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隋文帝“仁寿舍利塔寺”说辨析

关于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渊源的第三种观点，即隋文帝“仁寿舍利塔寺”说。对于隋文帝仁寿舍利的研究，相关成果已十分丰富，主要涉及仁寿舍利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政治功能，舍利瘗埋过程中的感应现象，舍利石函图像及舍利塔形制，隋文帝广建舍利塔的意义，舍利石函的铭文，越南所出舍利石函及其意义，负责分送舍利的敕使大德与大兴城僧团之间的关系等问题。^[70]各州舍利石函铭文的考释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更是难以计数。

日本学者则对隋文帝广建舍利塔的背景、“敕使大德”与起塔地点之间的关系、青州胜福寺寺址，及越南出土舍利石函铭文等问题^[71]，同样进行了深入研究。上述成果中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对仁寿舍利塔的所在空间——寺院本身关注不够。

关于隋文帝仁寿年间分送舍利的敕使大德、奉安之州和建塔寺院等内容，游自勇先生已有细致考辨^[72]，兹不赘述。本节仅以资料相对丰富的仁寿元年（601）30州舍利塔寺为例，梳理这些寺院的共同特征，包括寺院的区位、性质和寺额等。

《广弘明集》卷17《隋国立佛舍利塔诏》：

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寺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73]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现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74]

所谓“前件诸州”，即诏令之前所列30州。^[75]可分为两大类：（1）隋文帝自注奉安舍利之寺的17州；（2）隋文帝未注明在何寺奉安舍利的其余13州，要求“就有山水寺所起塔”。第二类中还包括一种特殊情况，即山中若没有佛寺，则要求在本州内清静寺院之处建塔，即所谓“山旧无寺者，于当州内清净寺处，建立其塔”。

第一类寺院，共包括17州17寺。分别是岐州凤泉寺、雍州仙游寺、嵩州闲居寺^[76]、泰州岱岳寺^[77]、华州思觉寺、衡州衡岳寺、定州恒岳寺、廓州连云岳寺^[78]、牟州巨神山寺、吴州会稽山大禹寺、同州大兴国寺、蒲州栖岩寺、苏州虎丘山寺、泾州大兴国寺、并州无量寿寺、相州大慈寺和襄州大兴国寺。这些都是隋文帝亲自选定的首批造塔奉安舍利之寺。

隋文帝亲自选定的这17州17寺中，有一个显著特征，即绝大部分寺院均位于山区。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嵩州、泰州、华州、衡州、定州的五所舍利塔寺，分别位于五岳。其次，是廓州^[79]、牟州、吴州、苏州，或寺额中带有山、岳，或寺院位于某山，如吴州会稽山大禹寺。再次，是通过考证可以确定位于山区的寺院，如岐州凤泉寺^[80]、雍州仙游寺^[81]、蒲州栖岩寺^[82]、相州大慈寺^[83]、襄州大兴国寺等^[84]。此外，还有位于山前平地者，如泾州大兴国寺。^[85]寺址无考，或可确定位于州治城内或城外近郊者，仅并州无量寿寺^[86]和同州大兴国寺^[87]两例。

第二寺院类，是隋文帝将舍利塔选址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诸州。要求地方官员（主要是州刺史）在本州内选择“有山水寺所”起塔。这13州中，除了寺址无考的秦州静念寺、扬州西寺、郑州定觉寺、亳州开寂寺和汝州兴世寺外，其余8州舍利塔寺中，隋州智门寺^[88]、青州逄山县胜福寺^[89]、瓜州崇教寺^[90]、番州灵鹫山寺和蒋州栖霞寺^[91]可确定均位于山区（或山崖之下），交州龙编县禅众寺则位于红河三角洲的一处台地上^[92]，只有益州法聚寺和桂州缘化寺分别位于益州和桂州城内。然桂州缘化寺虽在州城之内^[93]，但桂州（今桂林）本身就是一座山水之城，认为缘化寺属于“山水寺所”亦无可厚非。

需要说明的是，亳州、郑州和交州均地处平原，应是限制此3州舍利塔寺无法选址山区的客观原因。“地非山乡”的亳州^[94]，因开寂寺寺址无考，舍利塔寺的具体位置亦无从探寻。郑州不仅地处平原，且距该州最近的中岳嵩山，闲居寺已是隋文帝亲自选定的奉安舍利的17寺之一，故郑州最终将舍利塔选在无山但有水的某河“西岸”之某寺。^[95]交州位于平均海拔不足3米的今红河三角洲，这应是交州最终将舍利奉安于龙编县禅众寺（某台地之上）的重要原因。

若对照隋文帝对于“未注寺者”的要求，即“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自不难发现，除寺址无考诸州外，其余诸州舍利塔寺大多位于山区；即使地处平原、境内无山诸州，亦尽可能将舍利塔选在临河等有水区域（如郑州）。这表明“未注寺”诸州基本执行了“就有山水寺所起塔”的诏令内容。

如上所论，隋文帝亲自选定建舍利塔的17州中，绝大多数舍利塔亦位于山区，仅并州无量寿寺和同州大兴国寺分别位于并州城内和“背城面水”的同州城外近郊。隋文帝在立舍利塔诏中虽未提及对建塔寺院的区位要求，但可以判断“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也是对这批17所寺院的要求，因为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山区无疑。

