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白宫西翼

每个人都设法顶着春季暴风雪赶来。不论星期几，华盛顿的交通都是一团糟，雪中的城市更是变得几乎无法通行。现在炫目的太阳露出来，照耀着覆盖玫瑰园的白色雪毯，融化了柱廊上的冰锥。但是白宫西翼地下的战情室是一座永夜中的高技术地牢，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那里进行指挥，统领全球美军，处理国内危机。用于高机密视频会议的平板显示器在红木墙上挂成一排，大量黑色皮椅环绕着椭圆形长桌，屋顶散布着探测窃听设备和未授权手机信号的传感器。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助理委员会成员——除了中央情报局，还包括国务院、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财政部、司法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土安全部——翻阅着晨间文件，寻找新增或有用的内容。他们的工作是为繁忙的上司们缩小问题的范围，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说明。通常助理委员会的主席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二号人物，可是她去杰克逊霍尔滑雪时摔断了腿，所以玛蒂尔达·尼钦斯基替她挑起了担子。

如同一个肥皂泡，蒂尔迪在华盛顿的官僚体系中不声不响地官升数级，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坐上了国土安全部副部长的职位。她是一名灰色的知情者和秘密的保守者，所有人都放心让她推进上司的决议，过去二十七年她一直就是这么做的。生活虽然单调，但还可以承受，她有绝佳的收益。在所处的封闭圈里，蒂尔迪至关重要，但还没有被真正认识。没人完全了解她曾开展的秘密较量、取得的无声胜利和抛在身后的敌人尸体。让人低估是她非凡的天赋。

“宣称对罗马恐怖袭击负责的是什么组织？”蒂尔迪问。

“他们自称三一三旅，”特工人员说，“曾经策划了2008年的孟买袭击事件，以先知穆罕默德第一次征兵时加入的三百一十三名战士命名。2011年我们除掉了他们的头目，就在击毙本·拉登一个月之后。和所有基地组织一样，他们只想尽可能多地杀人。我们认为他们极其危险。”

国防部代表询问有没有后续袭击的任何信息。没有回答。

其他部门的副手们点点头，并没有感到意外。这是典型的特工简报，拉响很多警报，却没有可以采取行动的情报。他们不知道要发生袭击，不知道策划地在哪里，只知道那个组织危险至极。特工机构就像一辆没有司机的消防车，拉着警笛飞驰，漫无目的，也没有水。

“关于罗马恐怖袭击还有个情况，”特工人员说，“一群德国游客曾在广场附近的咖啡馆，没有被炸死，可是两天后他们返回斯图加特，有四人病倒，一人死亡，好像另外三个也活不了。德国人测出他们中毒了。”

“什么毒？”蒂尔迪问。

“肉毒杆菌毒素。实验室人员告诉我们，肉毒杆菌是最强毒药，只要一克就能杀死一百万人。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爆炸产生的热量会杀死大多数病菌。”

伊朗西南部靠近伊拉克边界的城市阿瓦士的一家阿拉伯分裂组织，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造成了一些新的紧张局势，国务院对此进行了讨论。“也门的胡塞叛军已经从德黑兰获得了更加精确制导的导弹，轻而易举就能袭击利雅得，”国务院代表报告说，“一次直接打击就可能导致沙特阿拉伯向伊朗宣战。”

蒂尔迪转向国防部：“我们在海湾地区有足够的资源吗？”

“要干什么？”国防部代表问，“如果你问我们能否阻止小规模冲突升级，应该可以。迄今为止伊斯兰教内战都是代理人在打，不过大玩家也都在秣马厉兵。在一个双方似乎都追求同归于尽的地区，我们得确定要冒多大风险。”

国务院代表表示赞成：“沙特阿拉伯人想把海湾地区全部纳入麾下，然后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他们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消灭伊朗。”

蒂尔迪询问能源部，伊朗恢复全规模核燃料生产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他们建了一家新厂，每天能生产六十台更加先进的离心机。我们估计，如果选择走这条路，他们每六周就能生产出足够制造一枚核弹的浓缩铀。很可能他们已经做了决定。”

我们认为，我们相信，我们怀疑。也许这样，可能那样。

蒂尔迪在政府供职多年，明白情报几乎总是模糊不清和缺鼻少眼，所以很容易被操纵。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块地缘政治拼图——或者以为自己有——可是没人对真正的局势有清晰的认识。沙特阿拉伯是伊朗叛乱的背后主使者吗？美国支持吗？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想打到世界末日，还是说这只是流言蜚语？虚张声势？零碎的事实被拼凑起来，支持这样一场欠考虑的行动，然而行动的地区几乎没有美国的盟友，也完全没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我们就是这样深陷越南的，蒂尔迪心想，就这样深陷伊拉克、利比亚，有一个算一个。半吊子情报配上意识形态的虚张声势，让数万亿美元打了水漂。与此同时，政府本身也受到攻击。除了国防部，这间会议室中的每个人都代表一个正在后撤的机构，造成这种局面都是因为一知半解的猜测产生了后续的恶果。美国已经没有钱——或者没有胆量——保持自身的一贯形象了。

蒂尔迪又一次注意到，俄罗斯没有出现在议程里。情报界和国务院中的老一辈俄罗斯事务推手在看似清除机构记忆的运动中被大量清洗出局。人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想，可没人知道局势的走向，很快，没人会记得意义何在。

蒂尔迪年轻时曾在外事处工作三年，作为政务官员驻扎在圣彼得堡。在历史上，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代，柏林墙刚刚被推倒，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苏联这台机器轰然倒塌。你似乎可以相信，历史终于走到尽头，民主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的终极命运。安宁与和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美国统治世界，普天之下没有对手。

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时是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的年轻官员，所以蒂尔迪常看见他。作为一名前特工，他自然也把蒂尔迪当作特工。他没隐瞒自己的背景——没有必要——他会把蒂尔迪当作新人，给她些无关紧要的指点。在农机博览会或者在马来亚康尤森纳亚街漂亮的瑞典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上，普京会说：“你参加这项活动挺好。”他一定会为蒂尔迪指出刚刚从巴黎或波恩过来的、和她同级别的人物。他曾恶作剧似的握着蒂尔迪的臂弯，带她穿过舞厅去见一位穿黑色丝绸外套的高雅女人。“军情六处的。”他低声说。要是蒂尔迪试图否认自己是高级别的政务官员，普京就会心照不宣地笑着望向远方。

如今你看不出来，不过当时蒂尔迪身材曼妙，还没有被酒会小吃、巧克力，以及宴会上多喝的葡萄酒毁掉。她不确定普京的意图，但是为了让记录清白，她把每次相遇都上报。

最后一项议题是印度尼西亚神秘疾病的暴发。“既然我们没有真正的卫生官员出席，那么我猜得由我来描述这件事了。”蒂尔迪说。与此同时，那位特工站起来要离席。“还得过河去开会。”他含糊地说。

“还不能走，”蒂尔迪使出老太太生气的语气，让人觉得和她争论会麻烦得很，“对这件事我有几个问题。”

特工不情愿地重新落座。

“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疾病，”蒂尔迪说，“有可能是生物武器吗？”

“有可能。”特工给出模棱两可的回答。

“还是实验室泄漏出来的？”蒂尔迪问。

“我们没有任何信息。”特工说。

蒂尔迪并不意外。“今天就到此结束。”她最后宣布，然后把各部门的副手放回到一个日益冷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