亡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