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一）赴韩务工群体形成的时空溯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日渐密切。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正式将图们江开发作为第五次联合国开发计划，推动了东北亚地缘经济的合作发展。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是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特点，1989年起，赴韩劳务产业就成了延边地区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一，对延边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推动这一地区劳务产业的发展，延边州分别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对该产业进行规范管理和有效推动。延边人赴韩劳务的跨境流动现象，作为这一地区的典型社会经济形态有着深刻的移民历史渊源。

1868年（同治七年），由于朝鲜北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朝鲜移民第一次大批迁入延边地区。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朝日合并条约》，吞并了朝鲜，大批不当亡国奴和破产的朝鲜农民迁移至延边地区。1910—1920年，迁入中国图们江以北的朝鲜人有93883人，延边地区朝鲜人口逐年增加。[1]因为没有国籍身份，这些朝鲜人作为中国边境地区的非法移民受到当时本国、清政府和伪满洲国政策的多重影响。随着“以韩实边”政策的实行，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急剧增加，从表1.1中，可以看出延边朝鲜族聚居地的人口变化总体情况。从1908年的8.90万人，到1937年的48.71万人， 30年间增加39.81万人，年均增加1.33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朝鲜非法移民面临新的两难抉择：返回朝鲜故土或留在中国延边。因长期定居中国且形成了系统稳定的经济生活模式，大部分朝鲜移民最终选择了定居在中国。中国政府开放性地接纳了这批朝鲜跨境非法移民，赋予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并将朝鲜族纳入中国56个民族之中，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1949年，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达529258人，约占延边总人口的63%。1952年9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这一政治举措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朝鲜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和社会发展的尊重和支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为朝鲜族人安居乐业的故乡。自1948年韩国建国至20世纪60年代，韩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自60年代起，韩国大力发展出口主导型加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四小龙”之一。此时，韩国大企业以优厚的待遇从中小企业挖走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使得中小企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特别是“3 D”（Dirty“脏”,Dangerous“险”,Difficult“累”）企业和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匮乏，导致部分企业逐渐丧失竞争力甚至面临倒闭的危机。制造业、建筑业、水产业和农畜牧业劳动力严重缺乏，服务业中的餐饮、宾馆清洁和家政服务等领域人才匮乏程度达50%。为解决中小企业用工难问题，韩国自1992年开始推行引进外国劳动力的经济政策。

20世纪80年代，延边地区农业方面，也如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工业方面，延边地区受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萧条的影响，就业压力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92年8月中韩建交，延边朝鲜族和韩国之间的国际交往也开始正常化。这为延边人开拓国际就业视野，走出国门，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延边出境到韩国、日本、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探亲访友的朝鲜族达56200多人，其中去韩国的就占70%以上。[2]如表1.1所示，从1995年开始，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出现负增长，到2008年末，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为80.57万人，仅占延边地区总人口的36.84%。

韩国引进外国劳动力政策作出过三次重要调整。[3]第一种引进外籍劳务的政策是1993年10月开始，韩国实施的“产业研修生制”。该政策规定引进的外籍劳工只能从事建筑业、制造业、近海渔业和近海商船、农业等工种。截至2007年初，韩国共引进外籍研修生340849人。但是“产业研修生制”过分牺牲外国研修生的人权和劳动待遇，使得大量研修生抵达韩国务工后，就选择逃离原工作场所，非法打黑工，滞留在韩国。如表1.2所示，2008年在韩滞留的16—60岁之间的中国非法滞留者就达到了8211 0人，其中中国朝鲜族的非法滞留人数达20524人，约占中国非法滞留韩国总人数的25 %。2007年1月1日，“产业研修生制”因其所带来的诸多严重社会问题被废止。第二种韩国引进外籍劳务的政策是2004年8月1日正式实施的“雇佣许可制”，即企业在招聘不到本国劳动力的情况下，可以合法雇佣外籍劳工。由于卢武铉总统提出的“废除产业研修制，实行雇佣许可制”,2007年“产业研修制”被废除之后，“雇佣许可制”成为韩国引进外国劳务的最主要途径，截至2010年底，共引进外籍劳工45万人。虽然在对外籍劳工的选派程序、最低工资标准、保险和管理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但该项制度也存在程序复杂、企业申请手续繁琐、等待时间长、行贿受贿、劳工非法滞留打黑工等问题。第三种政策是2007年7月开始实施的“访问就业制”，即韩国境外的朝鲜族可自由赴韩就业，引进对象为居住在中国和苏联等地的朝鲜族。中国朝鲜族凭借地缘和语言文化优势，成为韩国劳务就业市场的主力军。2007年韩国政府通过“访问就业制”引进居住在各国的朝鲜族赴韩务工，总引进名额为3万人次，其中分给中国朝鲜族的名额为20322人，居各国名额之首。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其他国家的访问就业名额数分别为4022人、2500人、3156人。在访问就业的中国朝鲜族人中，以中国延边地区人数最多。2009年，访问就业制韩国语考试选拔中签的朝鲜族为59415人，其中延边地区的中签者就占了3万人左右。自1989—2008年的20年间，延边不完全统计下的派出劳务人员达199587人次。[4]综上，延边跨境劳务人员的主要输出地为韩国，而延边人，特别是延边朝鲜族也成为中国对韩劳务输出的主力军。

