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42年5月初的一个傍晚，西澳大利亚边远小城奥尔巴尼（Albany）大雨滂沱，暮色正降临在宽敞而宁静的皇家公主港（Princess Royal Harbor）。那一年，光顾这片土地的寒冷冬雨要比以往来得早一些。

马来半岛、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一带已被日军横扫，此刻他们正集结在“马来屏障”外，准备向澳大利亚发起冲击。我们在这里的亚洲舰队和盟军海上力量曾经强盛一时，如今只剩残破不堪的余部撤往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弗里曼特尔（Fremantle），在那里对战损舰艇进行维修并补充兵员损失。

美国海军亚洲舰队潜艇作战力量的一部分也被疏散到了这个位于澳洲西南一隅的港口。平日里这里是繁忙的小麦、羊毛和牛肉等物资进出口集散地，而如今这里不见一艘商船，只有“霍兰”号（Holland）潜艇供应舰以及六艘美军舰艇停靠于此，勉强宣示着美国海军力量在这里的存在。而负责海岸防御的仅仅是百余名国民卫队士兵和两门老旧的6英寸火炮。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地势开阔宽敞，如同死蛤壳一般地张开着，准备迎接入侵者随时发起的进攻。一旦澳大利亚落入敌手，我们下一个后撤的基地也许就只能是南极洲的玛丽伯德地（Marie Byrd Land）了。

当我结束长达18年的潜艇作战生涯后，我的使命也达到了新高——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指挥官，然而当时的战况和前景却令人深感黯淡无望。

当我乘坐的吉普车一路颠簸蹒跚在前往当地共济会旅馆的路上时，紧邻街道两侧的楼群正华灯初上，这景象就如同堪萨斯一个典型的热闹小镇。按我和吉米·费弗（Jimmie Fife）上校的约定，我和我的参谋长将在那里共进晚餐。一走进旅馆前厅，旅馆酒廊方向就传来了欢快的歌曲声。这曲子我以前从未听过，此刻却感觉如此熟悉。潜艇部队的十几名年轻军官和一些姑娘聚集在旅馆的钢琴旁，用高亢的嗓音歌唱着：

击沉一切！击沉一切！

击沉东条英机和希特勒！

击沉他们所有的巡洋舰和航母！

击沉他们的“锡铁罐头”，还有他们那帮罪恶的水兵！

这群青年男女迸发出来的满是积极乐观的情绪，起初我还以为这要归功于以酒力强劲闻名的澳大利亚啤酒，结果却发现他们中间没几个在喝啤酒。其实，这完全是年轻灵魂们的自然洋溢和呐喊。他们清楚，日军已给我军潜艇造成严重损失，我们当前的这个庇护所也正面临被踏平的威胁，下一步日军还将继续北上。他们的歌声正是在表达对侵略者的不屈与抗争！这首歌的曲调来源于澳大利亚歌曲《祝福一切》（Bless'Em All）。那些充满战斗意志的歌词注定要为我们整场太平洋潜艇战添上重要的注脚，而那些响彻屋顶的反抗旋律也必将在即将到来的那段晦暗的日子里极大地激励每一个人。

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巴丹半岛（Bataan）和科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进行了孤注一掷的防御作战，这对我们全军、所有美国民众和澳大利亚人都是具有鼓舞力量的战例。我们的不少潜艇满载着食品、药品和弹药等补给物资，突破了日军在科雷吉多尔岛附近海域的封锁线，同时把撤退人员和重要文件档案等从当地撤出。以“鳟鱼”号（Trout）潜艇为例，该艇在大战初期就抢运出近20吨黄金、白银和有价证券，从而让菲律宾当时的货币储备得以保存。

这些得以从菲律宾撤离的人们所身怀的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故事更坚定了我们的决心，我们也必将继续战斗下去。对我而言最具激励和启发意义之处在于，我只须看看自己麾下的这些潜艇官兵就知道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也没什么危险是不可战胜的。在海上战斗巡逻任务的间隙，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些必要的装备维修、补给物资、柴油燃料和鱼雷，以及下一次战斗巡逻任务能够分配到的一个可能会发现大量日军目标的区域。他们甚至下注说，到1943年7月，我们将把日本所有的海上运输力量全部送入海底！

毫无疑问，他们果敢大胆的正面形象和坚毅刚强的面孔之下其实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从动辄长达50天的漫长巡逻到四处遍布着日军飞机和反潜舰艇的险恶丛生的陌生海域，所有这一切都随时考验着艇员们顺利返航的可能性。即使是我自己，也从未摆脱过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恐惧，那就是担心会把这些年轻人送上不归路。但谢天谢地的是，他们丝毫没有动摇过。

