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纳西族东巴文献保护与发展概述_东巴文献及其当代释读刊布和创新-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书名：东巴文献及其当代释读刊布和创新
作者名：杨福泉等
本章字数：13846字
更新时间：2021-02-08 14:30:37

第三章纳西族东巴文献保护与发展概述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

纳西族有古文字和新文字，古文字为自源文字，新文字为借源文字。古文字有三种，一为东巴文、二为格巴文、三为玛丽玛莎文。“东巴文”纳西语称“斯究鲁究”（sɚ33 ʨə55 lv33 ʨə55），意为“木石上的记痕”，引申为文字，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意音文字，学术界称之为“图画象形文字”。东巴文主要用于记写东巴教上用的书，掌握和使用这些文字的主要是纳西族的祭司东巴。清末民初以来，有人用东巴文记账、写地契、写信等应用性文书。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收录东巴文独体字和合体字2274字。“格巴文”，纳西语称“哥巴特额”（gə21 bɑ21 the33 ɣɯ33），意为“弟子的文字”，相传哥巴文为东巴教祖师东巴什罗（丁巴什罗）360个弟子所创，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音节性文字。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收录格巴文音节250个，每个音节有多个符号。纳西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而格巴文不标调。格巴文也用于记写东巴经书，但用这种文字写的东巴经书数量极少。东巴文与格巴文产生的年代有待进一步研究。“玛丽玛莎文”流行于云南维西县拉普乡一带纳西族中，民间相传这些纳西人是200多年前从木里拉塔地迁来的，起初没有文字，后来从东巴文中选用了部分符号（常用者有105个符号）来记录自己的方言。“玛丽玛莎”即“木里摩梭”，是从木里迁来的摩梭人（即麽些）之意。

纳西新文字是借用拉丁字母而创制的借源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民族语文政策和纳西族人民的要求，于1956年6月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和云南省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共同对纳西语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工作，经过调研，选定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丽江大研镇纳西方言为标准音，加以归纳音系、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提交1957年3月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讨论通过了《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但由于后来的极“左”思想干扰，未能在群众中试验推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得到落实，1981年，相关部门组织专家修订了《纳西文字方案》，并创办纳西文《丽江报》，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选点试行。编辑出版了数十种纳西语文辅助读物。新纳西文在纳西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中得到了应用。

东巴教是纳西族全民信仰的原始宗教（近年来又有宗教学者称之为“原生性宗教”）[68]，这种宗教产生于纳西族初民社会阶段并流传至今。东巴教信仰万物有灵，几千年来，它支配了纳西人的精神世界。东巴教的祭司称“本补”（by33bu21）、“打恒”（da33 hɯ21）、“许虽”（ɕy33 sue33）等。依所作仪式不同而称谓各别。另外又把纳西族东巴教祭司称为“东巴”。“东巴”为祭司神“东巴什罗”之简称，后世祭司自以为都是东巴什罗的弟子，民间一般也都叫他们为“东巴”。“东巴”死后，要举行超度东巴什罗仪式。“东巴什罗”与雍仲本教祖师称东巴先饶（或译为敦巴辛饶、辛饶米沃、辛饶米保等，在藏语中写作STon-pa gshen-rab，即“东巴先饶”，又译为“辛饶米保”），东巴什罗与东巴先饶之名其实源于一人。本教在藏地的“本佛之争”失势后于唐朝初年传入纳西族地区。[69] 传说如果可信，那么“东巴”之称不能早过唐。从汉籍资料看，李京于元大德七年（1303）写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与徐霞客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写的“滇游日记”都对纳西人的宗教活动有所记述，他们都是亲临丽江，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可惜他们的笔下都未记及对纳西祭司的称谓。清乾隆八年（1743）撰修的《乾隆丽江府志·风俗》则有如下记载：“土人亲死，既入棺，夜用土巫名刀巴者，杀牛羊以致祭。”从这条材料看，对纳西祭司“刀巴”（即今所译之“东巴”）之称，不能晚于乾隆八年。“东巴”之称流行后，“本补”“打恒”“许虽”诸称便隐于东巴经的文本中了。

