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

据顾颉刚自己的判断，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家人，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嗣祖母张氏。他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她高高的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盏明灯”。[5]

顾颉刚对其母亲印象十分淡薄且偏于消极，只记得“她是一个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严峻的年青奶奶”。他说：“她对我管教很严，我有什么不好，她打我，我一讨饶，她就打得越凶。”顾颉刚3岁的时候，因为尿床被母亲从床上扔下，从此被祖母抱走一起生活，直到18岁结婚，而在他9岁的时候，母亲便因病去世。后来顾颉刚推测说，母亲的严厉，可能和身体不好，加之“两姑之间难为妇”的处境造成“心境老是不好”有关。[6]

在顾颉刚的童年回忆中，涉及他的父亲，多与学业有关，生活方面同样是少之又少。这可能和顾柏年先因学业、后迫于生计而长期在外有关。[7]此外，在顾颉刚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顾柏年便续弦再娶，从后来相关资料看，顾颉刚和他继母的关系并不融洽。总之，在顾颉刚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他父母的存在感都不是很强。

顾颉刚对其嗣祖母（以下称“祖母”）的印象，则大不相同。他坚信，他的祖母秉持着“假子真孙”的传统观念，投入了全部精神来培养他，即便对他的严厉，也是“从慈爱的本心上出发”。所以，在他的回忆中但凡涉及祖母，总是充溢着无限的感情。祖母的严厉，主要在培养顾颉刚接人待物的传统礼节、品行方面，如不许随便接受别人赠送的物品、不许先于长辈用餐、远离庖厨、远离女红，等等。顾颉刚说：“凡一举一动，都加以约束。每晚临睡时，她总要检讨我一天的行为。若果作了错事，便叫我写在纸条上贴到帐顶上，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便是叫我把那张写上过失的条子诵读几遍，表示悔过。”[8]后来，顾颉刚在性格上所展现出的，是非对错立场的鲜明，或者说不善变通，可能和此时祖母的严格训练有关。

祖母的严厉管教只是一方面，更多的则是“无一处不仔细周密，体贴入微”的照顾。比如，顾颉刚认为，自己2岁出天花、3岁呕血、8岁患喉痧、23岁患伤寒，险些丧命，都是靠祖母的细心照料才得以脱险。他说：“我脆弱的生命，总算倚靠着她的无限慈爱和庇护长育了起来。”有祖母悉心的照管，对于幼年丧母的顾颉刚而言，自然是幸事，不过今天看来，有些则已近于溺爱。如顾颉刚自己所说，“凡是有壳的，像瓜子，有子的，像西瓜，她都要去了壳和子才送到我口里。有骨的，像鱼，她要去了骨给我吃。难吃的，像蟹，她要出了肉给我吃”。[9]

在顾颉刚童年留下较深痕迹的，还有他的本生祖父（以下称“祖父”）。在顾颉刚的回忆中，伴随他祖父出现的多是一些悠游闲适的场景，如带他上街、扫墓，以及讲说掌故旧闻的妙趣横生。这让他觉得祖父就是“智慧的化身”，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聪明人”。他说：“到今还记得他教我读《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兮辞》的神味，好象他就成了陶渊明，那是何等的闲适呀！”[10]在顾颉刚的笔下，这些场景总是流露着无限的温馨。

祖父母的行为，反映的是中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隔代宠爱。顾颉刚的长孙身份，以及嗣祖母坚持儿子嗣来的时候已经长成，不能管，但孙子出生在身边，可以从小管起的观念，更增加了这种宠爱的浓挚。而被这种浓挚的隔代宠爱所包围，正是顾颉刚童年生活的主色调。家人对他的要求，主要就是用功读书，其他一应需求，早已安排妥帖，让他无忧无虑。

不过，这种无忧无虑也把顾颉刚包裹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让他和外面的世界产生了“隔膜”。如后来他曾反思说，自己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人[11]，生活在沉闷和呆滞的空气中，对于社会的情形隔膜得很，面目板方得没有人的气味。[12]日后，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左支右绌，或多或少都受此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悠游闲适的成长环境，更让他对底层社会的冷峻现实，缺乏必要的认知。这对他日后学术思想的演变，产生过重要影响。1913年，已经21岁的顾颉刚考入北大后选学农科，还是基于一种浪漫的想象——他觉得乡村生活，是一种可以自给自足，不用浸入这恶浊世界的生活；是一种可以啸傲云山，招邀风月，与造物者为友的生活。[13]20世纪20年代，他仍把“近于天真”的下层民众及其文化，想象成挽救汉民族衰老的“强壮血液”。直到30年代，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他才意识到这种认识“太理想化”，是脱离实际的想象，是一种错觉，是中了旧诗和旧画的毒。[14]浪漫想象和冷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所带来的刺激，是顾颉刚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调整“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理念，走上书生救国道路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