在潜艇部队服役期间，他们都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于他们，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在整个大战期间，每当我目视着一艘艘潜艇起航，投入新的战斗巡逻任务时，无不心怀一丝忧伤而陷入长时间的沉思。我一直在想，自己以及身边的这些参谋人员是否真的极尽了一切能事，从而确保这些出征的官兵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并安全返航。在我偶尔动摇的决心和信念背后，矢志不移地支撑着的是我们潜艇部队生而有之的勇气和决心。

经历了许久，我才在世界尽头最终找到了我们潜艇部队的那种精神。1942年3月，我辞去了我在伦敦的海军武官一职，那里低落的气氛比那座城市举世闻名的雾还要浓重。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战列舰和“反击”号（HMS Repulse）战列巡洋舰已被日军飞机击沉在马来亚海域；位于香港的被一度认为是另一个“直布罗陀”的盟军要塞，如今也已被日军占领；灾难性的新加坡战役更是以屈辱的结局告终。

在华盛顿，我发现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人们常说的猫鼠赛跑。关于如何向前推进战线并横跨太平洋重新夺回失地的问题，我们一时间还游移不决，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同时作战的战略问题同样充满极大争议。在去澳洲的路上，我得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提起精神的消息，那就是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注定要打一场持久战，直到我们的部队能够重新整肃欧洲大陆。根据我在英国所看到的情况推测，这样的作战行动恐怕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我在珍珠港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为了向新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当面致敬，同时视察那里潜艇力量的部署情况，并安排前往澳大利亚布里斯班（Brisbane）的运输工具。我找到一架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这架轰炸机正计划前往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麾下的那支兵力匮乏的部队所在地。很快，我就将置身于和我操着同种语言、同样战斗在一线的小伙子们当中！

在向驻扎在墨尔本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赫伯特·费尔法克斯·利里（Herbert Fairfax Leary）中将报告后，我经历了一次沉闷而漫长的飞越澳大利亚大沙漠的旅程——飞往西海岸的珀斯（Perth）向那里的威廉·雷诺·普内尔（William Reynolds Purnell）海军少将报告。绰号为“斑点”（Speck）的普内尔将接替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上校任亚洲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后者则计划返回美国本土。

抵达珀斯后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海军司令部遇到的是一群面色阴冷凝重的人。他们都参加了从马尼拉（Manila）到东爪哇泗水（Soerabaja）的撤退行动，而在那期间他们几乎每日每夜都是日军轰炸的目标。最后，当爪哇和“马来屏障”被日军攻破后，他们被迫丢掉了大部分个人物品，前后辗转去了达尔文（Darwin）、珀斯和弗里曼特尔港，而所属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第10巡逻飞行联队已损失殆尽。这支美军亚洲舰队的残余力量已经损失绝大部分的飞机和水面舰艇，剩余的部队则急需鱼雷、弹药和零备件。在加维特（Cavite）遭受的轰炸中，潜艇部队损失了约233枚宝贵的鱼雷。而巴丹陷落时，由于被日军炸弹重创，因此英勇的“老人星”号（Canopus）潜艇供应舰不得不自沉，被遗弃于此。我们剩下的2艘潜艇供应舰“霍兰”号和“鸮”号（Otus）则要承担起支援20艘潜艇的任务。“鸮”号的前身是在大战爆发时才接受改装的C-3号货船，这意味着这里的大部分繁重任务都落在了“霍兰”号身上。

两艘潜艇供应舰上已经挤满其他部队的幸存人员，船上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容纳整修期间的潜艇官兵。这些不幸的人不得不在自己的潜艇上居住和睡觉，修理工们则没日没夜地在潜艇上工作。在潜艇整修期间，没人能得到宝贵的休息机会，而当他们重返战斗巡逻征程的时候，几乎和他们返航回来时一样疲倦。

这一现状必须立即加以改变！这些艇员须要充分休息，在执行巡逻任务的间隙，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休息时间。他们必须在精神和身体上得到恢复并保持健康，以承受在敌人控制的水域里执行为期50天的战斗巡逻任务所带来的压力。每一位潜艇官兵都全身心投入对敌作战，不仅要击沉尽可能多的日军舰船，而且要将自己的潜艇安全驶回基地，为下一次巡逻任务做准备。在位于珀斯的司令部里，我们面临着大量现实的物资问题，例如零配件和鱼雷的短缺，以及解决鱼雷失效问题的整改措施等等。但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作战人员的身体怎样得到快速恢复。如果艇员们身心疲惫、士气低落，那么鱼雷起不起作用根本无关紧要。

