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秦代法律解释之特点
我们一再强调，《法律答问》中的法律解释技巧仍处于解释的初级阶段，因为其中的解释虽具备了解释的基本要素，但在方法上尚未形成体系，各种方法之间的配合仍嫌不够。故秦代的法律解释基础虽已夯实，但离高水平的法律解释尚存在较大距离。
（一）《法律答问》中法律解释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认识水平的限制，在《法律答问》中，还存在很多解释不一致或前后矛盾的情形，这是法律解释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例如，在以下三个例子中，就出现了法律解释不一致的现象：
“疠者有罪，定杀。” “定杀”可（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或曰生埋，生埋之异事也。[19]
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20]
城旦、鬼薪疠，可（何）论？当（迁）疠（迁）所。[21]
秦律规定：“麻风病人犯罪，应定杀。”“定杀”指的是将患有麻风病的人活着投入水中淹死（或活埋）。这一规定非常清楚，但后面紧跟着的两条解释与第一条解释显然存在矛盾。在相隔如此之近的解释之间，就出现了如此明显的矛盾，实属不该。
《法律答问》中的法律解释方法尚未体系化，各解释间关联不大，结构比较松散，这不仅是秦代法律解释存在的问题，而且是秦代法律体系存在的致命缺陷。
秦代的法律解释结构松散、凌乱，这一缺陷在有关“盗律”的规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在《法律答问》中，关于“盗律”的法律规定及解释共有40多条，约占整个答问的1/4，这一方面表明有关“盗律”的规定比较重要，[22] 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另一方面揭示与“盗”有关的情形多端，且秦律对此规定得不甚清楚，因此，需要借助法律解释手段使之变得更加明确。但《法律答问》中的解释是否达到了这一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有关“盗律”的规定中，立法者虽考虑到了被盗物的数量、价值等因素与罪刑的关系——这些解释经常锱铢必较，考察盗窃的是一钱、百钱还是一百一十钱的问题，并时常论及不同物品与金钱间的换算关系，但在有些时候，解释者似乎又忽略了价值换算，斤斤计较于物的种类。例如，《法律答问》分别对盗牛、盗羊以及盗桑叶等情形分别作了解释，在今人看来，这几个解释似乎可合并、归类，因为如不加以归类，就可能出现无穷无尽的法律解释。比如，在实践中，还会出现盗马、偷猪、窃水果等无数情形，在此种时候，该如何应对？此时，类处理方法显得很有必要，否则，法律解释就有变得极琐碎的危险。而且，会出现如此一种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法网日密，另一方面法律漏洞却特别大。
（二）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秦代法律解释特点
以上揭示的这些问题表明，秦时的法律解释仍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仍有较大的向上成长空间。或有人问：秦代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法律解释有怎样的特点？笔者以为，除前述的“素朴”这一特点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需要提及：
第一，“法家精神”贯彻法律解释之始终。陈寅恪认为，“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23]，笔者难以苟同。因为从总体上看，秦时的法律带有法家精神，且是完全按法家的设想颁布的，故而秦代的司法亦不过是在践行法家的理念，《法律答问》在此方面有着充分的体现。“法家的法”和“法家的司法”到底有何特点？大致说来就是：纲网繁密、严刑峻法、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商鞅与韩非一直强调，要用严刑峻法吓唬百姓，使老百姓不敢犯罪，最终实现“令行禁止”“以刑止刑”这一目的。若将法家的这一理念具体应用于司法之中，就会要求法律官员严格依法办事，不能随意地解释法律。在《商君书·修权》中，商鞅说道：“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乱也。”故而在《法律答问》中，法律解释带有某种“严格主义”的意味。按此，在法律条文不明时，法吏大多会向严苛的方向解释，务在深文，这不过是法家理念的又一体现。此外，在《法律答问》中，还存在很多有关“株连”“相互告发”的规定与解释，这同样是法家之发明。
第二，注律时重视客观解释、直抒法意。如前所述，《法律答问》在解释法律术语时大多采用直接说明的方式，讲究直抒法意，不纠缠于法律术语背后的意旨，也不从道德方面立论，这与汉代之后的儒家注律风格有极大差异。
第三，经常以例说法，不仅浅显易懂，而且形象生动。众所周知，法律条文大多概括程度较高，若再用抽象术语加以注解，只会徒增困惑，对于以形象思维见长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故而《法律答问》经常运用举例的方式注解法律条文，例如，对于“发伪书，弗智（知），赀二甲”[24] 这一法律该如何适用的问题，《法律答问》以例示的方式予以注解：“咸阳发伪传，弗智（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今当独咸阳坐以赀，且它县当尽赀？咸阳及它县发弗智（知）者当皆赀。”[25] 这种以理论性解释为主、辅以假设性例子的注律方法比较符合中国人独特的思维偏向，故为后世的注律者所继承，遂成一种富于中国特色的注律方法，此创意大概渊源于《法律答问》，以至到了汉代及以后的时代，虽然注律方法日渐系统化，仍保持了《法律答问》发明的“以例释义”传统。
第四，以方便实用为旨趣，追求贴近实践。由于《法律答问》不是一本为阐明解释方法而作的理论著述，而是一本用以指导私法实践的办案手册，因此，其特别强调实效。众所周知，注律的目的是具体指导司法实践，而非探究某个法律理论问题，故而方便、实用、简便易行特别重要，《法律答问》正是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一本通俗、易行的司法解释总汇。
综上，《法律答问》的形式虽然简陋，内容亦难称完整，但仍较好地反映了秦代法律与司法的状况，展现了当时的注律水平，故而可以将之视为我国古代法律解释技术发展的起始点。
[1].对于《法律答问》中的具体罪名分布情形的分析，可参见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68—78页。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158页。
[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
[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
[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1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1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1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
[1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1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1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
[1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1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1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
[1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
[2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
[22].李悝：《法经》有“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之语，参见（战国）李悝《法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第2页。
[23].陈寅恪：《审查报告三》，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