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成分与结构测试分析结果及讨论

利用SPSS多元统计分析软件，对样品的化学元素含量数据作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所得结果见图2-3、图2-4。

从聚类图（图2-3）可以看出：当λ=13时，可将所有样品分成三大类，从上至下分别标以甲、乙、丙区。其中，丙类样品仅4枚，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一，这里暂不考虑。

由图2-3可知，甲区31件样品中，以来自发掘区第Ⅲ区的为主，占72.7%。乙区26件样品中，以取自第Ⅴ区的为主，占80.8%。同时，来自第Ⅲ区样品主要集中于甲区中，占该区样品总数的80%。而来自发掘区第Ⅴ区的样品则大多分布在乙区范围内，占该区总样品数的67.7%。

聚类图还显示，出土于同一遗迹单位（这里主要是灰坑）的样品，其同源性颇为明显。如取自第Ⅲ区两个灰坑的两组样品B1—B5和D9—D21，在聚类图中分别聚为一小类，无一例外，亦无其他样品混杂。出土于另一个灰坑的部分样品A7及A14—A17也较好地聚成一小类。

在聚类图中，丙区的4个样品，2个来自发掘区第Ⅴ区，其余2个分别来自第Ⅲ区和第Ⅸ区。

表2-2 二里头遗址陶样品元素含量

续表

续表

图2-3 化学元素聚类图

表2-3 二里头遗址陶器XRD分析结果

因子分析散点图（图2-4）的情况和聚类图基本吻合，样品基本上分布在两个大的区域内，其中，左边椭圆区域内以第Ⅲ区样品为主，右边近圆形区域则以第Ⅴ区样品为主。此外，尚有少数样品散落在上述两个区域之外，主要在左边区域的左、下方。这一情形大体对应于聚类图中的丙区样品。

图2-4 化学元素因子分析散点图

图2-5（1） XRD图谱

图2-5（2） XRD图谱

用于XRD分析的样品分别从第Ⅲ区和第Ⅴ区随机选择，故其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结果显示，第Ⅲ区的3个样品皆含有较多的云母，而第Ⅴ区3个样品的云母含量则明显偏少，表明它们的矿物组成有所不同。

（一）陶器化学成分与样品出土地点的关系

化学成分聚类和XRD物相结构分析都显示出，二里头遗址不同发掘区出土陶器的元素和物相组成明显不同，表明它们的矿料来源有所不同。由此推测，二里头遗址可能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居住区域，每个区域内都有各自较为固定的制陶原料来源，换句话说，即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制陶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属于不同文化期别的样品基本按出土区域聚为相应的两类（主要是第Ⅲ区和第Ⅴ区），暗示不同区域的制陶作坊，有着各自较为稳定的矿料来源。事实上，这种区域差别在器形面貌上也有反映。在此发掘多年的考古学家发现，二里头遗址的不同工作区之间、甚或同一工作区之不同地点所出土的陶器也都存在差异性^[4]。

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古代社会面貌并探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研究途径则是以物见人。二里头遗址陶器化学成分和物理结构的这种分布特征，自然是当时居住于此地的人类活动的反映。一般认为，在进入历史时期之前，人类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组织社会的，而文明社会是以地域来组织其国民的。然而，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很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族、家族制度仍然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很多学者经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之后认为，商周社会组织的基础仍然为家族或宗族^[5]。考古发掘与研究资料也揭示了殷人、周人都存在着聚族而葬的习俗^[6]。死后聚族而葬，是其生前聚族而居的事实的反映。由此推测，早于商代的二里头社会更应该按家族（或宗族）来划分其人群。二里头遗址不同区域之间陶器矿料来源的不同，则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家族，有着各自的制陶作坊。

聚类图和散点图中，Ⅲ区和Ⅴ区都有少量样品互为交叉的现象，这应是不同区域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这里的Ⅲ区和Ⅴ区，是发掘者以现代道路、沟渠为界所划分的工作区，恐怕与古代居民的生活区不会完全一致。考虑到这两个发掘区在空间位置上颇为邻近，那么，化学成分聚类和散点图中，相对于发掘区而言的互为混杂的样品，若相对于原居民生活区，或许并未混杂。不过，鉴于发掘资料所限，这仅仅是一种猜测，正确与否，还有待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验证。此外，仅有的第Ⅳ区1个样品分布于甲类中，或与上述第Ⅲ、Ⅴ区互为交叉的样品情形相同。第Ⅸ区的1个样品分布于甲、乙两个大类之外的丙类，也显示其与第Ⅲ区和第Ⅴ区样品的差异。而丙类中2枚取自第Ⅲ区和第Ⅴ区的样品，也可能是区域间交流的结果。

另外，二里头遗址第Ⅲ区和第Ⅴ区陶器原料来源的不同，还可能与各该区居民的社会地位有关。从目前的发掘资料看，第Ⅴ区是遗址的核心区，是宫城所在，分布着很多大型宫殿宗庙性质的夯土基址，应为王室贵族聚居区。而第Ⅲ区发现的夯土基址很少，应主要是平民或一般贵族居住区。第Ⅴ区居民的社会地位高，他们使用的陶器可能由专门的作坊生产和供应。第Ⅲ区居民社会地位低，其日用陶器产自其他作坊。由于缺少其他发掘区的样品数据，目前尚难以深入探讨，这里只是提一点粗浅想法而已。

（二）陶器化学成分分布与文化分期的关系

聚类图显示，四期的样品相对集中于图2-3上的甲区中，而一期和三期的样品则多处于乙区中。同处第Ⅲ区而分属二、四期的两个灰坑的样品又各自聚为单独的一小组。分别将第Ⅲ区和第Ⅴ区的样品单独聚类后发现，第Ⅴ区的样品分为子、午两小区，子区中包括的主要是一期、二期及三期的样品，而午区中包括的主要是四期的4件，另有一、二期的样品各2件（图2-6）。这一结果表明样品的分布模式和文化分期或许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第Ⅴ区主要是贵族居住区，陶器成分的变化或许应具更深刻的含义。

图2-6 第V区样品聚类图

图2-7 第Ⅲ区样品聚类图

第Ⅲ区的样品主要出自三个灰坑，分别属于二、三、四期。聚类图显示，分属二、四期的两个灰坑的样品又各自聚为单独的一小组，见图2-7。似乎表明，各区域制陶原料的来源虽相对稳定，但在不同时代，原料选取的具体地点或地层层位仍有一些变动。

（三）陶器成分与器物类型的关系

从聚类图上不难看出，样品器型的分布模式没有明确的规律，即器物的类别、形制与陶器的产地及矿料来源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果说明，不同区域的制陶作坊都能生产多种日用陶器，并无专业分工的迹象。这一点明显不同于较晚的商代二里冈期文化。据报道，郑州商城二里冈期文化的制陶作坊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有些陶窑专门烧制泥质陶，而另一些窑则专门生产沙质陶，甚至有些分工具体到了器类，如广泛分布的鬲，可能产自有限的少数作坊^[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