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述评

一 返乡社会适应的理论梳理

（一）心理层面的返乡社会适应研究

心理学对返乡心理变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心理学研究范式关注的首先是跨境移民的返乡心理适应和返乡幸福感问题。社会适应就是个体人格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一种人格适应。人们通过人格和心理的发展来应对压力，适应社会环境。[1]返乡社会适应被界定在感觉、情感、精神反馈的基础上。

布莱克等（Black et al.）研究发现有70%的返乡者在返乡过程中出现了显著的心理不适。[2]有学者甚至认为一个人返乡后所经历的心理挑战要远比出国阶段更大。[3]心理学界认为返乡所面临的问题有：意料之外的困难、返乡准备不足、对国外生活的留恋等。古川（Furukawa）认为返乡者返乡后的抑郁情绪可以长达6个月，这种抑郁情绪的程度可以达到临床水平。[4]这种心理抑郁情况在很多返乡群体中有所体现，如学生[5]、国际受托人[6]、难民[7]、返乡农民工[8]和侨民[9]。

刘衔华在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心理健康与返乡生活满意度分析时，运用78项症状自评量表和生活满意感量表进行测量分析，结果发现返乡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10]

阿德勒还就返乡模式提出了四因素矩阵，该矩阵建立在两种维度之上：总体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和具体态度（被动的或积极的）。这种应对模式描述了四种返乡的态度反应：第一种是再社会化（re-socialized），即乐观和被动态度下的返乡模式；第二种是主动前摄性适应（proactive），即乐观和主动态度下的返乡模式；第三种是疏离式（Alienated），即悲观与被动态度下的返乡模式；第四种是叛逆式（rebellious），即悲观和主动态度下的返乡模式。根据这一模型理论，积极态度的返乡者会致力于改变自身和周边环境，以期更好地适应母国社会组织。而被动的返乡者却没有采取任何预备性举措来辅助返乡进程。在另一维度中，乐观返乡者会正面评价其返乡过程，而悲观返乡者则通常会对整个返乡过程给予负面评价。[11]

然而，有关返乡者在返乡过程中所接受的心理挑战方面，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苏斯曼（Sussman）的研究表明香港返乡者在返乡后并没有展现出太多与心理有关的负面反应。这些研究都进一步证明了返乡适应研究需要进行更多样化、更精确的细分和研究。[12]

（二）认知层面的返乡社会适应研究

返乡社会适应的另一范式是从认知层面研究展开的。认知心理学家强调在个体社会适应过程中认知的作用。社会适应的实质是个人运用自身的经验、知识和能力，通过调节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来适应社会环境。

期待模型和文化身份模型是两个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期待模型详尽地分析了返乡过程中个体对返乡的期待和现实变迁的冲突。[13]这一研究范式翔实地记录了返乡前的期待是如何影响返乡后的社会适应过程的。与逆向文化震惊（休克）模型（reverse culture shock）相比，这一理论与跨文化研究的研究起点相似，都是从关注返乡者出国（境）阶段开始的，[14]对出国所面临的困难和所需做的准备给出了更多地关注和认同。然而，返乡的困难和准备问题却鲜少得到足够的重视。[15]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基于一种常识性假设：认为返乡者对母国与母国社会组织非常熟知，无须进一步了解和分析。而实际情况是：返乡者自身与母国的社会环境都在其旅居国外期间发生着巨大变化。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指个体从母文化进入异质文化后，通过学习和接纳新环境中的社会标准和价值观所产生的行为变迁和适应过程。[16]它通常是个体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贝利（Berry）对身处客居国的跨文化参与者提出了四种文化适应的模式：第一，文化整合（integration）是指客居者在保持和坚守母国文化的同时，能够接受并认同客居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第二，文化同化（assimilation）是指客居者不再维护和认同母国文化，倾向与客居国文化的积极互动并认同客居国文化；第三，文化隔离（segregation）是指客居者只保持和认同母国文化，排斥客居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互动；第四，文化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是指客居者对母国和客居国的文化和价值观都不认同，也不想与任何一种文化进行互动的状态。[17]在贝利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关注返乡务工群体的学者提出了四种返乡文化适应模式：第一是融合型，指返乡者在返乡后对本国（本土）的文化和价值观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能与客居国（地）文化保持积极的联系；第二是回归型，指返乡者对本国（本土）文化十分适应和认同，对客居国（地）的社会文化产生强烈排斥心理；第三是隔离型，指返乡者深深怀念和认同客居国（地）文化，对本国（本土）文化不适应，产生排斥感甚至距离感；第四是边缘型，指返乡者对本国（本土）和客居国（地）文化价值观都不接受也不认同。[18]从而将自身与本国（本土）和客居国（地）社会和文化隔离开来，同时也被本国（本土）和客居国（地）的主流群体和社会文化边缘化了。

