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学界关于武英殿修书处及殿本的研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12年武英殿修书处裁撤以后至1949年。清朝覆亡以后，殿本的价值逐渐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民国时期，不少学人和图书馆都编纂有殿本书目，如1929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提及殿本书库共收藏殿本“四百四十一种，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一册”^[14]，较早对殿本数量作了总体的统计。国立奉天图书馆根据该馆所藏编制了多种殿本书目，如1932年编写的《国立奉天图书馆殿版书目》^[15]《翔凤阁殿版聚珍图书目录》，1939年编有《殿版图书分类目录（附满蒙文书目）》以及《馆藏新购殿本书目》等。根据这些书目的介绍，至1932年9月奉天图书馆收藏有殿本5600册，另有盛京故宫移藏的殿本281种934包（未装订）。而据1937年的清点结果，奉天图书馆收藏殿本数量为39805册^[16]。

民国时期个人收藏、整理殿本，成绩最为卓著的当属陶湘。陶湘与殿本渊源颇深。1926年，陶湘应时任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主持故宫所藏殿本图书的编订工作，1929年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陶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订了《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三种书目，前后历时七年，收书达1290部，分十类排列。除此之外，陶湘的藏书处“涉园”历时30年经营，藏书达30余万卷，其中包括了清代殿版书百余种，数量为一时之冠。陶湘尤喜收藏殿本开化纸本^[17]，有“陶开化”之称。此外，他曾整理和辑著《清代殿板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等殿本书目。陶湘撰写的《清代殿板书始末记》详细梳理了有清一代武英殿修书处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对各个时期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成就予以客观评价^[18]，对武英殿修书处的刻书源流、发展阶段等基本问题作了非常有价值的基础性研究，居功甚伟。

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此一时期学术界对武英殿修书处及殿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过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武英殿刻书为研究对象的学人增多，研究成果逐渐深入。学者们聚焦于武英殿修书处的机构设置、殿本版本鉴定、版刻风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少学人致力于殿本书目的增补工作，如李致忠曾编制《清代内府刻书一览表》^[19]，统计所得殿本单刻数量为633种。1995年，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图书馆联合编纂了《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20]。该书目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殿本为主，还调查了国家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藏书，并参考了国内外有关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收录的内府刻本达1031种（按照编者的分类统计，木板刻印、套印、铜木活字印行的书籍计713种；光绪朝以后石印、铅印书计384种；内府刻印满文、蒙文书计114种），将“迄今遗存、完好如初的有清一代三百年间内府刻书，广为网罗殆遍，勾稽爬梳，排比整齐，条举件系，抉择尤慎，并一一为之解题，各附著者小传，原委一目了然”^[21]。该书的编纂说明对收录的范围进行了界定：“上起顺治初年，下迄宣统三年，凡清代内务府、武英殿各部院衙门、国子监、钦天监、扬州诗局、苏州诗局及其他官署刻印的，由皇帝钦定、御纂、批准颁行的书，无论刻印、套印、铜木活字印及铅印、石印，均予收录。”可见，这一书目反映了清代内府刻书的全貌。除了殿本外，该书目还收录了其他内府书籍，殿本占据其中的很大部分。著录的内容包括“书名、卷数（所见卷数及残缺情况）、著者、出版者、出版时间和版本类别、丛书与合刻书著录子目。同种书的不同版本均作独立条目出现，丛书与合刻书的零种则不作独立条目”^[22]。该书目著录详尽，可供读者按图索骥查找，附录有杨玉良撰写的《清代内府刻书概况》，对有清一代内府刻本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梳理。可以说，该书目是研究殿本及其他内府书籍的重要工具书。

海外学者对殿本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义觉迷录》《古今图书集成》等特色殿本上，缺乏整体性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后大量殿本流散至海外，至今为美国、日本、英国等西方图书馆收藏。例如，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收藏殿本较为宏富，普大艾思仁教授编有《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清内府刻本目录初稿》，著录了上百种清代内府图书，其中大部分是殿本。此外，牛津大学何大伟撰写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殿版书》、大英图书馆吴芳思撰写的《大英图书馆藏殿本书简介》^[23]介绍了各自馆藏殿本，值得重视。

殿本是武英殿修书处刊刻典籍的直接成果，梳理武英殿修书处的研究成果，须将殿本的相关研究纳入讨论范围。下文按照学界研究的不同主题以及与本书研究内容的相关度，将相应研究状况分为七个方面，分论如下。

