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汉经学与汉代的法律解释

如果说秦代只是我国古代法律解释技术发展的初始阶段，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秦代简牍只是展现了一些粗鄙的解释技巧，汉代则是我国古代法律解释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与繁荣阶段，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在汉代，法律解释技术之所以能获得较大发展，是与经学乃至经学诠释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蒙文通先生有言：

由秦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1]

在这段话中，蒙文通先生对经学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做了精辟的总结。可以这样说，汉代是我国经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经学被确立为我国古代学问之正统，因而在制度层面上影响了国人的生活，并长期型塑着国人的思维方式。作为民族生活实态反映与经验总结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经学的影响。

至于经学在汉代法律领域的影响，我们起码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看：首先，经学精神在制度层面的影响。众所周知，汉代政治、法律制度的构建均以经学义理为旨归。具体而言，两汉之世，凡明堂、服制、丧礼、葬礼等诸种制度的建立皆以经学义理为价值来源，皇帝制诏、廷臣议论、决事都以经学精神作为凭依。其次，经学思维方式对司法层面的影响。经义不仅可作为决狱的直接依据，而且起着类似于“高级法”的作用，解经方法也因此成为注律方法。最后，经学训练对注律水平的影响。有汉一代，律学家多为经学家，经律互通、互涉，经学训练对律学研究有直接促进作用，经学造诣的高低甚至决定了律学水平的高低。典型的如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对我国古代司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本章重在探讨汉代的经学对我国古代法律解释及技术发展的影响，意图揭示：随着两汉经学的繁荣，注律（或法律解释）方法比前代有了巨大进步，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经学训诂方法的成熟，催生了有中国特色的注律方法，促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改变了我国古代方法之学不发达的面貌。（2）两汉学者运用经学方法，将儒家精神绵密地“织”进了汉律之中，使“儒家经义”与中国古代法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成功地使儒家经义成为超乎实在法之上的“高级法”，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注入了“精神性因素”，中国古代的法律及解释由此有了自己的灵魂。（3）为将训诂学成果“固定”下来，汉代的经学家们开始编纂辞书、字典，开始自觉探索科学的“分类”方法，这一做法对法律概念的体系化以及法典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以下，我们将具体分析与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