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写作思路

一 概念界定

本书以“武英殿修书处”为研究对象，意在对武英殿修书处二百余年的刊印、装潢和校勘等活动予以全面爬梳，考察武英殿修书处的成立始末、职官设置、日常管理、人员分工以及殿本刊印、流通等基本问题，探究武英殿修书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从版本学、书籍史等角度揭示武英殿刻书的版刻、用纸等基本特征，进一步深入揭示武英殿修书处的政治文化内涵。

本书研究对象之一“武英殿修书处”，是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设立，并于1912年随清王朝覆亡而消失的皇家刻书机构，其运转前后历经九朝，延续了233年。武英殿修书处最初隶属于武英殿造办处，其后逐渐独立出来，直接隶属于总管内务府，下设监造处、校刊翰林处和御书处（道光朝并入），是清代专门从事内府书籍的刊印、装潢和校勘工作的机构。

武英殿修书处的最主要成果——“殿本”亦是本书的重要研究对象。学界对殿本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殿本概念如何界定，直接关系到清代殿本数量的准确统计。狭义的殿本概念是指武英殿修书处所刊刻的典籍，广义的殿本概念接近于内府刻本的定义，即包括武英殿、国子监、中央六部等机构刊刻的内府典籍，甚至还包括臣工刻印的进呈本，晚清新技术传入后出版的铅印本、石印本。吴哲夫指出“许多书籍中记载著录殿本书，但往往不分刻本、写本。只要是清内廷的，统统划归殿本范围”^[74]。陶湘所编的《清代殿板书目》，就把大量的写本、石印本、铅印本算作殿本：“其非购得而内府尚存者，又内府写本书之未发现者，均各编一目以附。又内府不存南北书贾求售而得，以及各书馆照影石印者，低一格录入，以示别。”^[75]显而易见，陶湘这里采用的收录标准是广义的殿本概念。

我们考察殿本时，究竟适合采用狭义还是广义的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回到清代历史语境中，以清代时人的观点界定这一概念，才能得出符合史实的判断。“殿本”（也有称作“殿版”“殿板”）一词频繁见于近现代各种版本的目录学著作，但追溯其源流，清代何时出现这个词呢？据笔者考察，该词至少在乾隆朝《钦定国子监志》纂修官按语中就已经出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奉敕编撰的《钦定国子监志》卷51《经籍》条纂修官按语有：“刊于武英殿，谓之殿本；刊于国学者，谓之监本。”^[76]这里把武英殿与国子监刊刻的刻本同时并举，按纂修官的文意，同为内府刻本的国子监刻本（即“监本”）不能归入武英殿刻本（即“殿本”），二者不可混淆，彼此有着严格区别。此则记载是目前所见官方文献对殿本概念的较早描述，纂修官的按语代表了清廷官方的界定。吴振棫（1792—1870）所著《养吉斋丛录》卷2载：“康熙间特开书局于武英殿……武英殿专司刊校，未尝废置，刊行经史子集，谓之殿版。”^[77]吴振棫主要生活在嘉道时期^[78]，他也把“殿版”定义为武英殿刊校的经史子集诸书。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乾隆时期官修的《钦定国子监志》，还是嘉道时期私人撰述的《养吉斋丛录》，均采用狭义的殿本概念，意即指武英殿所刊刻的书籍。就清人用法而言，这一界定是比较准确恰当的。

梳理清宫书籍档案，也曾出现过“殿本”一词，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当时语境中，更好地理解时人眼中的殿本概念。乾隆十年（1745）八月初九日八旗志书馆总裁官大学士张廷玉称：“查得汉文志书缮写殿本，校对妥协，于乾隆七年十二月内全行送武英殿刊刻，奉旨颁发在案。今将清文志书陆续缮写殿本，详细校对，送武英殿刊刻。于本年七月十日全行刊竣，应俟武英殿装潢，进呈御览。”^[79]道光二年（1822）十二月十九日，大学士曹振镛等奏称：“方略馆有应校辽、金、元三史，前奏请限于道光二年校竣。……计缮写副本、正本、殿本共三分。”^[80]道光四年（1824）十一月初十日，吏部移会内阁典籍厅则称：“会典馆承办会典清书殿本告成，应将保奏校对官，请议给补班之内阁候补侍读玉彰准其补缺。”^[81]上述三则清宫档案都直接使用了“殿本”一词，细究其文意，档案语境中的“殿本”概念亦可指即将送交“武英殿刊刻”的内府典籍。

殿本在档案文献中有时也作“殿板”或“殿版”。如《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初一日载：“颁赐江浙各书院殿板经史。”^[82]乾隆时人吴长元所著《宸垣识略》卷5载：“乾隆三十八年，奉旨特开四库全书馆，翰林院为办理处，武英殿为缮写处。自殿板馆书外，诏征天下遗书，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五种。”^[83]可以说，无论是“殿本”还是“殿板”皆指武英殿刊刻的书籍。

需要厘清的是，内府本与殿本概念和范畴并不完全相同。李致忠先生认为，内府之称本有特定含义。《史记·淮阴侯列传》有：“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84]《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积于内府。”^[85]这里的“内府”指的是皇室仓储。《周礼·天官·内府》载：“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86]这里的“内府”指的是掌管府军之官职。到了唐代，折冲府又有内府、外府的区别。内府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这里的“内府”则指府兵制军府。可见唐代以前内府之称含义并不相同，但都不是指皇室内廷的机构建置^[87]。明清两代，始设内务府，专司皇室事务。凡宫廷典礼、仓储、财务、工程、畜牧、警卫、刑狱诸事，皆归内务府负责，不与外廷行政系统相混。清代内务府长官称为内务府总管大臣，以满族王公或满族大臣充任。因此明清两代的内府，实为内务府之简称，亦特有所指^[88]。李致忠先生认为：“实际上，人们说到内府刻书时，又不局限这种概念，而是把中央各殿、院、司、局、各部、署监、馆等机构所刻之书，统称为内府刻书。”^[89]