《广弘明集》卷17引王劭《舍利感应记》的相关记载，可为这个问题提供另一线索。其中记载：“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之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迎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96]这段文字所载隋文帝分送舍利的初衷与《隋国立舍利塔诏》所载不同^[97]。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关于30州舍利塔寺的选址标准——“高爽清静”。以此衡量上述首批30所舍利塔寺的区位特征，自然更加清晰，所谓大多位于山区，即是“高爽”；所谓 “清静寺处”，即“清静”；所谓“山水寺所”即“高爽清静”。

仔细梳理这30州舍利塔寺的区位，还可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即其中有相当部分并不位于治所县。目前所知，除五所寺址无考的舍利塔寺之外，明确位于州治（治所县）城内者，仅3例，分别是并州无量寿寺、益州法聚寺和桂州缘化寺。^[98]位于州治城外近郊者1例，即同州大兴国寺。其余绝大多数舍利塔寺均位于山区。最典型者，是雍州盩厔县仙游寺、岐州岐山县凤泉寺、青州逄山县胜福寺和交州龙编县禅众寺。此四州的舍利塔寺均不在治所县城及其近郊，而是选择了本州所领属县境内的山（或台地）上。仁寿元年（601）时，雍州、岐州、青州、交州分别治于长安县（大兴城内）、雍县、益都县和宋平县。^[99]另有隋州智门寺，很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100]选择在当州属县境内的佛寺建造舍利塔，很大程度上可能仍应是出于“清静”的考虑。^[101]因为州治一般都是各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中心，相较于辖区内的各属县（尤其是山区），无疑更加喧嚣。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交州因位于地势低平、水网密布的红河三角洲^[102]，选择在龙编县的一处台地上营建舍利塔，亦应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高爽”的要求。

其次是这些舍利塔寺的寺额问题。在隋文帝亲自选定的首批17寺中，至少有8所寺院的寺额中带有山字或岳字。这显示，其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山岳信仰和祭祀密切相关。^[103]其次，同、泾、襄三州舍利塔均建于当州大兴国寺，则表明大兴国寺是隋文帝选择舍利塔寺的重要考量。其余舍利塔寺的寺额均无明显特征可寻。

至于这些寺院（尤其是隋文帝自注17寺）何以被选中成为首批舍利塔寺，亦颇值探讨。五岳系中国传统山岳信仰的核心所在，具有强烈的政治正统性的象征意义^[104]，位于五岳的这5所寺院也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同、泾、襄3州的大兴国寺，则分别是隋文帝的出生地和龙潜所经之地。蒲州栖岩寺不仅是隋初国师昙延入京前的住寺^[105]，更是隋文帝之父杨忠所造^[106]，地位非同一般。牟州巨神山、吴州会稽山、苏州虎丘山亦均是各州名山。并州无量寿寺则是隋文帝之子汉王谅所造，是杨谅在并州弘法的主要基地。^[107]如上节所述，并州亦设有大兴国寺，但隋文帝最终将舍利奉安于无量寿寺，应是借以显示对杨谅的重视与安抚。

其余13州舍利的奉安之寺均系由总管、刺史等地方长官与分送舍利的敕使大德共同选定。这13州虽未留下相关记载，但第二批51州中的若干记载可作补充。如恒州上表云：“舍利诣州，建立灵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历检行，安置处所。唯治下龙藏寺，堪得起塔”，表明州治龙藏寺是敕使大德与地方官员共同选定的起塔地点。兖州表云：“敕书分送起塔，以瑕丘县普乐寺最为清净。即于其所，奉安舍利。”表明“清净”仍是仁寿二年（602）舍利塔寺选址的重要依据。安州上表称：“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师净业共州官人量度基。”显示选定寺院后，塔基的具体选址同样系由敕使大德和州刺史共同完成。杭州之舍利塔系于“山间掘基”，表明“高爽清静”可能仍是仁寿二年（602）舍利塔选址的重要考虑之一。^[108]

综上所论，可知隋文帝首批30州舍利塔寺除了在选址标准上大多符合“高爽清静”的要求外，其余的共同特征并不明显。绝大多数舍利塔均修建于山区寺院，则表明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山岳信仰密切相关。因此，隋文帝仁寿年间的分舍利建塔事件，其统一性主要体现在舍利分送仪式，舍利瘗埋时间，舍利石函及舍利塔形制，舍利石函铭文格式等方面。这可能也是既有研究大多关注仁寿舍利的相关制度和仪式，而忽略奉安舍利的诸州寺院的原因之一。

将隋文帝仁寿舍利塔寺作为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的渊源，其主要依据也是仁寿分舍利建塔在制度和仪式等方面的统一性。木宫泰彦曾提出，“中国各州建立寺塔之制颇早，隋文帝仁寿元年（601）令雍州以下三十州，建立寺塔，分置舍利”，并将此事作为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的渊源，故又云：“隋文帝只于雍州等州建舍利塔，唐代则屡命每州建立寺院。第一次在高宗乾封元年（666）。”^[109]隋文帝的仁寿舍利塔寺，不唯空间分布有限（仅110余州），约占仁寿年间全国州级政区的三分之一强。^[110]以上讨论还显示，仁寿舍利塔寺内部差异极大，这与唐代佛教官寺诸州普设、整齐划一的基本特征仍差异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