（二）书写文献

东巴文献现在的人一般称作“东巴经”，“东巴经”纳西语称“东巴特额”（to33 bɑ21 the33 ɣɯ33），是“东巴的书”的意思。纳西语中无“经”的概念，所谓“东巴经”是学者们对“东巴的书”的称谓。后世有“东巴久”（东巴经）之称，“久”（ʨə21）应是汉语“经”的借词。

东巴经用一种民间土法制作的纸用麻线装订而成，纸质坚韧厚重，耐磨，其原料主要是构树皮。这种纸不一定由东巴自制。经书一般长26厘米，宽6厘米，呈长方形，左边装订，而占卜经书一般长宽差距不大，书的上方装订。每页一般横分上、中、下三行，每行若干格，分格的竖隔线有标点断句功能。写经书的笔一般由山竹削制而成，就地取材，简单易得，也有用蒿杆削制的笔。民国时期在丽江宝山地区发现一种铜笔，铜笔所写的东巴经，笔画细而均，但未及广传。书写东巴经用的墨，取松明子油烟，用一种名叫“季古都鲁”的植物根所制的药水调和油烟，便成了“墨”。这种“药水”有两种功用，一是防虫蛀，二是使松烟墨增添光泽和加强附着力。东巴经主要用于东巴教的仪式上，约有1000种，而国内外收藏东巴经多达3万多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巴文献收集整理简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在纳西族地区，东巴教被指责为“封建迷信，牛鬼蛇神”的东西，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人们已不再正面谈论东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情况没有很快好转，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或心有余悸，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本不了解。因此整理东巴文献实际上存在一定难度，这是不利的一面。而有利条件也同时存在：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民间搜集来收藏在丽江县图书馆的4000 多卷东巴经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二是民间一批年龄六七十岁的老东巴还在世；三是以和万宝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纳西族精英重返领导岗位和学术前沿，身居要职（和万宝复出后任丽江地区副专员），他们深知东巴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价值，深感这一文化已处于濒危之中，如不及时抢救，将有灭迹之灾，他们有一颗民族责任心；四是深知纳西族东巴经、东巴文、东巴教学术研究价值的一些国内顶尖级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如今又重返学术前沿，他们是方国瑜、任继愈、傅懋、马学良等，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或专门到丽江纳西族地区做过东巴文献研究，或深知其价值。他们的意见、建议可以影响地方官员，基层干部；五是对抢救翻译整理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文献的两个重要文件，它们是：中发〔1981〕37号《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文献的指示》，国办发〔1984〕30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文献的请示的通知》。这两个文件保证了整理民族文献无政治风险，名正言顺。国发办〔1984〕30号文件指出：“少数民族文献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文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这项工作的领导，并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给予支持。”

和万宝采取的抢救翻译整理纳西东巴文献的措施是在丽江建立机构，招揽翻译研究人才，聘请高水平的东巴来单位工作；对外加强宣传，争取国内外学术权威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81年5月云南省委下发了在丽江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的文件，研究室的行政级别为正处级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丽江行政公署双重领导，研究室主任由和万宝兼任。那时和万宝任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副部长。

建立专门机构，意味着这项工作可以持续稳定地进行，这一措施是当时云南省内其他地州都深以为可效法的经验。

东巴文化研究机构正式建立于1981年5月，1982年的春秋两季，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正虚位以待，一批有志于献身传统文化抢救、研究事业的高考恢复后上了大学的纳西族大学生进入了这个单位，研究室一时人才荟萃，先后聘请了10个当时知名度最高的大东巴来研究室工作，协助研究人员翻译东巴文献。