潜艇官兵们瘦削的脸庞和异常明亮的眼睛，无不诉说着他们惊心动魄的故事。在热带海域作战的那几个星期里，他们或是经受着海面上强烈的日照，或是忍受着搜寻敌目标时的水下潜航。日军飞机和水面反潜舰艇发动的深水炸弹攻击也导致他们神经紧绷，精力大量消耗。在我们的对日作战“击沉比赛”中，领军人物之一的艇长赖特（William Leslie Wright）上尉刚刚从一次收获颇丰的战斗巡逻任务中返航。在那次巡逻中，非典型得州体型的赖特体重足足掉了27磅！要知道对任何常人来说，即使是这一数字的一半，单次巡逻任务中的体能损耗也未免太大。因此，对适当的疗养设施的需求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极为迫切。

有鉴于此，位于珍珠港的尼米兹将军做出指示，将皇家夏威夷人酒店租下来，用作从战斗任务中轮换下来的潜艇部队官兵和航空兵的疗养营。其他部队的一些作战人员也被安置到这家酒店休养，一切按照定额以及酒店的最大接待能力进行。这些官兵在结束战斗巡逻任务后可以立即离开他们所在的潜艇，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完全放松，躺在阳光下，游泳或尽情享受其他运动。与此同时，专门人员会利用这段时间对他们的潜艇进行整修改装。休假一结束，潜艇官兵们就返回艇上，准备展开新的战斗。

我也计划在弗里曼特尔和位于珀斯以南250英里的奥尔巴尼港设立规模稍小的这类疗养营。这一想法从某些角度看，或许被认为是过于纵容我们的官兵。但在整个大战期间，我们潜艇官兵的快速恢复恰恰给作战带来了巨大的益处，这让他们在下一阶段的战斗巡逻任务中表现更加出色，同时身心更加健康。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我相信我们潜艇的作战损失也会更小。潜艇官兵康复疗养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这么做过，而且根本没有人指责他们纵容手下。

很快，我们就开始调查基地附近是否有合适的可供官兵轮换休养的营地设施。没过多久，根据“逆租借”（Reverse Lend-Lease）计划，我们通过澳大利亚陆军方面租借到了四家小旅馆，其中两家是在海滩附近。我们的人立即带着自己的炊事员和口粮搬进了那里，整体休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奥尔巴尼有一家还未投入使用的检疫站，于是澳大利亚移民局将其慷慨地借给了我们。那里可以安置大约250名经过6周训练后来到我们这里的新兵。我可以补充说明一点的是，这些小伙子虽然还像青草一样稚嫩，但在潜艇上完成6个月的巡逻之后就会迅速成长为出色的战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做好晋升的准备，这表明他们受训的进度因严峻的战事需要而产生了正面效果。

1942年5月，我先后接替威尔克斯上校和奉命回国的普内尔海军少将，出任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司令和驻西澳大利亚盟军海军司令，并被擢升至海军少将军衔。

我负责指挥的盟军海上作战力量包括以下舰艇和部队：2艘荷兰巡洋舰、1艘澳大利亚巡洋舰、1艘美国巡洋舰、2艘荷兰驱逐舰、2艘澳大利亚驱逐舰、3艘美国水上飞机母舰（由旧驱逐舰改装）、1支PBY“卡塔琳娜”水上飞机飞行中队，以及“伊莎贝尔”号（Isabel）炮舰（由一战时期的旧艇改装）。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潜艇作战力量：2艘潜艇供应舰、2艘救援船和20艘舰队型潜艇。原本隶属这里的S级潜艇奉命前去布里斯班与6艘S级潜艇会合，在拉尔夫·瓦尔多·克里斯蒂（Ralph Waldo Christie）上校的指挥下，于新几内亚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一带海区执行战斗巡逻任务。

