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书·刑法志》呈现的晋代司法理念之争

晋代的司法理念之争是围绕着“情”与“法”的关系展开。众所周知，“情”与“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两者之争是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争论之一，甚至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晋书·刑法志》大量地记载了晋代的官员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

从《晋书·刑法志》的记载看，参加“情”“法”之争的人非常多，例如，刘颂、裴頠、王亮、熊远、卫展等名臣曾纷纷上书，力陈“尊重法律、严格适用法律”的重要性，反对“以情乱法”。这其中，刘颂曾两次向皇帝上书，重点强调严格适用法律的重要性。刘颂的两次上书在篇幅上比张斐的“注律表”要长，若加上其他大臣的上书，篇幅更长。这表明，“情”“法”之争在晋代非常激烈，是晋代法律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刘颂等人并不是空发议论，而是针对晋代的“时弊”。刘颂等人发现，晋代的皇帝经常打着“尽善”的幌子，以情曲法。由于皇帝动辄追求“曲当”，一些大臣为迎合皇帝之私意，“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2]，导致“法不得全”。《晋书·刑法志》记载说：“至惠帝之时，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3] 为此，一些大臣（主要是刘颂等人）忧心忡忡，对于如何处理“情”与“法”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见解，兹整理如下：

第一，刘颂等人承认，情与法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冲突。在《晋书·刑法志》中，人们经常说道：“善为政者，看人设教”，其直观的解释就是：一个好的皇帝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应因人而异，区别对待。这一说法为皇帝以私意代替法律提供了借口。刘颂认为，法律确实应看人、顺时、随变，但这应限定在立法阶段：“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4] 其实，刘颂并不否认法与情之间的联系，但他同时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5] 刘颂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反对司法阶段仍曲法随情。

第二，刘颂等人认为，法与情之间的冲突应分情形对待。在情与法发生冲突时，首先应考察法律是否是“善”的。如果法律不是善的，就要经由立法的形式予以修正；若法律不合人情但却是“善”的，则应严格实施。刘颂认为：“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6] 亦即司法人员不能借口法律不合人情，而公然变通实施法律。

第三，刘颂等人一直强调司法人员应严格地适用法律，不能为迎合人情而悖法。刘颂明确指出，若司法人员违背法律，会带来很多害处：（1）若法令不统一，就会出现令出多门的现象，因而会让百姓无所适从；（2）奸伪者会钻法律的空子，兜售自己的私意，结果会产生“狱犴不平，有伤于法”的结果；[7]（3）若君主与法吏都不把法律当作一回事，就会导致人们“慢待”法律，不相信法律；（4）若君主经常“临事以制”，虽然在一些事情上能收获人心，且能取得“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8] 之效，但是，如果“起为经制，经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9]。亦即，若以情害法，虽能取得一时之效，但若从长远看，却可能有害。故而王亮等人总结道：若人们经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10]。对于“以情坏法”的害处，东晋熊远进一步强调说：“至于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属命，人立异议，曲适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11]

第四，刘颂等人驳斥了一些人假托古代“议事以制”却取得了很好社会效果的说法，最终得出“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12] 的结论。“托古改制”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常见于各种政治言说之中。在争论情与法的关系时，很多官员（主要是带有儒家倾向的官员）故伎重演，重提古代治世“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例子，以证明今世也应“任情而治”，刘颂对此进行了坚决回击：“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措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恒全。”[13] 亦即，由于今世的百姓已不像古代的百姓那样淳朴，当今的统治者也不像三代的君主那样智慧，因此，难以机械地复制古代的治理模式。刘颂最终得出结论：应严格地实施法律，不能“措思于成制之外”[14]。

第五，强调皇帝也应守法，不应随便曲法而伸情。刘颂强调：“人君与天下所共者，法也”[15]，亦即，法律是君主与天下人共同信守的东西，因此，若法律已颁布，君主也应遵守。君主不能以自己都不相信的法律去教导别人，要求别人信守这一法律，并用此一法律约束别人，惩罚别人。用刘颂的话说就是：“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16] 刘颂还强调君主与大臣应有所分工，如此才是“善用法者”：“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17] 纵使在今天看来，刘颂的这一思想都是非常先进的。

至于如何处理法与情的关系，刘颂这样说道：“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18]刘颂的这一段话后来成为非常经典的话语，我们虽不敢妄称刘颂在当时即已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中国法制史最接近“罪刑法定”原则的一段话。刘颂的主张后来为唐律所采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古代的司法理念已开始进步，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立法技术正逐渐走向成熟。

以上，我们只是向大家介绍了参与晋代“情”与“法”争论的一方，另一方主要是晋代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与一些滥用法律的法吏。据《晋书·刑法志》描述，很多晋代皇帝喜欢标榜“善治”，因此，每遇事总求曲当[19]，处理案件喜欢“权宜从事”，其结果就是：“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20]。虽然以刘颂为首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痛陈谏议，但晋代的皇帝依然故我，法吏们也习惯于依己意适用法律，以致《晋书·刑法志》最后说道：“咸康之世，冰好为纠察，近于繁细，后益矫违，复从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21]

综上，《晋书·刑法志》向我们全面地展现了晋代官员们在情法问题上的争论，介绍了以刘颂为首的律学家们提出的一些先进司法理念，这些理念在当时虽未见效，但在后来的法律发展中仍却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以这样说，《唐律》正是在充分吸收这些先进司法理念的基础上，才一跃成为我国古代最完善的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