东巴文化研究室成立以后，最为棘手的还是经费问题，为了经费，和万宝先生上下求助，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他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纳西族）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写信，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能够支持东巴文献的翻译整理工作。任先生将方先生的信转送院科研局，经过院领导研究决定支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开展丽江所藏东巴文献的翻译整理工作。1982年4月，任继愈先生和陈荷夫先生一行亲自到云南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指导翻译整理东巴文献的工作。并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研究室的经费，由世界宗教研究所拨付。不久，支持经费之事转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傅懋先生具体操办，傅先生将此事交语言研究室的孙宏开先生具体办理。

为了扩大社会影响，获得社会和广大基层干部的理解和支持，1983年3月29日至4月8日，在丽江召开了“东巴达巴座谈会”，来自丽江县（今古城区、玉龙县）、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宁蒗县、永胜县、维西县等地的东巴、达巴61人，来自北京、昆明等地的学者专家29名参加了会议。因为这个会议由政府出面举办，因此在纳西族地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进一步知道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不是简单地可以说成“封建迷信”和“牛鬼蛇神”，因为来自北京和昆明等地的大学者、大干部都说它很有价值。在那次会议上，我国著名舞蹈家、国际舞协及中国舞协副主席戴爱莲先生还专题做了演讲，肯定了纳西东巴舞在人类舞蹈史上的重大价值。有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迫害的东巴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丽江塔城乡署明村的老东巴和顺回去后，在他的村里恢复了每年的祭天活动，并开始传经授徒，自发组织了村子里的东巴文化传承活动，和秀东、杨玉华等一批优秀的青年东巴在他的指导下逐渐成长。

东巴文化研究室于1991年改名为东巴文化研究所，研究所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翻译整理东巴文献的工作进展顺利，但由于工作量太大，花了20年时间，才算基本完成。2001年终于以《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为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抢救性的东巴文献翻译工作告一段落。

三东巴文献保护及其成绩

（一）文献普查与编目及其《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总目提要》的编写

1.文献普查

东巴文献收藏情况比较复杂，难有确数，据最近专家统计有32700多册，其中国内收藏20000多册，国外收藏12700多册。国内：国家图书馆藏3800多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献办公室藏1600多册，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藏200多册，南京博物馆藏1000多册，台湾故宫博物馆藏1300多册，云南省丽江图书馆藏4000多册[70]，云南省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藏1000多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藏1000多册，云南省图书馆藏600多册，云南省民族文献办藏200多册，云南省博物馆藏270多册，此外有一部分收藏在民间。值得注意的是，30000 多册中雷同者多，不同者仅为 1000 种左右。

2.文献编目

东巴文献藏书情况如上，这些藏家的东巴文献或编有目录，或没有。据相关资料获知，南京博物院藏本有李霖灿于20世纪40年代编的目录。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周汝诚于20世纪50年代编的目录。丽江县[71]图书馆藏本有20世纪60年代丽江县文化馆编的目录。中央民族大学藏本有2001年东巴文化研究所专家编的目录。云南省图书馆和云南省博物馆藏本有20世纪80年代东巴文化研究所专家编的目录。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藏本有自编的目录。和志武先生曾发表过《纳西象形文东巴经目录》一文（《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分前言、正文、其他东巴书目。前言介绍目录的概要；正文将编者搜于丽江和白地的629册经书依仪式分11类列举，对每类类名和每册书名都标注拼音文字和汉译文。德国（西德）国家图书馆有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洛克（J.F.Rock）和雅纳特（K.L.Janert）合编的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纳西手稿目录》。

3.《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的编写工作

1996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文献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集中力量编纂总目提要的设想。199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民办（文宣）字〔1997〕114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印发〈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总目提要〉编写纲要的通知》，对全国少数民族文献总目提要编纂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此时，纳西族文献编目问题也提上了日程。2000年3月，云南省民族文献办在昆明举办了全省少数民族文献编目培训班，“纳西族卷”编写人员都参加了培训。同年8月在丽江召开了“纳西族卷”文献条目审定会议，并落实了编写人员，开始了集中的编纂工作。2001年4月17日至21日，云南省民委文献办在昆明召开了“纳西族卷”编写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上一阶段工作，审定了已编目完成的东巴文献条目，并决定扩大补充条目。会后，云南省民委文献办派遣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编写人员到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调查了解所收藏东巴文献情况，通过这次调查了解了从内容看，发现95%以上的不同种类的东巴文献已收入“纳西族卷”中，各地所藏文献绝大部分与已收文献大同小异，除少数部分需要做补充外，多数可不作为单独条目处理，但因抄写人员和抄写年代不同，同一内容的不同抄本还有其各自的价值，于是决定将各地所藏东巴文献作为存目处理。