当时我们已经损失4艘潜艇。1941年12月，由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沃格上尉（R. G. Voge）指挥的“海狮”号（Sealion）潜艇，在菲律宾群岛加维特潜艇基地码头进行检修时遭到日军轰炸受损严重，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圣诞节那天将其炸沉以免它落入日军之手；1942年1月20日，由来自俄克拉荷马城的小麦克奈特上尉（John Roland McKnight）指挥的S-36号艇在望加锡海峡塔卡巴康环礁水域不慎搁浅，同样被迫予以自沉；1942年2月11日，由小路易斯·肖恩（Louis Shane）上尉指挥的“鲨鱼”号（Shark）潜艇奉命前往马尼拉，计划在那里接上托马斯·查尔斯·哈特（Thomas C. Hart）海军上将及其幕僚撤离到爪哇岛泗水，但该艇在苏拉威西群岛美娜多海域被日军驱逐舰击沉；1942年3月3日，由绰号为“戴夫”的戴维·艾伯特·赫尔特（David A. Hurt）上尉指挥的“鲈鱼”号（Perch）潜艇在爪哇岛海域被日军驱逐舰所投下的深弹重创，艇上人员不得不弃艇自沉，包括艇长赫尔特在内的53人全部沦为日军战俘。直到日军战败投降，“鲈鱼”号潜艇的被俘官兵才得以返回美国，其中有9人不幸死在了日军战俘营里。

我当时的副手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准将约翰·奥古斯汀·柯林斯（John A. Collins）。在担任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巡洋舰“悉尼”号的舰长期间，他在马塔潘角海战中击沉了意大利海军巡洋舰“科利尼”号（Collini）。他被誉为“力量之塔”，并且身上有种极佳的幽默感，因此在我们这群身在澳洲的“美国佬”中间很受欢迎和喜爱。

我们在澳大利亚期间自身的位置有时是很微妙的。虽然我们对当地羸弱的作战力量而言是宝贵的增援，我们也因此受到最大方的款待和欢迎，但我们的轻松方式有时并不受这些新朋友的待见。我们开玩笑时常常无视他们的感受，而且总是自信满满地认为无论在哪里，美国的一切都比其他国家更好。在一家酒吧里，一名美国水兵和一群澳洲人喝了几杯，谈笑间试图让他们对自己的防御状况放心。他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背说：“打起精神来，兄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美国海军就是来保护你们的。”而对方的回答是这样的：“哦？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原因？我还以为你们是从珍珠港来这儿避难的呢！”

珍珠港灾难发生后，我在伦敦也听到过类似的戏言。英国皇家海军弗雷泽上将（当时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后来又任英国海军部“财长”和英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就喜欢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即使这个玩笑其实是开给他自己的。一天早晨，当我造访他办公室的时候，弗雷泽将军一边跟我打招呼一边和我说道。

“我说洛克伍德，你听说过美国海军以‘逆租借’的形式从我们这儿拿了3万条苏格兰短裙没？”

要知道在战争进行到当时那个阶段，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大吃一惊，否则我会真的感到不妙。但我还是吞下了弗雷泽设下的“诱饵”。

“没听说，将军。”我说，“这能有什么用？”

“这样你们美国人以后就不会提着裤子被抓了！”弗雷泽将军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回想起“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上的爆炸和火光，回想起中国香港的沦陷以及新加坡摇摇欲坠的明显事实，我倒也可以笑一笑。而事实上，我觉得海务大臣先生实际上想说的是“我们如今都在同一条船上”。

整个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军事部署目前都在亨利·高登·本内特（H.Gordon Bennett）中将的总体指挥下，指挥部则设在珀斯。本内特将军是在新加坡基地落入日军手中后撤退至此的，在那里我向他报告了盟军的防务协调工作。至于我自己的手下，我认为绝对是一流的。潜艇中队和支队的指挥官们以及海上巡逻中队的指挥官们也都是高素质的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潜艇上服役，我和他们共事过多年。当我在1935年至1937年指挥第13潜艇支队的时候，他们中有四人已经是艇长。

在驻西澳的潜艇、水面舰艇和航空兵部队中，有些核心人员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包括拥有一大批忠实拥护者的吉米·费弗、“阳光”穆雷（S. S. Murray）、“流行乐”格罗斯科普夫（Homer L. Grosskopf）、“泰克斯”麦克莱恩（H. H. McLean）、珀利·派莱顿（Perley L. Pendleton），以及“比尔”拉洛尔（W. G. Lalor）；还有一批优秀的军官，包括“瑞典人”布莱恩特（E. H. Bryant）、“乔”康诺利（J. A. Connolly）、“小手指”索普（W. B. Thorp）、“荷兰人”威尔（J. M. Will）、“彼得”彼得森（J. V. Peterson）、迪克斯（John P. Dix），以及“泡菜”戴特曼（F. C. Dettmann）。