延边大规模赴韩务工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首先，文化方面，延边朝鲜族与韩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民族历史渊源和相近的文化风俗。同源文化和语言是大多数延边人去韩国务工的原因；其次，社会网络方面，延边朝鲜族和一小部分汉族人由于族源、婚嫁等因素，至今在韩国仍有许多亲友。得天独厚的亲缘关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延边人赴韩务工的原因之一；再次，中韩国际关系的改进为延边人赴韩务工提供平稳的政治环境；最后，在经济方面，韩国劲猛的经济发展和高收入成为延边人赴韩务工的拉力，而延边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和低收入，成为延边人走出国门跨境务工的主要推力。

（二）延边赴韩务工人员的主要特征

1.农业劳动力居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境内，农业是这一地区的支柱性产业。据统计显示，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延边地区的农业人口为91.5万人，占总人口的43 %;[5]2014年延边地区的农业人口为69.6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2%。[6]延边农业人口外流情况十分显著，其中农村劳动力赴韩务工现象特别普遍。2007年前后，韩国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经济低迷，引进外国劳工人数锐减。与此同时，延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出国务工人数锐减，如表1.3所示，2007年延边农村出国务工人数占总外出务工人数不到1%。随着韩国经济的复苏，延边农业劳动力出国务工人数比例剧增，以2010年为例，农村出国务工人数约占总外出就业人数的33 %。

根据韩国学者对赴韩劳工出国前的职业调查发现：以朝鲜族为例，出国前务农的劳工人数最多。[7]可见，延边赴韩务工人员以农业人口居多。

2.朝鲜族居多

2008—2009年，韩国出入境各国人数排行中，中国人人数一直都在第一位。表1.4显示，在韩国入境方面，中国朝鲜族的入境人数平均约占中国总入境人数的64%，而出境人口则平均约占中国总出境人数的23 %。可见，中国朝鲜族每年赴韩人数占全国总赴韩人数之首。根据2012年韩国外籍劳工统计报告显示：韩国受雇的外国劳动力中，中国朝鲜族受雇人数排行第一位，人数达35.7万；越南排第二位人数为8.2万；第三位是其他中国人（除朝鲜族以外的），人数为5.6万。[8]中国朝鲜族由于地理、文化及经济发展等因素，通常首选韩国作为其跨境务工的目的国。长期以来，韩国外籍劳工都是以中国朝鲜族居多，特别是延边朝鲜族在韩国更是形成了不可小觑的外来打工群体。同时，中国移民在从韩国离境返乡人口方面也排在首位，其中中国朝鲜族返乡人口占总离境人口的1 /4。

3.教育程度低

据延边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延边外出务工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赴韩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也处于较低水平。如图1.1和表1.5显示，从2007—2012年间，平均有68 %的延边外出务工人员的学历为初中水平。由于中国赴韩务工人员所从事的都是农业、建筑、餐饮等行业的“3D”工作，对于学历没有过高要求。有学者通过定量研究证实朝鲜族即使文化程度较低也能在韩国找到合适的工作。[9]这使得很多延边有出国赚钱意向的人不再为继续学习和进修作出努力，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就等待机会通过正规或非正规途径赴韩打工。