学界对于殿本的著录，往往与内府本混淆在一起。广义的殿本概念包罗万象，雷同于内府本，既不确切，又不利于凸显武英殿刻本的特色。康熙十九年清廷设立武英殿修书处负责宫廷刻书事宜，因此“武英殿刻本遂即成为内府刻本的代名词”^[90]。值得注意的是，武英殿修书处产生之前的清代内府刻书只能称为“内府本”或“内板”，而不能称为“殿本”，狭义的殿本概念并不能包含所有的内府本，只是由于康乾时期武英殿刻书大盛，“殿本”之名渐掩“内府本”之名。

严佐之在《古籍版本学概论》一书中将“清帝钦命内臣赴京外刊印的板本”“外间刻书进呈后特准归藏内府的板本”归类为内府本，而非武英殿刻本^[91]。通观今人编纂的版本辞典对殿本这一词条的著录，多采取狭义的定义。如诸伟奇等人编著的《简明古籍整理辞典》对“武英殿本”一词的著录为：“亦称‘殿本’‘殿版’。清代官刻书。因刻印机构设在武英殿，故名。”^[92]唐嘉弘主编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著录为：“殿本：武英殿本的简称。清代中央刻书机构设在武英殿，所刻各书世称殿本。”^[93]华夫主编的《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亦著录为：“殿本亦称‘殿版’。清代官刻本之一种。因刻书机构设在武英殿，故名。”^[94]这说明部分版本学研究者认可采取殿本的狭义定义，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共识。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涉及殿本之处，均采用殿本的狭义定义，即认为殿本特指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在武英殿刊刻、装潢完成的内府典籍，除此之外的其他内府刻本不能统计在内，这一定义符合清代官方所认可的概念范畴。

二 研究思路

本书分为七章，每章下设若干小节。第一章回溯历代中央机构刊刻书籍的传统，辨析了明代司礼监经厂刻书与武英殿修书处的渊源，同时从清初的政治文化环境的角度考察武英殿修书处得以设立的历史背景。第二章考察武英殿修书处成立的时间、地点，与武英殿造办处的关系等问题，对其发展历程进行分期，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武英殿修书处在各个时期（创始期、鼎盛期、式微期和衰亡期）制度发展和刊印殿本的成绩。第三章探讨武英殿修书处的组织机构、职官和人员设置，同时梳理以往学界较为忽略的武英殿刻字匠、刷印匠、装裱匠等各类匠役的来源、数量及奖惩。第四章结合武英殿修书处档案，深入探究武英殿修书处的日常运作机制，包括经费、物料开支，与内务府、翰林院、国子监、修书各馆等机构的协调合作关系，认为武英殿修书处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组织管理体制和后勤保障制度。第五章考述武英殿修书处的刊印与校勘活动，重点厘清了武英殿聚珍馆和武英殿聚珍版书的相关问题，对聚珍版25万余个木活字的去向进行查考。第六章总结了殿本的版刻、用纸等基本特征，利用文献档案纠正已有殿本著录的讹误之处。第七章全面爬梳了殿本的流通过程，考察殿本进呈、颁发、陈设、售卖的全过程，着重考辨了回缴和售卖两个重要环节。最后在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研究过程中所触发的新思考，探讨武英殿修书处的性质及局限性等问题。

总之，本书的研究一方面探讨武英殿修书处设馆时间、地点、组织机构、人员设置、协调合作、后勤保障等细节问题；另一方面亦关注殿本的版本、用纸等特征，具体考察殿本的流通售卖等问题。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清代“皇家出版社”，是近来故宫博物院倡导建立“故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相关问题，将会进一步凸显武英殿修书处在清代学术文化脉络中的地位和价值。

三 研究方法

1.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是通过史料的运用和分析，研究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95]。本书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严谨的历史叙述中，考察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发展、衰落的历史进程。同时力求探讨武英殿修书处刊印活动背后的政治文化现象，注重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史实考据与理论探讨相结合。

2.文献学的方法。文献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本书综合运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多种文献学研究方法，不仅开展大量的文献调查，编制较为详细完整的清代殿本总目，全面揭示武英殿刻书的整体面貌，而且结合发掘的档案资料进行缜密考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如对以往被误判为武英殿刻本的典籍予以纠正，对武英殿修书处的开设时间予以确切的考证。

除了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外，在具体研究中，还采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将实物查验与文献档案相结合。在全面调研国内主要图书馆所藏殿本的基础上，笔者借助2016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的机会，遍访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东亚图书馆所藏的殿本实物，同时爬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史语所等地所藏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军机处档案、内阁大库档案等资料，通过实物目验和文献爬梳，解决殿本研究中的细节和疑难问题。

同时，个案研究与整体分析相结合。武英殿修书处作为清代最重要的刻书机构，刻书、装潢和校勘活动持续两百余年，横跨康熙至宣统九朝，涉及的研究要素可以说错综复杂，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在宏观论述、整体分析的基础上，以个案研究切入考察，呈现复杂的多重面向。例如通过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的个案探究殿本的流通机制，管窥封建帝王对殿本发行的干预和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武英殿修书处”这一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既是史学研究对象，也是书籍史、文化史关注的重要对象，这就要求在具体论述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以多元的研究路径爬梳史料，钩沉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