可以毫不吹嘘地说，这样的一大批天才指挥官实在是不可多得，而且他们没有一个是“好好先生”。他们每个人对于如何充分运用自己的舰艇作战以及如何赢得这场战争，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想法。他们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高度一致，那就是我们一定能赢得这场战争，而且会很快！这种局面我特别认可，因为它能确保在任何关键时刻，无论我的高级顾问们如何莫衷一是，我们最终都会得到一个最正确的，而且也许是最明智的解决方案。

然而，要让潜艇攻势作战产生更大效力，最终完成击沉近600万吨日本船只的壮举，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非常严重而紧急的问题——我们的鱼雷。

从大战爆发以来，我们的潜艇部队就一直在承受鱼雷攻击失败所带来的苦果。很明显，鱼雷的航行深度总是过大，具体而言就是鱼雷发射后的实际航行深度总是比深度调节计上的读数大得多。于是，艇长们相继报告说，他们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鱼雷后方留下的尾迹从目标尾部下方划过。考虑到鱼雷发射后所产生的气泡上升到海面所需的时间，以及这一很短时间间隔内目标的行进距离，在这一位置上看到的鱼雷气泡尾迹可以确切地表明，鱼雷本身实际上已经从目标下方通过，因而攻击失败。

S级潜艇使用了一种配备有机械碰炸引信的鱼雷，因此这种鱼雷必须直接击中目标才能爆炸。舰队型潜艇的鱼雷则有所不同，该型鱼雷使用了一种磁性爆炸感应装置，其设计目的在于鱼雷在接近敌目标钢质船体的磁场时，引信会感应到磁通量的变化，进而被触发起爆，即使鱼雷从目标下方经过也会起爆。如果鱼雷的航行深度比设定的深度大，那么S级潜艇使用的鱼雷不会击中目标，而舰队型潜艇所用的鱼雷从目标船体下方经过时必须不超过一定深度范围，这样才能保证鱼雷引信感应到目标磁场的变化，从而起爆。

包括军械局人士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潜艇艇长们道出的这些故事仅仅是鱼雷攻击错失目标的某种托词。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正在堆积，潜艇官兵们也对本应成功命中的目标却接连失败而愈发感到沮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自己来做一次简单的鱼雷攻击测试。在吉米·费弗艇长的建议下，我们很快从奥尔巴尼的一个渔夫那里买到了一张500英尺长的渔网，把它系泊在乔治国王湾的海港外，然后在1000码外的距离上朝渔网先后发射了一组鱼雷，这大约是常见的鱼雷攻击射程。潜水员检查渔网时发现，我们的艇长的观察应该是正确的。实地测量表明，舰队型潜艇（当时我们在西澳大利亚尚未部署S级艇）所使用的鱼雷的实际航行深度比设定深度平均深11英尺，这可能会对我们的磁性爆炸引信工作造成极大改变。于是，我们立即着手对鱼雷深度设定问题进行必要调整。

然而，军械局方面却质疑我们所进行的这些试验的程序，进而质疑我们数据的准确性。然而就在不久之后，海军鱼雷站的测试显示，鱼雷深度的偏差即使不是我们所得到的11英尺的数据，也再次达到了10英尺之多。

测试结果振奋人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更让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对那些曾经一度无比沮丧的潜艇指挥官来说，心中更是重现希望。但遗憾的是，这还远非鱼雷悲剧的结束。我们发现，如果鱼雷的航行深度距离水面太近，那么鱼雷战斗部提前起爆的案例似乎会成倍增加。这还会造成另一个不良后果，那就是鱼雷在并没有爆炸的情况下，而艇上的声呐监听人员却听到了目标侧面船体被撞击的声音，这种情况普遍发生。鱼雷一离开发射管就处于“战斗状态”，有时会造成鱼雷过早起爆，有时鱼雷发射距离又离目标太近，以至于撞击目标后未爆也被误认为是成功命中。

不幸的是，这些越来越多的麻烦注定还会持续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基地内和潜艇供应舰上鱼雷维修间里的人们，正围绕着这些喜怒无常而又精细微妙的鱼雷磁性爆炸装置日夜不停地忙碌着。军械局也派出专门解决鱼雷问题的技术专家进入太平洋战区，以帮助我们彻底消除鱼雷所存在的缺陷，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鱼雷的整个设计都很糟糕。高层肯定知道，英、德两国早在战争初期就已经放弃这种极不靠谱的爆炸引信装置，但我们的专家却像“死猫”一样对此深信不疑，并且执迷其中长达几个月之久。