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总目提要·编写纲要》的要求，“纳西族卷”分甲、乙、丙、丁四编，甲编为“书籍类”，文献条目，以《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所收897种文献的分类目录及提要为基础，增编了白地、俄亚的一些书目，同时增编了明、清两代纳西人用汉文写的部分文献目录。乙编为“铭刻类”，含砖刻、石刻、木刻。丙编为“文书类”。丁编为“讲唱类”，含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歌谣。

附录部分：①东巴文献存目，含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博物院（部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图书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丽江县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收藏东巴文献目录。②书题汉语拼音索引。③新纳西文与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对照表。

此外书中有一部分彩页插图。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总目提要·纳西族卷》于2003年4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编纂到出版历时3年。

4.入选“国家珍贵文献名录”工作

从2007年开始，国家启动了评选“国家珍贵文献名录”的工程，2008年，第一批国家珍贵文献录入，迄今已录四批，录入的东巴文献共有四批。

第一批：《创世记》抄本，国家图书馆藏；《东巴舞谱》抄本，云南省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藏；《东巴舞谱》抄本，国家图书馆藏；《白蝙蝠取经记》抄本，云南省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藏；《董术战争》抄本，云南省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藏。

第二批（2009年）：《祭拉姆道场·祭茨早吉姆道场尼瓦血湖边迎接拉姆经》，清·和世俊抄本，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藏；[72]《祭家神·烧天香》写本，国家图书馆藏；《占卜请神》写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超度仪式·解除罪过》写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超度仪式·年轻死者之挽歌》写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第三批（2010年）《延寿道场·镇压仇人经》，清和世俊抄本，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藏；《延寿道场·请天神降临经》，清和世俊抄本，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藏；《送鼠知敖母经》清抄本，国家图书馆藏；《东巴舞谱》清抄本，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献研究所藏；《火甜油咒》清抄本，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献研究所藏；《祭神送理多面偶经》清抄本，国家图书馆藏；《鸡蛋占卜》清抄本，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献研究所藏；《哥巴文与纳西象形文对照书》清末抄本，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献研究所藏；《经咒》清末抄本，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献研究所藏。

第四批（2013年）《延寿道场·看羊五脏吉凶》清抄本，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藏；《延寿道场·祭胜利神献饭》清抄本，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藏；《鲁般鲁饶》二册，抄本，国家图书馆藏；《蝙蝠使者求灵经》抄本，国家图书馆藏；《祭萨拉阿巴解口舌经》抄本，国家图书馆藏。

5.东巴文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73]

2003年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纳西族东巴文献（丽江收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成为我国迄今3项入选该名录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入选这一世界性重要遗产名录的少数民族文献。

四东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74]

（一）文献翻译整理成就

自1981年5月在丽江正式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后改所、院）后，国内外东巴文献的翻译、整理、编目工作，基本上由这个专门机构承担。20世纪80年代后东巴文献的翻译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2001年，费时20年，此间出三类成果，①油印内部出版数十种“四对照”（即原文、记音、对译、意译）文献翻译本，以作内部资料交流。②由云南省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东巴文化研究室翻译（四对照），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纳西东巴文献译注》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86年，第二卷出版于1987年，第三卷出版于1989年，共10种东巴文献。③由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编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四对照翻译）共100卷897种，2000—2001年出版，这标志着基本上完成了国内收藏的不同种类东巴文献的解读和刊布。在国际学术界奠定了中国对东巴文献翻译整理的权威地位。《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在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近年来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纳西东巴大词典》，完成云南省社科“九五”课题“纳西族东巴教29种仪式资料整理”并作为东巴文献的背景资料出版发行，编撰出版《西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12—14 卷（纳西族文献），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东巴经卷》，完成并出版云南省社科“十五”课题《东巴占卜典籍研究》。

