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成才路上的喜与愁

世代读书的家风和苏州的人文环境，为顾颉刚的学术成长提供了优质环境。世代读书的家风，使其家人“酷望”他能从读书上求上进，所以，尚在提抱中，祖父便已教会他不少字；虚岁3岁（1895年），母亲教《三字经》《千字文》; 4岁，叔父教《诗品》、祖父教对对子；5岁，叔父教《天文歌诀》《地球韵言》《读史略论》等；到六七岁时，已经能够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6岁（1898年）的时候，顾颉刚进入私塾，开始习读儒家经典；8岁读毕四书，同年，开始读五经。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五经尚未读完，清政府废除科举，顾颉刚就转入了苏州长元吴公立小学校，这是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这时他只读了《诗经》《左传》和半部《礼记》，直到1909年顾颉刚中学二年级的时候，祖父才又亲自教他读余下的《尚书》《周易》等。[15]

求取功名是家人安排顾颉刚接受传统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如祖母就经常对他说：“阿双（顾颉刚的小名），你读书要好好用功啊！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一个白衣的人，你总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啊！”科举废除后，父亲仍到北京给10余岁的顾颉刚“捐了一个监生，加捐了一个五品衔”，而当时的顾颉刚也为可以继承祖父的功名感到光荣。[16]不过，后来祖父继续教顾颉刚读《尚书》《周易》等，是如有论者所说以备科举恢复[17]，还是当时人对学问的传统认知的惯性使然，则值得思考。因为这时已是科举废除4年后的1909年，而顾颉刚回忆中留下的也只有祖父说“五经是总该读全的”。[18]

苏州的人文环境，则让这种对功名的追求，多少有别于寒窗苦读只为一朝走上官宦之途的功利追逐，它更像是希望在文化气息浓郁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一种身份的认同与荣耀，至少在顾颉刚的眼中是这样的。如他在描述“苏州旧日情调”时所说：苏州士绅的追求是“尽量风雅”“尽量享受”,“他们要求的只是一辈子能够消受雅兴清福，名利的念头轻微得很，所以他们绝不贪千里迢迢为官作宦……只是一味眷恋着温柔清幽的家园”，为了博得科第的荣耀，才上京赶考。[19]

事实上，顾颉刚的家人也确实未因科考而约束其阅读兴趣或钳制其思想。最为明显的例子，如戊戌维新时期，顾颉刚的父亲顾柏年是苏学会成员，戊戌变法失败后苏学会解散，顾柏年分得会中《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籍，顾颉刚便可随手翻览；后来，顾柏年案头的《新民丛报》，顾颉刚也可以“自己选读”。此外，在科举废除前，顾颉刚还曾读过诸如《老残游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庚子国变弹词》等绣像小说。[20]

从私塾到新式学堂，最让顾颉刚回味无穷的，也是随意翻阅长辈书籍和到玄妙观的小书铺、书摊上任情购买书籍。他的祖父研究《说文》和金石，室内多古文字学书；父亲为了应书院的月试，室内多文学书；叔父喜欢近代史，架上有《东华录》和《皇朝掌故丛编》等。这些书顾颉刚在读私塾时期都有机会阅读。[21]1904年后的一段时期，顾颉刚的私塾课业很松，他也可以任情选读自己喜欢的书报，后来他回忆说：“这两年中的进境真像飞一般的快，我过去三十年中吸收知识从没有这样顺利的：我看无论哪种书都可以懂得一点了，天地之大我也识的一个约略了。”[22]

从1906年进入苏州长元吴公立小学校，到1912年在苏州第一公立中学毕业，这6年的新式教育，顾颉刚学业上的重要收获，大多在课堂之外的闲览。入学不久，他便因患病休学两月，病中以《二十二子》《汉魏丛书》等自遣，“对于古书得到一个浮浅的印象”；同时，又接触到《国粹学报》，这成了他日后的经常读物，一度影响了他学术道路的选择。另外，这场病还令他返校后，“英文、算学遂不及人，故益致力国学”。[23]

进入中学后，他泛览古书的兴趣，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说：“每天一下课，立刻向书肆里跑……我虽是一个学生，只能向祖母和父亲乞得几个钱，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们往来。我去了，不是翻看他们架上的书，便是向掌柜们讨教版本的知识。所见的书既多，自然引诱我去研究目录学。《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到现在，虽已荒废了十余年，但随便拿起一册书来，何时何地刻的还可以估得一个约略。”[24]应该说，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博学广闻的基础。