虽然鱼雷命中目标的难度很大，但我们的鱼雷引信偶尔也确实按设计的功能成功起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部队的士气，但同时会混淆问题。正如一名潜艇艇长所说：“没有比你自己向敌舰射出的鱼雷的起爆声音更鼓舞士气的了。”

当我们最终找到鱼雷所存在的问题时，几个相关任务的成功也令我们振奋不已。我们的潜艇充分证明它们完全有能力去完成一些平时从未执行过的任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由来自密西西比州布鲁克海文的希拉姆·卡塞迪（Hiram Cassedy）指挥的“鰕虎鱼”号（Searaven）潜艇，悄然潜入日军控制的帝汶岛以南沿岸，并成功营救躲藏在那里的33名澳大利亚飞行员。当时，潜艇放下的工作艇前进到海浪较小的滩头，负责跳帮的库克（G. C. Cook）少尉在一片浪花间游泳上岸，率领第一批16名体力保存较好的幸存飞行员排成一排，从海滩上抓着系缆绳登艇。因为风浪较大，所以尝试了两次才营救成功。第二天晚上，轮到另外17名体力较差的幸存者，结果由于缆绳突然断裂，因而小艇被风浪直接抛到了岸上，库克少尉和其他艇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小艇重新推回海里。由于其中六名澳大利亚人身体太过虚弱，无法自己抓着绳子，因此艇员们最后只能将他们直接背负到小艇上。如此一来，这一无比伟大的壮举才最终胜利完成。

在“鰕虎鱼”号潜艇返回弗里曼特尔的途中，艇上电气控制板突发火灾，直接造成艇上引擎和发电机失灵，这几乎造成这场艰难的远征以灾难性结局告终。在海上挣扎三天后，附近海域出现了日军潜艇的身影，所幸的是该艇静坐海底按兵不动，并且未被发现。直到支援力量到达，该艇才得以撤退，被拖曳返航。在珀斯，人们对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当地的一个军人组织为卡塞迪和他的艇员们举办了一个热闹的庆祝聚会。库克少尉也因为他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该勋章首次被授予潜艇部队预备役军官。

在5月一个狂风大作的早晨，由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吉米”邓普西（James Charles Dempsey）上尉指挥的“矛鱼”号（Spearfish）潜艇抵达弗里曼特尔，艇上的乘客名单里有一批来自科雷吉多尔岛的27名撤离人员。就在这座“石头岛”向日军投降的48小时前，他们趁夜登上了这艘潜艇，并且非常高兴能和我们在一起。“老人星”号潜艇供应舰的舰长萨克特（Earl LeRoy Sackett）就是其中之一。“老人星”号在马尼拉湾被日军飞机投下的一枚航空炸弹炸伤，后来就一直充当陆军和海军装备的修理车间，最终在巴丹陷落时被凿沉。我们对它所失去的那些优秀船员致以哀悼，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永远无法从日军的战俘营里回来。同时我们对那些被永远遗落在马里韦莱斯湾海底的大量机修设备和零部件表示痛惜。

“矛鱼”号上的其他乘客还包括1名海军士兵和12名陆军护士。他们将在狭小的军士长四人间舱室里进行为期15天的海上旅行。在那里，他们轮流值更，并利用睡觉休息之外的时间给艇上厨师打下手，还在厨房里做馅饼和蛋糕，这令艇上所有人都很高兴——显然人人都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和愉悦的情绪。我注意到一个穿着临时宽松长裤和制服的小女孩，她走到潜艇的舱口处，悄悄地从潜艇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还四处仔细地查看。当注意到我对她的关注后，她走上前来对我说：“我只是想看看这该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已经像鲸肚子里的约拿一样在里面待了15天，从未见过外面。”

在这次旅行的第一阶段，艇长邓普西率艇从弗里曼特尔出发，运送一批防空武器弹药前往科雷里吉多尔。途中“矛鱼”号击沉了两艘日军运输船，吨位共计1.1万吨，从而再次提升了我们的击沉吨位记录。有趣的是，通过查看证件，我们在艇上的“旅行者”中间发现了一位“偷渡者”。据他所说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只是不想留在当地沦为战俘。这件事本来只要一个普通的军事法庭就能判清，但当时我们急需人手，而我又无力抽调多余的军官临时组成这样的法庭，于是我们只能让这位“偷渡者”充当劳力。就这样，当潜艇完成50天乃至60天的敌占水域作战任务并返航后，我们不仅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战斗，而且有不少意外的收获。