4.在国内时收入低

如前文所述，赴韩务工人员大多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业劳动力居多，而这些赴韩务工人员在国内时的经济收入是相当低的。

如表1.6所示，自1962年以来，延边地区农村的农民纯收入极低，入不敷出。以1962年为例，城镇职工在岗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5.6倍；而消费方面，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消费仅是农村消费的1.6倍。且城镇居民历年收支方面都有所盈余，而农民的收支是年年入不敷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造成了农民和城镇职工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不平等，农民生活艰辛且难以为继。为了生存，农民必须走出固有劳作模式，离开熟悉的故土，到外面寻求生存之路。延边地区的很多农民和低收入者，就是这样无奈地选择加入了出国打工的行列。

5.青年居多

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作为主要劳动力的青年作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保障，而延边地区的外出务工群体却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如图1.2所示，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延边外出务工人员中年龄在21—25岁的人数最多，分别占总外出人口的37 %、35 %和35 %;2011年，延边外出务工人员年龄在31—40岁的居首位，占总外出人数的39 %。根据我国青年联合会对青年的界定，18—40岁的人群被列为青年群体。那么，以2011年为例，延边地区青年外出务工者占总外出人口的78%，可见，延边地区的外出务工群体以青年群体为主力军。这些青年群体年富力强且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易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是外出务工群体的主流。[10]有学者曾指出延边地区外出概率峰值的年龄是40岁；40岁之前，随年龄增长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概率增加；40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概率逐渐减小。

与此同时，如表1.7所示，韩国2008—2009年国家统计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入境年龄结构中以20—39岁的青年人占最大比例，分别为2008年的56.6%和2009年的56.5%。在国际经济的博弈中，人力资本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延边地区的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和韩国大量流入外籍青年劳动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社会经济现象会给延边地区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三）赴韩务工群体跨境流动的社会问题及影响

跨国劳务产业不仅为延边地区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改变了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家庭结构、教育模式等，使其成为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离散式的社会。

1.漂泊的青年劳动力

赴韩务工群体人数庞大，教育程度不高，占据较少的社会资源，怀揣着改变生活水平和命运的梦想，奔波于韩国和中国之间。却很难在母国或客居国找到安定感和归属感。因此，长期处于漂泊状态，总是陷入一种“走出去—回国—再出国”的循环之中。这种漂泊的状态主要表现为行为和心理两个层面：首先是行为的漂泊状态，因为赴韩务工青年在试图通过跨国务工后回国发展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然而，返乡后的赴韩务工青年，其社会阶层并没有得到明显地提升，经济条件也因过度消费而很快处于劣势。其次是心理漂泊状态。虽然他们向往回国和家人团聚，但是由于长期离乡，与国内的亲友关系渐渐疏离，在韩国又很难建立强关系网络。由于很少真正融于国内或国外的主流社会，成为了被边缘化的群体。

2.离散的家庭

赴韩务工青年在不断地游走于各国之间寻求更好的生活品质和自我价值的同时，面临的家庭危机接踵而至。

首先，就是不断增加的离婚率。有学者指出延边地区离婚的特征是：年龄方面，30—39岁的人提出离婚的最多；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离婚率最高，占总离婚人数的74.87 %；民族方面，朝鲜族离婚率高于汉族和其他民族，占总离婚率的69.79%，女方提出离婚的多于男方，占总离婚率的70.14%。[11]这些数据都与前文所述的赴韩务工群体性特征有着极强的关联性。还有因家庭成员长年出国务工而造成的离婚、感情淡漠最终导致的离散家庭问题等。

其次，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出国务工青年大多是家中的独生子女，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大和身体每况愈下，延边空巢老人养老问题，是这些青年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据调查，延边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83 %。在延边农村，祖孙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模式非常罕见，“光棍独居”“老人独居”或“老人+中年光棍”的家庭结构反而越来越常见。[12]

再次，是大龄青年找不到合适的婚配对象问题。根据2008年龙井市计生委发布的报告指出：龙井市7个乡镇农村未婚男女比例平均为20 ∶1。剩男剩女问题已成为延边农村社会的又一症结。而对于延边农村出国务工青年，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更是受到时间、空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最后，是留守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对于有子女的出国务工青年，通常是一方或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子女由祖辈老人抚养和教育。延边农村由于家庭功能失衡、亲情关系疏离、教育理念的误区等原因，造成留守子女的心理不健康和青少年犯罪问题。