纳西摩梭人的达巴教是和东巴教同源异流的原始宗教形态，达巴教没有书面语文献，主要是口诵经，迄今达巴口诵经翻译整理的主要成果是由摩梭学者拉木·嘎土萨主编的达巴口诵经典翻译《摩梭达巴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第二阶段是对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的翻译，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哈佛燕京学社联合所作的项目。此项目始于2008年，至今在进行中，已出版四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出版于2011年1月，第二卷至第四卷出版于2011年12月，共收77本东巴文献。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东巴文献，其内容大致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中相应卷目雷同。虽然如此，由于东巴经都是手抄本，它也有各地不同抄本的文献价值。

目前，国内正在研究的与东巴文献研究相关的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有如下几种：喻遂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徐小力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杨福泉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纳西东巴文献搜集、释读刊布的深度开发研究”。

（二）研究论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东巴文化和东巴文献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不断有创新之论。此时期，国内有较多论著问世，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略述如下。

傅懋：《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册），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1981年、1984年版。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1981），李霖灿编著、张琨标音、和才读字：《麽些象形文字、表音文字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和志武主编、杨福泉副主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两次出版，该书汇集了大量珍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高度评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巴教通论》（杨福泉主持）于2010年完成后最终评议获得了“优秀”，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系列”，其中包括和志武的《祭风仪式及木牌画谱》、白庚胜的《东巴神话象征论》、杨福泉的《原始生命神与生命观》及白庚胜、杨福泉的《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戈阿干的《东巴神系与东巴舞谱》《东巴骨卜研究》、李国文的《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杨正文的《最后的原始崇拜》等。云南民族出版社推出了《东巴文化研究所论文选集》。1985年和1991年，由郭大烈、杨世光主编的《东巴文化论集》与《东巴文化论》两本论文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白庚胜、和自兴主编的《玉震金声探东巴——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木仕华著《东巴教与纳西文化》也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1988）；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丛稿》（巴蜀出版社2003年版）；李静生《纳西东巴文字概论》（2009）；王世英《纳西东巴占卜典籍研究》（2008）；郑飞洲《纳西东巴文字字素研究》（2005）；周斌《东巴文异体字研究》（2005）；刘悦《纳西东巴文异体字关系论》（2011）；黄思贤《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2010）等。

有的学者对东巴文献与古藏文文献等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比较研究。比如杨福泉的《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首次探讨了东巴文献与敦煌文献之间的联系，此文在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最高刊物《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国内敦煌学研究述要中，把此文作为近年来在敦煌学领域中有创见的新论。[75]

五东巴文献的学术交流

（一）国内学术会议

1988年3月25—29日在丽江召开“纳西族东巴语言文字专题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昆明、丽江的40余名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会上我国语言学界老前辈、语言文字学家常竑恩先生和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先生分别作了题为《纳西东巴文在文字发展史研究中的地位》和《纳西语在藏缅语族中的地位》的学术发言。会议收到18篇学术论文。

1989年10月26—30日，在丽江召开“纳西族原始宗教及社会思想学术讨论会”，杨知勇、盖兴之、秦家华、王天佐等省内外学者、教授及丽江学者共70余人参加了讨论会。会议收到40多篇学术论文，会后将这次会议的论文编印成集，内部出版，以广宣传。

1990年9月10—28日，为配合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期间的文化宣传队活动，《云南丽江东巴文化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钱伟长、胡绳为其剪彩。展出期间，在民族宫会议室举办了一次北京社会科学界专家、教授座谈会。前来参加的社会科学院及一些高校的专家、教授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价值和抢救、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1990年11月5—8日在丽江召开“纳西族民族史专题学术讨论会”，来自昆明、北京、成都、意大利、美国的学者参加了会议，汪宁生、陈宗祥等教授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收到40多篇学术论文，会后将这次会议的论文编印成集，内部出版，以广宣传。