“鲣鱼”号（Skipjack）潜艇的艇长“吉姆”科海军上尉（James Wiggin Coe，来自印第安纳州里士满）曾在印度支那半岛海域击沉三艘日本货轮（总吨位约12000吨），后来在指挥“白鲑”号潜艇（Cisco）期间失踪。科这个人很有幽默感，关于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他的潜艇在马雷岛进行最后一次大修时，他提交了一份包含若干物资的军需采购申请，其中一份物资是一箱卫生纸，结果申请单被退回，上面盖着“无法识别的物品”的印戳！科本人并不清楚这件事是个意外的错误还是故意开的一个玩笑，于是他给军需官写了一封整整两页的信，信中对这件物品进行了清楚而详细的描述。结果这封信被视为一篇经典之作，并载入我们的潜艇作战史册。

来自阿拉巴马州佩尔城的“乔”约瑟夫·哈里斯·威林汉姆上尉指挥的是“南欧鲭鱼”号（Tautog）潜艇，该艇在一次从珍珠港起航前往弗里曼特尔的战斗巡逻任务中，写下了一口气击沉三艘敌方潜艇的惊险故事。根据太平洋舰队司令“鲍勃”罗伯特·亨利·英格利希的命令，“南欧鲭鱼”号是配发给我们的首批新型潜艇之一，主要用于补充我们在战斗中的损失，并替换掉那些等待着进入海军码头大修的老旧潜艇。入役的新艇奉命前往马绍尔群岛和其他托管岛屿巡逻。根据指示，各艇巡逻期间应特别留意夸贾林环礁（Kwajalein）、特鲁克群岛和帕劳群岛一线海域的情况，“南欧鲭鱼”号沿途也确实在上述海区执行了巡逻任务。然而，该艇并没有发现任何水面舰船目标，不过倒是攻击了三艘日军潜艇，后者全被威林汉姆艇长宣告击沉。

其中，第一次遭遇战发生在约翰斯顿岛东北部海域。当时，“南欧鲭鱼”号潜艇上的甲板值更官发现一部伸出海面的潜望镜。根据判断它只可能是一艘敌潜艇，因为在那一地区并没有其他美军潜艇活动。日军潜艇占据着更好的阵位，看起来随时可能开火。值更官巴纳德（Barnard）上尉几乎完美地处理了这一情况，他迅速向引擎室下达了全速车钟令，用急满舵摆脱了敌潜艇的攻击阵位，与此同时利用艇上的内部通信系统下达了一组令人眼花缭乱的准确命令，使得艇艉鱼雷舱做好了鱼雷攻击准备。鱼雷兵们更是打破了在之前所有演习中的鱼雷发射准备时间纪录，当“南欧鲭鱼”号的艇艉逐渐向日军潜艇目标方向转向时，值更官下令发射了一枚鱼雷，并且随后监听到了正常的爆炸声。按说这很有可能又会是一次过早的鱼雷起爆，但战后的调查资料显示，在这次战斗中丧命于“南欧鲭鱼”号鱼雷之手的是排水量为960吨的日本海军吕-30号（RO-30）潜艇。

三周后的一个晴朗明媚的早晨，“南欧鲭鱼”号以潜航状态航行在特鲁克群岛南部水道附近，在一个小时内观测到有两艘日军潜艇从左舷方向经过。由于准备仓促，因此没来得及朝第一艘日军潜艇开火，但“南欧鲭鱼”号还是抓住机会朝第二个目标发射了鱼雷，并且听到了爆炸声。不过，日军方面后来并不承认损失了一艘潜艇，因此我们推断这可能又是一次过早的鱼雷爆炸。然而就在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南欧鲭鱼”号再次发现一艘日军潜艇以水面航行状态沿同样的航线经过，从潜望镜中可以看到艇上的太阳旗正骄傲地飘扬着，舰桥上还站着不少日军艇员。该艇很有可能是在所罗门群岛一带完成巡逻后返回此处的，此时也许正期待着来自基地的友军以及特鲁克当地皮肤黝黑的美女们的热烈欢迎。根据威林汉姆艇长的回忆，当时这艘日军潜艇离他实在是太近了，如果有机会再次见到，他肯定能认出那个甲板上的日本军官。“乔”上尉当即下令齐射了两枚鱼雷，其中一枚准确命中，但目标并没有被击沉，威林汉姆随后再次下令发射。结果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在随后的猛烈爆炸造成的艇体碎片和人员肢体的阵雨中，排水量达2212吨的日军潜艇伊-28号（I-28）最终葬身在了这里。

