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一、近代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跌宕变迁，为了寻求“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道路，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纷纷涌现，它们之间既互相冲突、互相斗争，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层层激荡，其中三大社会思潮是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

（一）洋务思潮

在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掠夺下，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节节败退，一些满怀爱国热忱和经世之志的先进中国人开始冲破传统思想的藩篱，以新的目光审视世界。洋务思潮承前于经世思潮，形成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战后出现的严峻形势直接促成和推动了洋务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洋务思潮企图用西方科技来挽救国家危亡、用资本主义经济成果来巩固封建政治体制，只能是一种幻想。洋务思潮的代表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士，洋务思潮学习西方、吸纳先进技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王朝统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开明官僚阶层高举的是忠君、卫道的大旗，冯桂芬、郑观应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都是孔孟儒道正统思想的倡导者，对他们来说，清朝政治制度不可改变，封建统治的根基不可动摇，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都要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基本前提。由于阶级立场、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他们根本认识不到解决中国问题更深层次的内容，没有意识到中国需要从根本上采取西方大事更张之处，学习西方的纲纪法度（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中体西用”这一思想总纲的禁锢决定了“洋务思潮”这一地主阶级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洋务思潮最终只能是探索“中国向何处”的一个思想驿站，不能最终解决“国家求富求强”的历史命题，仍需要改革者不断探索前行。

（二）维新思潮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从洋务思潮中逐步分离出来，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维新思潮。维新人士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学说，用西方社会进化论代替了传统的变易观。他们指出，“中体西用”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不但不能挽救中国，反而会使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开始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理性反思自身文化，寻求变革之路。他们认为，西方各国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民主政治体制，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科学的道路，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

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正面交锋。维新思潮具有时代先进性，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直接推动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推动了一场政治的变革。他们深信，只有维新、变革，才能使中国摆脱民族危亡的历史境遇。他们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一方面汲取传统文化思想，另一方面积极学习先进的变法理念，从而推动了由封建制度向资产阶级民主议政的政治变革运动。同时，维新思潮宣扬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启迪了民智，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维新变法仅103天就夭折了，这充分说明了维新思潮的不成熟性、不彻底性和时代局限性。维新人士追慕西学而西学知识有限，对学习西方知识的方法并没有全面、真切的认识，但由于形势所逼匆匆踏入政坛，没有精力对外来思想进行仔细甄别、摒弃，只顾接受，一知半解地认识、传播。梁启超后来曾自责“随有所见，随即发表”“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当时翻译西方思想的人大多不通西方思想。维新派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使他们虽然严厉地抨击了封建主义，指出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倡导资产阶级民主，但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封建文化的束缚，而是奉孔子为教主。他们倡导改革变法，但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倡导对现有制度的改良，而不是推翻清朝政府进行彻底的革命，因此他们被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提倡民权，特别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通过总结失败教训，认为“民智、民德、民力”是改革的社会基础，要改良政治，必须从改造“民”开始。然而，他们又惧怕人民，只希望让资产阶级的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些比较矛盾的表现、时代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决定了维新思潮只能是中国思想变革中的一段历程，不可能一直引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求富求强的目标要求。

（三）民主共和思潮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思想界又发生了重大的激荡，各种社会思潮（如君主立宪思潮、爱国教育思潮、国粹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竞相涌现。其中，民主共和思潮以空前猛烈的声势冲击着旧的社会和思想秩序，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

伴随着人们对探索救国之路的新思考，一些有关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和制度的代表性著作开始被翻译到中国来。关于民主政治的学说主要有《民约论》《万法精神》《自由原理》《国家论》《代议政治论》等，系统介绍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理、密尔的自由理论等当时西方先进的政治理论，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遂建立起一些革命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一个具有全国规模的革命政党来统一领导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1905年8月，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在孙中山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各项革命活动，组织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为宣传民主共和思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成功发动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带动了中国各地的革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终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的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由思潮最终转化为一种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短暂生长。虽然其在袁世凯复辟之后夭折，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民主共和思潮在推动社会发展、促进入们思想解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派为挽救民族危亡，探索出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光明大道。虽然民主共和的治国救国方案在实践中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但使先进的中国人掌握了一种反封建、反帝制的先进思想武器。比如，1913年袁世凯实行专制，制造“宋教仁案”后，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以及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国人都拿起了民主共和的思想武器群起而攻之。

民主共和政府仅存在125天就被迫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中国的民主共和救国方案以失败告终。这样一个结局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从以上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演化的发展路向可以深刻地体会到：社会思潮的历史演进深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在这一演进历程中，无论官僚改革派、维新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为了寻求“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思想武器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课题。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救国治国理想和方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攻之下没有获得成功，也不可能成功。但这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思想武器作为“救亡图存”的利器，才能使中国摆脱亡国灭种的绝境。这种思想认识为十月革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碎片传入

19世纪末，中国人已经开始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外国传教士是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而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学说经过留日学生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介绍与传播大量进入中国。

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到124期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其是译自英国社会学家基德《社会进化》一书的章节。其中，三次提到马克思，一次提到恩格斯。在第121期所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思想：“合众小工而成一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似此举动，较之用兵鸣炮，尤为猛励。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在第123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不仅再次提到马克思，还提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在之后出版的《大同学》单行本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虽然连马克思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都没有弄清，虽然其本意是向中国民众传教，宣传用宗教的力量消除社会弊端，但无意识地让中国人知道了马克思这个人，粗浅地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

20世纪初，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成为最早在自己著作中提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一直秉持改良观点的梁启超虽然欣赏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但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说：“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数百年之后。”

1903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可视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期。在这一时期，传播主体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即参加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志士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朱执信、廖仲恺等。这些革命者较早地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或理论片段，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借用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曾想借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号召人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来则是用来抨击北洋军阀的专制政治。

孙中山是较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人之一。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十分向往，曾经真诚地确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学说等都持有不同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真正理解，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预言是很有意义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是一支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力量。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等人主编的《天义报》于日本东京创刊。该刊第13卷至第19卷陆续译载了《共产党宣言》及《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同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如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妇女理论等。同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也详细地介绍和评论了巴黎公社革命以及第二国际的相关内容。

由此可见，在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家，而是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革命家，其中有外国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及革命派，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和政治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有选择地将其零星、片段地介绍到中国来。从此，中国人开始接触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启蒙、开拓性作用。

（二）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从量到质的飞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程的分水岭，之前近20年的时间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了零散、片面、点滴的传播，而到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后，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被整篇、整部地译介，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播阶段。

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性飞跃。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帮助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重新考虑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使中国先进分子在寻求“何处去”的迷茫中“柳暗花明”，选择了走俄国人的道路，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

十月革命的巨大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福音，极大地鼓舞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同时给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启示，推动了他们认真研究十月革命和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历史机遇，使中国先进分子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进程中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先进分子在众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另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一个坚强的主体。

五四运动前后，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来自各种国家的“主义”。在众多“主义”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那么，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呢？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还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这使马克思主义成了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自身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进行了介绍，其中唯物史观最受重视。唯物史观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体力量。“做工的”工农大众是社会的“台柱子”，要通过“阶级竞争”使“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改变国家命运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双重诉求，也是中国人民检验一切“主义”的试金石。具有反封建功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来可以成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但为了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它与封建主义沆瀣一气，既不可能反封建，更不可能反帝。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义”不同，它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还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号召人们去推翻它、代替它，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这对长期被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