古拉格霍恩的W曲线理论模型，是返乡适应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该理论是在U 形理论基础上对返乡适应研究的一个拓展。1960年欧博格（Oberg）首次提出U形模式。U 形模式指出跨文化适应的人存在着情感适应的四个阶段：蜜月期（Euphoria）、危机期（culture shock）、调整期（adjustment）和适应期（acculturation）。[19]其中，蜜月期是指对新环境的正面积极的兴奋感受；危机期是指新环境中由于负面经验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惊；调整期是指学会适应新环境的调整过程；适应期是指在成功调整适应新环境后的平稳阶段。古拉格霍恩将U形曲线假说扩展为W形曲线假说，反映出在各文化区域间来回流动的文化适应过程和状态。W曲线模型不但关照了个体在跨文化流动过程中的适应过程，同时也兼顾了个体在返乡过程中同样要经历喜悦期、不适期、调整期和适应期的过程。[20]该理论反映出文化冲击、文化适应和逆向文化冲击的现象规律。

但是，阿德勒（Adler）对W模型中的U 形曲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该用更平缓的曲线表现再适应中的变迁。[21]苏斯曼（Sussman）对这种返乡再适应过程中的曲线性表达提出了质疑。[22]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如布里斯林（Brislin）和昂乌默其里等（Onwumechili et al.）对该模型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模型没能正确地评估返乡者在跨文化流动中的适应与再适应过程，特别是没能区分适应与再适应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差异：（1）意料之外的返乡问题；（2）对故土的故有认知；（3）返乡者对自身变化的无意识；（4）母国家庭、朋友对返乡者的固有印象；（5）对返乡者的海外经历缺乏兴趣。[23]同时，他们提出了多重再适应理论，将不断进行跨文化流动的个体在母国和客居国之间的多重调试过程以循环曲线模型展现出来，以展现多重文化身份在适应过程中的多重变迁。[24]

现有研究成果中，返乡预期与返乡适应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结论不一。罗杰斯和沃尔德（Rogers ＆Ward）在研究中并未发现返乡现实预期与心理调适之间呈显著相关。[25]而迈克唐纳和亚瑟（Macdonald and Arthur）的研究结果却证明如果返乡期待得到满足，则会使返乡者更顺利地进行社会再适应。[26]但上述两种研究都因被试样本数量有限而不能得出有效结论。施特劳等（Stroh et al.）在职业发展语境下研究返乡者在工作中的表现，他们发现如果现实达到他们的返乡工作预期，则返乡者会更愿意留在母国工作岗位，扎实工作；如果现实情况超出预期，则会致使返乡者以极高的工作积极性投身工作。[27]而布莱克（Black,1992）的研究却证明只有准确的定位和预期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返乡再适应和最佳的工作表现。[28]随后，布莱克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提出返乡再适应过程不应从返乡后开始，在返乡前进行认知上的返乡适应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返乡者在返乡前就培养一种更现实的心理预期。[29]布莱克的理论得到了后来学者的支持。梅巴杜克（Mabarduk）研究美国外交人员配偶时发现，如果其返乡经历远比期待的更具挑战性，则其再适应难度也会加大。[30]查默夫等（Chamove ＆Soeteric）也认为如果缺乏对返乡过程的准备和认知，则返乡过程的压力也会成比例增长。[31]

