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开放对增长收敛的重要意义

2.1　开放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与收敛特征

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前提条件。诸多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的增长对提升国内就业（Autor et al.，2013）、工资水平（Melitz，2003）、要素再配置的效率（Melitz and Redding，2013）及技术升级（Bloom et al.，2016）有显著效果。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步和腾飞，离不开在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投资分工体系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在贸易与投资过程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与收敛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中经济增长的效率。

为直观检验开放政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借鉴Sachs-Warner分类标准（Sachs and Warner，1995），根据贸易及相关政策将1980-2010年间113个经济体分为开放经济体和封闭经济体（表A2.1给出了这些经济体及确认为开放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后中国实施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经济政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国。鉴于此，我们将这一阶段的中国也视作开放经济体。

图2.1清晰地展示了开放经济体和封闭经济体的增长绩效。横轴是1980年的人均GDP（以2011年的国际元衡量，以美元计价），纵轴是1980-2010年30年间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可以发现，开放经济体基本上分布在右上方。这表明多数情况下，在初始阶段发展水平相当的经济体中，在随后30年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显著高于采取封闭政策的经济体。中国在此期间的经济绩效更加显著。根据Maddison 2018数据库[10]，中国1980年人均GDP为1539美元，随后30年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达6.2%。

2.2　开放经济体的增长收敛特征

进一步地，成功实现跨越的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数据展现出非常明显的增长收敛特征，即初始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开放经济体，由于起点相对较低，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越高。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选择了5个亚洲开放经济体（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和14个欧洲开放经济体（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西班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描述了1960年的初始发展水平与随后50年经济增速的关系，发现增长收敛的特征仍然显著（见图2.2）。

数据来源：Maddison 2018；作者计算。

数据来源：Maddison 2018；作者计算。

图2.2显示了与Lucas（2009）中所描述的（Lucas只描述了西欧经济体的收敛特征）相似的特征事实。在开放政策等条件下，低收入的经济体会逐渐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1960年人均GDP越低的经济体，在随后50年的开放发展中，按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速越高。向右下方倾斜曲线也表明，存在使得开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和增长率相互收敛与趋同的内在经济力量和机制。

1978年后，中国经济体制开始逐渐改革并实行对外开放。而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上采取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对西方国家采取了相对封闭的政策。由于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计划体制下虽然经济体系得以建立，但其中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不断上升。图2.3展示了改革开放前后中美人均GDP（取对数）的差距变化情况。如图2.3所示，1950年至1978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约3%，与美国人均GDP增速没有明显差别。然而，改革开放后至2014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6%。尤其是2000年后，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呈现加快缩小的趋势。

数据来源：Maddison 2018；作者计算。

2.3　增长收敛回归

为更加规范地检验开放的重要性，以及何种形式的开放对增长收敛更有效果，在经典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如Barro，1991；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等等）基础上，我们设定如下增长收敛模型：

其中，GR8010i为经济体i在1980-2010年30年间人均实际GDP平均增速。GDPPC80i为经济体i在1980年的人均GDP，表示各经济体初始的人均收入水平；OPEN80i为经济体i在1980年实施的贸易或金融开放政策，1表示开放，0表示封闭。交互项OPEN80i×GDPPC80i衡量了开放经济体的增长收敛性；Xi表示影响长期经济平均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如初始的人力资本指数、以政府消费占GDP比例衡量的政府规模、以资本品价格与各国平均水平的偏差表示的价格扭曲程度、以政治稳定性表示的制度环境等。

表2.1汇报了增长收敛模型的基本回归结果。前三列分别引入了初始人均实际GDP（取对数）的增长率，初始贸易开放状态以及初始人均实际GDP（取对数）和初始贸易开放状态的交互项。第二列结果显示，初始贸易开放状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采取贸易开放政策的经济体，随后30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要显著高于采取贸易封闭政策的经济体；第三列初始人均实际GDP和初始贸易开放状态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开放经济体表现出增长收敛的特征，即初始的人均GDP越低，随后的人均GDP增长率越高。第四列加入了初始的资本项目开放状态及其与初始人均实际GDP的交互项，以考察金融开放是否会显著影响经济体的增长绩效和增长收敛。结果显示，这两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表2.1　增长收敛回归：开放对增长绩效重要性

注：被解释变量为67个国家1980-2010年间平均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控制变量包括log Initial GDP per capita＿1980（取对数的初始人均实际GDP）；Trade Open＿1980（初始的贸易开放状态），开放为1，封闭为0；CA Open＿1980（初始的资本项目开放状态），开放为1，封闭为0；反映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小学入学率和中学入学率；政府规模；反映价格扭曲程度的资本品价格偏差；反映制度环境的政府稳定性。∗∗∗，∗∗，∗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相对于金融开放，贸易开放是经济体增长绩效和增长收敛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以第三列为例，与贸易封闭经济体相比，贸易开放使得开放经济体的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比采取封闭政策的经济体平均高出2.2个百分点。

2.4　影响增长收敛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已经识别了一些经济从贫穷向富裕收敛的相关因素。除了人口结构，人力资本和城市化进程是讨论最多的两个因素。尽管有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和城市化之间是相关的，但是二者之间有明确的不同含义。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衡量的是经济体中劳动力的质量，如劳动力的知识储备、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等；而城市化进程衡量的是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信息和知识的聚集效应。

人力资本通常用相应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Wang and Yao，2003）。对于追赶经济体而言，其人力资本越多，接受技术转移需要的交流能力和吸收掌握适宜技术与知识的能力就越强。经验表明，城市是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中心、技术资金的流入中心（Lucas，2009）。除了国内劳动力转移的其他障碍，如中国的户口制度，还需要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才能使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长期稳定下来。

因此，城市人口的集中和劳动力的质量，对于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顺利追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实情况下，大部分人口或就业通常分布在农村地区，而农业又属于低技术部门，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阻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初，82%的人口聚集在农村，当时中国的人力资本还不足美国的一半（49.3%），仅为日本的55%。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后，城市就逐渐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外部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中心。在此过程中，教育体系的改善将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图2.4和图2.5分别用113个经济体的数据，展示了城市化和人力资本与人均GDP（取对数）的关系。这两幅图均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均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率，低收入经济体则相反，面临较低的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率。201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在样本数据中处于中等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下，未来实现成功追赶的潜力仍然较大。附录中图A2.1和图A2.2分别画出了城市化和人力资本与相对人均GDP（各经济体与美国人均GDP比值）的关系，结果同样说明了人力资本与城市化在经济增长与追赶中可能的重要作用。

数据来源：Maddison 2018；作者计算。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9.0；作者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