此外，在两次于丽江举办的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暨学术讨论会上，全国各地的学者们提交了一批研究东巴文化（包括文献）的论文。

（二）国际相关学术会议

1998年，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与丽江县博物馆和东巴文化研究所合作，在瑞士苏黎世举办了为期半年、题为“纳西之物、神话、象形文字”的学术展览，随即推出了由奥皮茨（Michael Oppitz）、伊丽莎白·许（Elisabeth Hsu）主编的《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内收13篇由美、英、德、法、瑞士、中国12位学者撰写的有关纳西、摩梭人的民族志文章。此书基于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视角独到，有不少学术新见，既是西方近年来出版的最新一本反映当前国际纳西学界对纳西族和摩梭人研究成果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专集，也是第一本在西方出版的首次荟萃了中外学者研究纳西、摩梭文化力作的学术著作，该书得到了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的高度赞誉，在欧美民族学界颇有影响，被誉为近年来最有分量的纳西学著作。[76]

2003年，南斯拉夫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代总领事德拉甘·亚内科维奇（Dragan Janekovie）先生与纳西学者习煜华合作，在南斯拉夫出版了《纳西象形文——塞尔维亚文辞书》一书。[77]

我们在前文中已讲到，2011年5月13日，美国纽约市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举办了为期半年的纳西东巴文化展和国际纳西学学术会议。

附杰克逊（A.Jackson）统计西方国家东巴经收藏情况一览表①

① 此表摘译自 [英]Anthony Jackson：Na-Khi Religion：An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Na-Khi Ritual Texts（Mouton Publishers，The hague Printed in the Nethrlands）一书第23页，Jackson在表末注明：有∗标记的指东巴经的实际数目比这里所统计的数量要大得多。据笔者10多年来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国游学时的粗略了解，还有很多私人收藏的东巴经没有计算在内。据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统计，国内外目前收藏的东巴经约为30000册。

六结语

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年过去了，我国各级政府对我国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已高度重视，这是我们建设民族文化的大好时机。就纳西族东巴文化而言，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今条件，一是要进一步搞好东巴文化传承工作，让东巴文化真正传承于民间，活于民间；二是要进一步搞好对这项文化遗产的多角度研究，推出更多有学术深度的成果，以进一步揭示它的重大学术价值。

[1]此章一些涉及宗教的内容，作为该项目阶段性成果，曾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木丽春：《抢救纳西族文化遗产东巴经书的遭遇》，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

[3]杨福泉主编：《当代云南纳西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15页。

[4]和志武、郭大烈：《东巴教的派系和现状》，载《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4页。

[5]和力民：《浅析东巴文化的传承》，载《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3期。

[6]和晓蓉、和继全：《丽江东巴宗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云南文化多样性学术会议论文集》，载《大家》文学杂志社2010年版，第117页。

[7]李成生、和文：《东巴文化传承的民间样本》，载《云南日报》2013年10月23日。

[8]此系笔者采访吴树湾村东巴文化传承学校校长和树荣、东巴和树昆二人所获悉，同时参考了《薪火相传根脉不绝——迪庆州东巴传习班传承东巴文化14周年汇报材料》（未刊稿）一文。

[9]杨杰宏：《东巴文化传承前路犹长》，载《中国文化报》2011年3月22日。

[10]关于不少地方的纳西族祭天仪式禁忌妇女进入祭天场的原因，可参考杨福泉《东巴教通论》第二章第一节“祭天仪式及其功能”，中华书局2012年版。

[11]杨福泉：《丽江社区乡土知识教育试点项目概述》，载张晓、张寒梅主编《文化多样性与社会性别行动研究文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35页。

[12]杨福泉：《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和传承的几次实践》，载《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