3.空心化的乡村

由于延边赴韩务工人数的明显增加，延边农村空心化程度加剧。第一，是乡村人口的空心化。延边地区人口总量流失过多。根据王春荣和朴今海在2013—2014年的实地调查发现，延边农村实际人口占户籍人口的30.4%。第二，是地理分布格局的空心化，由于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房屋大量空置，因生活和交通的不便，很多村、屯逐渐废弃或合并，甚至走向终结。第三，是农林经济空心化。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农业经济发展疲软，缺乏农业创新和发展的内源动力。第四，乡村政治空心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稳，干部与村民相互脱节。第五，文化空心化，延边地区以朝鲜族民族文化为特点，与其他民族互动融合成了具有延边特色的地方文化。由于人口的空心化，朝鲜族文化传承主体和文化传承阵地受到了挑战。第六，人际关系空心化。人口的外流和中青年群体的常年不在家，使得家庭成员关系疏远化，生活社交圈陌生化。家庭、村邻关系的疏远化和陌生化，使得延边人对家乡的向往和归属感淡薄，进一步加剧了延边乡村的空心化。[13]

4.畸形发展的地区经济

由于大量的跨境劳务收入汇入，延边地区形成了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消费型经济带动了延边地区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的发展，工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最后造成延边人消费水平远超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异常现象。[14]

畸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畸形的消费方式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严重制约了延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首先，畸形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延边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足。延边地区的主要经济收入不是来自于区域内部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而是靠区域内居民离乡打工汇入的劳务收入。延边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是依赖于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总值的增加，而是依赖区域内居民在第三产业中强劲的消费能力。这使得延边地区的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们普遍认为想要高收入且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出国或者到国内大城市打工就是最好的捷径。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青年，返乡后大多不愿在本地打工。没有走出去的青年群体，如果工作和收入都不如意，心中也一直有一个外出打工的计划。区域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不完善，青年劳动力不足等问题都制约着区域的社会发展。其次，畸形的消费模式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受到“出国打工—回家消费—再出国打工”的思想支配，延边地区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问题严重。延边地区物价不断增高，人们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计划不足。过度消费和娱乐性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不少留守儿童和青少年攀比消费，沉迷网络，流连于歌厅、台球厅、麻将厅和洗浴场所，甚至堕入赌博和毒品的深渊。

5.隐患丛生的边疆安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中、朝、俄三国交界，延边的边境线绝大多数属于乡村地区。由于村落的空心化，延边农村人口逐年递减，村屯逐渐荒芜，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凸显。[15]延边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问题突出，经常有非法入境人员在延边从事盗窃甚至抢劫活动。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延边农村家庭大多是老弱病残，无法自我保护和抵抗。这些三非外国人在被发现后也常常暴力拒捕，甚至刺伤执法的警察。[16]延边地区内部也出现很多不稳定因素，比如打架斗殴，酒后寻衅滋事特别多。由于村里的村民很多都是男子独自在家，妻子在外打工，生活比较空虚，很多时候会聚集一些同样情况的村民在一起喝酒、打麻将，其间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出现打架的现象。恶性杀人案件偶尔发生。赌博、卖淫、嫖娼、吸毒等城市犯罪向农村转移。特别是交通要道、城乡接合部、旅游度假村以及商贸比较发达的农村集镇尤为突出。

（四）赴韩务工青年群体的返乡社会适应诉求

东亚自贸区的构想，使得延边这一边疆地区，成为了国家对外经贸发展的重点区域。同时，诸多的社会问题也把延边地区推上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民生问题的风口浪尖。有学者从延边地区经济（蔡玲1993，崔哲2001，李宁、管延江2009，张波2010，朴娟姬2012等）和延边农村问题（刘杰2014，王春荣等2015）出发，试图找到振兴延边地区经济和农村社会之路。还有学者从延边留守子女问题（朴今海2009，张永学2010，封莎等2011）的角度进行研究，探索解决赴韩务工潮带来的家庭问题。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对延边社会经济的研究，很少关注参与和主导所有赴韩务工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历程的核心主体——赴韩务工者本身。现有关注赴韩务工者的文献中，也多聚焦于这一群体在境外的适应情况（成婧2016，李梅花等2016），而在赴韩务工人员返乡研究上却少有关注。

