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时期，主题是战争和革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和对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根本推动力。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介绍与研究，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论战。在政治纲领上，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一步步地提出了行动纲领。在实践上，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使国民革命进入了高潮。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党中央对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缺乏了解，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缺乏认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缺乏独立自主权，因而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来指引中国革命道路。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认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他专门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民族资产阶级因具有两面性而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他认为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革命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在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和封建军阀压迫时，赞成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但当革命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时，又怀疑革命，甚至反对革命。

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同时，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无产阶级必须保持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在革命主要依靠力量上，中国共产党刚开始没有经验，都是依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把眼光和重心都放在了城市工人阶级身上，因而共产党最初主要在城市里搞工人运动。虽然那时党内也有人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农民当作主要依靠力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85%以上的农民生活在封建剥削和压迫之下，积压着农民千百年来受尽地主豪绅欺凌压迫而无处诉说的全部仇恨和愤怒。它像一个天然的火药库，一旦引爆，将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毛泽东看到了这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他指出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那时的湖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民革命的推动下，将沉默了几千年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等发起了猛烈冲击。然而，有些人对农民革命力量感到害怕，甚至诬蔑和打压。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1926年底，毛泽东再次回到湖南农村，历时32天，行程700千米，对湖南的农民运动做了一次详细调查。1927年2月12日结束考察，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对农民运动政策有很大的缺点，并很快写成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于1927年3月5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报上连载。接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刊载，随后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相继转载，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在毛泽东的笔下，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还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大声疾呼：一切革命派、革命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和支持他们，而不应该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现出来的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已超出中央的认识。他从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他比较具体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毛泽东将农民视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上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本质区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也是一个新发展。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思想。这一点为毛泽东后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村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基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这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要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广大农民所在的农村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当然，除了武装斗争这个形式外，还有工人斗争、农民斗争、政权斗争、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只有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武装斗争的历史渊源。恩格斯在1870年《如何击败普军》一文中，就提到过解决政府之间的争端的武装斗争。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公社的主要经验就是用武装的人民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也对武装斗争有进一步论述。他指出，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夺取革命的胜利。沙皇统治的被推翻实践了这一理论。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强调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四）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法宝”

1939年到1940年初，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集中思考着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其中，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无产阶级怎样去实现领导权呢？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于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关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在前文已有论述，这里谈一下党的建设。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行动的总方向，决定着党的建设。要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毛泽东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鉴于我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关于三者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由此可见，这三个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战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和意义做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毛泽东关于三大法宝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杰出贡献。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一）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为了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前途，同时回击国内外敌人的造谣中伤，澄清人民中对这些问题的模糊认识，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描绘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蓝图，系统地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纲领，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同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构成了《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

（二）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二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逐步改造的具体政策。

（三）创立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这一学说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确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还为社会主义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关于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共八大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四）提出走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主张走自己的路，在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上主张“向外国学习”，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总之，“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个跃进”。学习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同时，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以及一整套经济建设方针。此外，毛泽东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设想，等等。

三、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革命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并把它们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

（一）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

1927年八七会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所采取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唯一可走的路就是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部队在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部队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

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革命的斗争经验，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红军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工作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及盲动主义残余，对这些错误思想都一一做了列举，并有针对性地逐条列举出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使这支革命军队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古田会议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和根本原则，标志着毛泽东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

（二）关于人民战争和军事战略战术

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斗争形式也转入了武装斗争。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战争，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式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这些光辉的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指出要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阴谋，把抗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争，关键是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巩固和扩大，还制订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在完成军队调动部署后，立即撕毁停战协定，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为了打退蒋介石集团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紧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年多后，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急转。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得到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仅在淮海战役中，推着独轮车往前线运送粮食给养的山东老解放区民工就达到300多万人。对此，陈毅动情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三）加强国防力量，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和发展现代化国防科学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关注重点转到了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为保卫国家和建设国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四个现代化”科学地界定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将其规定为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

基于毛泽东强烈的国防意识，中国各项建设一起步，党中央、毛泽东就提出了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方针。1964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建设方针，就是要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国防，特别是要加强基础工业。基础工业是“屁股”，农业与国防是“拳头”，“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就有力量。“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国防意识，既指明了国防建设在国家总体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又摆正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方针的发展。

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是国防工业建设的关键。20世纪，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应用，引起了武器的一次又一次的不断改进。科学技术一经应用于经济建设，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1970年又提出要搞人造卫星。他认为，核战争是打不起来的，之所以还要研究制造原子弹，是为了防御。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不失时机地注意发展新兴科学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步伐。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造出了核潜艇，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运用导弹核武器向全球任何地方实施反击的能力，使我国一跃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引起世人瞩目。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成功的。

四、政策和策略理论

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

（一）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

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述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时，把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作为一个要紧的条件。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

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和策略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能否继续前进的思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对其本质认识进一步深入，也为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提出了根本依据。毛泽东的政策和策略思想进一步成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命运决战，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实行正确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论述，做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著名论断。

（二）关于对敌斗争和统一战争的重要政策和策略思想

毛泽东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中的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有效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做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

五、党的建设学说

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运用和创新发展，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党的三大作风建设

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还创造出整风这种实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方式。

（1）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建党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一直在与党内教条主义错误作风做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纲领；土地革命前期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深刻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思想。四年的整风运动终于彻底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2）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自党建立以来，毛泽东就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1925年到1927年就曾两次到农村调查，领导农会运动，在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革命中。1934年1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而要得到群众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的理论基石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理论思想在抗战时期系统形成，进一步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还是我们党根本的工作路线。

（3）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纠正和防止“左”倾错误中，在正确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里从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角度，提出要防止过火斗争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和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的好方式。在整风运动中，提出著名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确立和发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鉴于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思想。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其中干部是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的骨干，是党联系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桥梁纽带。对于怎样培养大批优秀的干部，归结起来就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毛泽东认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特别强调，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毛泽东在干部路线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一是强调干部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56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为了实现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二是对干部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是现代化的国防等，我们进入的就是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1958年初，他又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三）重视搞好党的团结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团结，总是把搞好团结和革命胜利联系在一起，既要搞好党内的团结，也要搞好与党外的团结。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的原则，团结的关键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团结，如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老干部之间、党员干部与党外干部等的团结。

正确处理党内斗争，对于巩固党的组织、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是极其重要的。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提出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并将其具体应用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认为，党内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既要反对取消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又要反对“左”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他提出，党内斗争的目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党内斗争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无所措手足；党内批评的原则是实事求是，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