文化身份模型是在认知层面研究返乡再适应过程的另一理论分支。这一流派主要关注国际旅居者在国外和返乡后的身份认同变迁。根据这个理论概念，返乡过程中个人经历了深刻的转变是理论前提，从而影响其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归属感。

苏斯曼（Sussman）基于对11位返乡者的研究，提出了4种身份演变的理论模型：首先，双重否定模式（Subtractive）是对母文化和旅居国文化都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其次，客居国文化认同模式（addictive），是指对旅居国文化保持积极的态度；再次，母文化认同模式，是指对母国文化的强烈认同状态；最后，跨文化融合模式（intercultural），是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母文化和旅居国文化都持积极认同的态度。这些身份认同的变迁是旅居者在客居国生活中行为调试和社会适应的结果，在返乡过程中就表现得更为显著。因此，持有“双重否定”和“客居国文化认同”观点的返乡者，在返乡适应过程中会因自身在返乡过程中对母国文化的不认同而备感压力。而持有“母文化认同”和“跨文化融合”观点的返乡者，其返乡再适应过程就容易得多。苏斯曼的实证研究为后续的返乡适应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证明了身份认同变迁影响返乡再适应的程度。[32]

考克斯（Cox）基于对美国传教士从44个国家传教后的返乡适应研究提出了替代性的文化身份模型。该模型所包含的4种身份认同类型有：母国认同型（home-favored）、客居国认同型（host-favored）、整合型（integrated）和非整合型（disintegrated）。[33]在此模型中，母国认同型和整合型在返乡适应程度上要高于客居国认同型和非整合型。与苏斯曼身份变迁模型不同的是，考克斯认为成功的返乡适应源于成功的跨境适应，即出国后的适应程度与回国后的适应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本奈特（Bennett）提出的跨文化敏感性6阶段发展模型（DMIS,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不谋而合。这一文化习得理论认为个人如果能够成功融入客居国文化又与母文化保持有效联结，对其返乡社会再适应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民族中心主义阶段（ethnocentric stage）发展为民族相对主义阶段（ethnorelative stage）的过程中，该理论强调了人应拓展世界观，包容其他文化特点。本奈特认为，从适应文化差异（DMIS 第五阶段）至构建融洽文化差异的新模式（DMIS 第六阶段）与成功的返乡再适应过程息息相关。[34]

（三）行为层面的返乡社会适应研究

行为层面的理论学者将社会适应行为视为自我应激反应。这一研究方向关注个人在应对社会挑战和环境压力时的能动作用和自我调节机制。社会适应行为研究的视角通常是以解决社会适应的不良问题，着重分析个人在不适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和调节作用。社会适应行为是个体的行为活动，是主观心理认知与客观物质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福尔汉姆和博茨纳认为社会适应研究应该整合人格、认知、情境因素，从而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35]该研究认为，旅居者在国外期间，因社会文化的转变会造成深刻的个人转变，他们也学习并内化一系列新的行为及应对方式，这些新的行为方式有助于适应客居国的社会生活，一些在母国习得的行为方式就被遗忘和取代。因此，个体在返乡后需要重新习得和熟悉母国的社会技能。布莱克等（Black,Gregersen ＆Mendenhal）认为行为控制是返乡社会适应的重中之重。[36]这一学术流派认为成功的客居国社会适应与成功的返乡适应相关。这一理论的假设是如果个体能够很好地适应旅居生活，那么其也能运用这种适应技能于返乡过程中。[37]但是，苏斯曼（Sussman）通过实证研究对该理论提出了批判，认为个体在出国后的适应情况与其返乡后的适应程度无关。[38]

卡西里诺（Cassarino）将四种研究框架整合起来对返乡研究进行探索：跨国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结构主义和社会网络理论。该研究为返乡移民研究提出了概念性分析模型。[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