本研究认为，延边人口外流的主体是赴韩务工者，特别是青年赴韩务工者；延边离散家庭成员中缺失的也是赴韩务工者，特别是青年赴韩务工者；空心化的村落和社会中不在场的还是赴韩务工者，特别是青年赴韩务工者；延边地区经济振兴的主力军应该是这些在国外积累了一定经济和技术资本的跨境务工者，特别是青年赴韩务工者。要想解决延边社会因赴韩务工的流动带来的系列问题，应该聚焦于赴韩务工群体本身，特别是青年赴韩务工群体。与此同时，本书认为赴韩务工青年返乡的社会适应研究应该从时间的变迁着眼，关注赴韩务工人员在回国后的融入和发展问题；在空间的不同场域里，探查赴韩务工群体国际流动中的适应问题。这项研究，既有助于提升返乡者个体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也有利于振兴和发展延边，助推地区经济，和谐延边社会和保护边疆安全。因此，赴韩务工青年返乡的良性社会适应是个体、社会和国家的共同诉求。

首先，返乡社会适应是赴韩务工青年群体自身的诉求。他们在返乡后迫切需要达成社会适应，从而能够实现职业的良性发展，情感的紧密联系，社会网络的拓展和社会的认同。根据美国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人际关系。[17]中国就属于强关系型社会。而弱关系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即交往面很广，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因此可以获得的信息也是多方面的。在弱关系社会里，一个人认识的各行各业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办成他想要办成的事。而那些社交网络比较固定、狭窄的人，则不容易办成事。从调查中发现，延边农村出国务工青年由于地域和时空的间隔，在国内的强关系正在逐渐弱化，弱关系大部分也已断裂；在国外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处于缺失状态。在一个人的社会适应进程中，青年阶段正是建构和强化这种强弱关系的关键时期，关系网的断裂与弱化，无疑使得这些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青年的社会适应进程雪上加霜。

其次，家庭需要赴韩务工青年的回归。特别是中国家文化背景下，家庭的团圆和家庭成员对家庭的经济和情感的支持是家文化的主旋律。原生家庭的情感维系、青年组建自己的家庭、老人的赡养和子女的陪伴与教养都需要赴韩务工青年的回归和返乡后的迅速融入与有效的社会行动。

最后，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也需要赴韩务工青年的回归和融入。有学者指出劳务输出的良性发展路径应该在于：“输出劳务，引回人才；输出劳动力，引回创业者；输出生产者，引回经营者；输出打工仔，引回管理者。”[18]延边地区因长期向外输出青年劳动力，造成的青年劳动力严重缺失、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现象严重、边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延边社会就像一个贫血的有机体一样，缺乏生命力。赴韩务工青年群体的返乡将像新鲜血液一样重新输入社会的有机体，为社会带来发展和前进的动力。然而，这些“血液”能否真的适应社会的有机体，能否符合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的需要，会不会因为“血型”匹配有误而造成社会的排异反应，从而造成血液的浪费和对社会有机体的伤害。因此，赴韩务工青年的返乡社会适应问题对于社会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国家和社会应该明确帮助和扶持返乡者顺利回归，返乡青年们也需要了解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样才能实现人才的“外出务工—回乡反哺”的良性循环。

（五）本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赴韩务工青年的返乡社会适应问题。

第一，青年赴韩务工群体的形成及其特征。

从中韩国家政策出发，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描述和出国务工群体的分析，总结出青年出国务工群体的形成时代背景及其特征，包括对这一群体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总结。

第二，赴韩务工青年群体的返乡类型及特点。

赴韩务工群体返乡的类型划分是从宏观的角度对返乡群体的返乡行为进行归类，同时对出国务工青年群体在价值观、文化认知、社会互动等方面进行静态地描述和分析。

第三，赴韩务工青年群体的返乡社会适应过程及效果。

本研究还试图描述和分析赴韩务工青年群体的返乡轨迹，动态地展现和探索其返乡适应的过程和效果问题。

第四，赴韩务工青年群体的返乡社会适应困境及对策。

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提出赴韩务工群体的良性返乡路径，提出解决困境和良性社会适应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