另一艘新型潜艇“逆戟鲸”号（Grampus）的艇长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杰曼镇的哈金森（E.S.Hutchinson）上尉。就在“南欧鲭鱼”号在特鲁克群岛痛击日本人后不久，“逆戟鲸”号接下来的遭遇几乎导致一场灾难，这也充分显示出敌人正在加强反潜措施。当“逆戟鲸”号最终返回弗里曼特尔港，我立即前去码头查看，发现艇体右舷雪茄形甲板防溅板附近赫然出现一个轮廓整齐的弹洞，直径约有3英尺之大，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海洋啮齿类动物留下的杰作。显然，炮弹在命中艇体后发生了爆炸，艇体左舷水线处严重损坏。原来，哈金森指挥的“逆戟鲸”号在一个晚上航行至特鲁克群岛附近时遭遇一艘日军巡逻艇，后者立即朝“逆戟鲸”号全速撞来。“哈奇”艇长立即下令全速紧急下潜，但就在指挥塔围壳没入海面之前，日军巡逻艇还是撞上了“逆戟鲸”号。然而谢天谢地，日军舰长的视线看来是有些高了，因为如果撞击点再低3英尺，那么“逆戟鲸”号就将永远待在戴维·琼斯的箱子里，而不是安全返回弗里曼特尔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来自俄勒冈州尤金的“鲑鱼”号（Salmon）潜艇艇长“基恩”麦金尼（E. B. McKinney）上尉连夜送来了好消息。他报告说在印度支那海岸附近击沉一艘日本客货船和日本海军“夕张”号（Yubari）轻巡洋舰。其实，麦金尼以为击沉的“夕张”号实际上是日本海军维修船“朝日”号（Asahi）。这艘船与日本知名的“朝日啤酒”品牌同名，排水量达到了11441吨。由于船上配备了大量对日军而言极具价值的维修设施和装备，因此这一战果在我们的战功簿上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基恩”艇长的这次攻击行动堪称完美，齐射的四枚鱼雷全部准确命中目标并且成功起爆。而关于那艘被无意间张冠李戴的“夕张”号轻巡洋舰，虽然在后来的大战期间声名显赫，但最后还是在1944年4月底被我们的“蓝腮鱼”号（Bluegill）潜艇击沉在帕劳群岛以南海域。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前几个月，作为一个参战国，只有来自战斗部队的勇气和决心才能减轻挫败所带来的痛苦。尽管如此，在遭受了背信弃义的偷袭后，我们的部队不仅受到过低劣落后武器装备的制约，而且在各个方面都一度处于劣势。然而无数人战斗到了最后一条堑壕，并深信战友们会从他们失利的手中攥紧武器，为他们的牺牲复仇，最终在整个地球表面彻底消灭野蛮和帝国主义。单从数量上来衡量，他们虽然只是美军部队中最小的一个分支，但在大战之初遭遇的阻碍和不利却超出想象，并且他们对最后胜利的贡献与其规模完全不成比例——这就是我们的潜艇部队。

大战之初，长期驻扎在太平洋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的51艘潜艇中，在太平洋中部和西南部活动的潜艇在开始几个月的激战中可以说是达到了开战以来的最低潮——鱼雷靠不住，零配件和雷达设备匮乏，作战人员得不到轮换，甚至鱼雷都必须限量配给。潜艇部队的兵力规模从一开始就极为不足，而他们所遇到的障碍又极为巨大，可以说他们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自战斗了将近两年时间，在距离基地数千英里外的敌占水域摧毁日本的海上通信和补给线，将自己成功打造为日本海军和日本海上运输力量挥之不去的梦魇。

整个大战期间，美军潜艇部队的规模从未超过4000名军官和46000名士兵，仅仅相当于两个陆军或海军陆战队师。我们的潜艇力量达到最顶点时也不过拥有169艘舰队型潜艇和13艘S级潜艇。是的，我们的确在开始几个月里达到了令人心碎的最低谷。但从澳大利亚开始，就像在珍珠港遭遇的一样，浪潮正不断掀起。在胜利日来临之前，我们将从海上席卷1178艘日本商船和214艘曾经傲慢无比的日本帝国海军舰艇，这个帝国赖以生存的600万吨的海上航运也将被我们彻底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