对于顾颉刚这种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恨不能把什么学问都装进脑子里的表现，他的父亲提醒他“买书不必像买菜一般的求益”，祖母笑他“买书好像瞎猫拖死鸡一般的不拣择”[25]，但从顾颉刚的回忆中，我们并未见其家人的强力干预。刘起釪认为这是受了吴派学风的影响，他说：“吴派的追求渊博的风气，凡它影响所及的地区内的读书者也跟着追求，在它的中心地区当然更甚，这在顾先生就几乎习以成性，识字稍多就喜欢广泛涉猎。”[26]

良好宽松的家庭环境，培育了顾颉刚学业上的出众才能。比如，尚在提抱中就能指着街上店铺招牌认字，令店铺中人诧异道，“这怕是前世带来的”; 10岁因能言《左传》中典故，令塾师甚讶；14岁入小学考试，题目“征兵论”，得第一；第二年，学校迁新址，校长令作《校舍落成记》，又是第一。数十年后，郭绍虞回忆说，“我和颉刚都是苏州人”,“我俩虽不同学，但我的心头却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象。当时苏州有四个小学，有时一起开会，我见到他学校里，有个学生在黑板上做作文测验，由来宾临时出题，而此人在黑板上用粉笔作文，写得很快，好象默写宿构，一些也不停顿。我奇其才，后来听人家说，这即是顾诵坤——当时颉刚的学名”。[27]“这即是顾诵坤”一句，正反映出当时顾颉刚在同龄人中已小有才名。

这一时期，善于作文的顾颉刚还和叶圣陶等39人成立了“放社”[28]，并写有《常熟旅行记》《杭州旅行记》和不少诗歌。[29]不过，后来他逐渐发现文学并非自己性之所近，他说：“我起先做不好，只以为自己的工夫浅。后来永远不得进步，无论我的情感像火一般的旺烈，像浪一般的激涌，但是表现出来的作品终是软弱无力的……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十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轻蒨美妙的篇章和嵚奇豪壮的作品本来都没有我的分儿，从此不再妄想‘吃天鹅肉’了。”[30]先前，顾颉刚随情近性所买之书，多属文学和史学两类[31]，而此后，他便逐渐远离了文学。

从小学因病休学后“英文、算学遂不及人，故益致力国学”，到此时发现文学并非自己性之所近而逐渐走向史学的历程，多是顾颉刚的回忆。其中虽不免有成名后有意突出或无意建构的成分，但从整体上看，他个人的志趣确实得到家人较大程度的尊重。

家人的培养也有让顾颉刚苦恼的一面，他觉得这种培养方式带来的只是一种遏抑性灵的畸形发展。他说：“因为如此，所以我了解书意甚早……但也因为如此，弄得我游戏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灵敏，语言非常钝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会。这种的状态，从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现在看来，只是遏抑性灵，逼作畸形的发展而已。”[32]这种认识确实较为常见，也有其合理一面，如傅斯年也曾表示“繁琐的古典训练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33]

不过，这类“逼作畸形”的现象，在顾颉刚身上体现的确实有些多。略举数例如下：

读到《大雅》和《颂》时……我想不出我为什么要读它，读书的兴味实在一点也没有了……我越怕读，他（私塾先生）越要逼着我读。我念不出时，他把戒尺在桌上乱碰；背不出时，戒尺便在我的头上乱打。在这种威吓和迫击之下，长使我战栗恐怖，结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的一生永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

我的祖母太爱我了，凡是有壳的，像瓜子，有子的，像西瓜，她都要去了壳和子才送到我口里。有骨的，像鱼，她要去了骨给我吃。难吃的，像蟹，她要出了肉给我吃。这却减低了我吃东西的技能。当时虽没有吃鲠，但到现在，瓜子就不会咬了，蟹也不会剥了，鱼是怕鲠而很少吃了。

我受了这样严格的管制，当然一切劳动我就一点儿不会做了。后来，到了北方，喜欢雇骡马，行长途，天天要打开铺盖，又要捆起铺盖时，我就不会紧紧地打成一团了，因此每被同行的朋友们所笑，我自己也有时笑了起来。

她（顾颉刚的嗣祖母）常常抱我到仞之公（嗣祖父）的遗像前，叫我“拜拜阿爹”，我当时还听不懂大人的话，错认了，以为这个神像的名字是“拜拜阿爹”，常问道“拜拜阿爹的性情怎么样？”“拜拜阿爹的时候家里是怎样的？”到了年长的时候，也就改不过来了。[34]

如果说顾颉刚成才路上出现的某些苦恼，是家庭教育方式所造成，尚可理解，但有些基本的生活技能，直到成年以后都无法纠正，对于一位大师级人物而言，反差确实有些大，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另外，还有折磨了顾颉刚一生的失眠问题，据其女公子顾潮所述，他去世后将遗体捐赠中国医学科学院，也是尊其壮年欲对此问题一探究竟的心愿。[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