第一，关于武英殿修书处的整体性研究。所谓整体性研究，即指专门以武英殿修书处及殿本为研究对象的专题式论著。以丰富的典藏资源为基础，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是殿本研究的重镇，代表性的学者有杨玉良、朱赛虹、翁连溪等先生。杨玉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武英殿修书处刊印殿本的基本概况，如《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24]对武英殿及其相关的刻书机构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朱赛虹不仅发表了《武英殿修书处藏书考略——兼探四库“存目”等书的存放地点》^[25]《“殿本”的发源地——武英殿修书处》^[26]、《清前期官府图书的流通及管理》^[27]《清晚期武英殿修书处“修书”与“非修书”职能的消长——基于清宫档案的考察》^[28]等探讨修书处相关问题的精深之作，而且在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的整理发掘方面成绩卓著，主编出版了《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对其价值进行了深入揭示。2004年，翁连溪出版了《清代内府刻书图录》^[29]，该书分为图录、总目、总论三部分，收录了清代内府所刻书籍书影300余幅，同时著录清代内府刻书861种。2007年，汇编出版了《清代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30]，该书分上下编，上编以编年的方式大量辑录了实录、圣训、会典、修书档、活计档、奏销档所载内府刻书资料；下编著录了《武英殿修书处刷印图书工价银两清册》《清同治光绪年间武英殿卖书底簿》《武英殿修书处报销档案》等珍贵史料。2013年，又出版了《清代内府刻书研究》^[31]。该书分为七章，将清代内府刻书发展的四个阶段（肇始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败期），探讨了清代内府刻书的字体、行款、物料、装帧、价值以及影响，同时附录有《清代内府刻书编年目录》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存古籍概况》。翁连溪长期供职故宫图书馆，曾参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书无疑是近些年来关于内府刻书研究、考镜源流的力作。该书附录的《清代内府刻书编年目录》，共著录内府图书960余种（丛书、时宪书只计1种，不累计子目），是目前所见著录内府刻书较为完备的书目。收录的范围是“仅限于清内府雕版印本、活字本等，石印、铅印图籍以及写本、抄本概不录入”^[32]。这一标准与先前编纂的《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收录石印、铅印本的选录标准并不一致。

由于历史原因，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原藏清宫的殿本图书，依托于这一宝贵资源，台湾学者在殿本研究方面亦颇有建树。台北故宫吴哲夫在《故宫文物月刊》相继发表了《清代殿本图书》^[33]《清代武英殿本图书》《武英殿本图书》^[34]等多篇文章。《清代武英殿本图书》一文从中国历代内廷刻书递相沿习、清室仰慕华夏文化刊印图书、武英殿修书处的组织及职掌、武英殿本图书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他的不少观点颇具启发性，譬如评价殿本图书“清朝以天府财力为后盾，所以殿本书数量既多，种类复繁，并且刊刻精工，纸佳墨妙，校勘精慎”；武英殿修书处所刻殿本字体，“有宋体字和软体字的区别……通常殿本书中，书前御制序或诗文以及原书的序跋常采软体字，而正文则为宋体字”；对于御制类殿本，吴哲夫认为“由于武英殿修书处职司内府图书之刊印，因此对钦定或御制书籍特别重视”“清朝武英殿修书处刊印的图书，不可否认的是清代帝王用来夸耀文治武功、帝业帝德以及推广政教的工具。因而这批图书最明显又占绝大多数的是钦定或御制的书籍，从书名上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来”，他对殿本局限性的认识可谓鞭辟入里。除此之外，一些台湾学者在殿本研究中亦卓有成绩，如卢秀菊《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一文探讨了武英殿修书处简史、组织和职掌；殿本的定义、图书形制、印刷字体、纸张、工匠、材料、费用、印刷部数、书籍之存贮及分销等^[35]，用力兹深。

目前有多篇硕博学位论文涉及武英殿刻书这一研究领域。朱赛虹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内府刻书研究》^[36]是目前所见较早探讨武英殿修书处相关问题的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曹红军的博士学位论文《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印书研究》是关于清代前期中央刻书机构的重要研究成果，论文涉及清代中央机构铜活字印书、木活字印书，关注刻书视角下的清代盛世文化政策与武英殿修书成就的内在关系^[37]。宋淑洁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武英殿刻书研究——兼论殿本书籍的影响》，“详细地论述了武英殿刻书机构的概貌，殿版书籍的传播方式和影响”^[38]。该论文分四章，分别从武英殿刻书机构、武英殿刻书概况、殿版书籍的流通和殿版书对乾嘉学风、私坊刻书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关注殿版书籍的传播方式和影响是论文的一大特色。需要指出的是，该篇论文侧重从殿本展开研究，没有从修书处机构变迁的视角切入讨论相关问题，存在一定缺憾。

除了专题式论著外，尚有不少涉及武英殿刻书的相关研究著作。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39]和《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40]二书讨论了武英殿刻书的特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梳理中国出版史源流和脉络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出版通史》，该书共计九卷，其中的《清代卷》上册，由朱赛虹、曹凤祥、刘兰肖分别撰写各章节，是研究清代三百多年间刻书史的重要著作。第二章、第三章《清前期中央官署的图书编纂》《清前期中央官署出版机构及其出版概况》重点论述了以武英殿修书处为代表的中央刻书机构的运作情况。该书还设有《清前期书籍装帧艺术》一章，从版式、字体、用纸、装订、装潢等方面论述了殿本及其他清代刻书的装帧式样和技术工艺^[41]，对本书探讨殿本问题颇具启发性。宫晓卫、李国庆编《中国活字本图录·清代民国卷》^[42]，主要依据天津图书馆所藏活字本，著录了大量清代、民国时期的铜活字、泥活字、木活字等代表性活字本，该图录每图附有版本说明和活字印刷资料，资料丰富翔实，足资参考。

第二，武英殿修书处机构设置的历史变迁。武英殿修书处的组织架构，载于《大清会典》，但《会典》所述较为简略，为后世留下了较大的探讨空间。关于武英殿修书处的机构设置情况，目前研究较为透彻的学者当为故宫图书馆的杨玉良先生，她发表的《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一文，较早揭示出武英殿修书处由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两大职能部门组成，彼此分工合作；除此之外，监造处下属的档案房、钱粮房、通行书籍售卖处等行政办事机构，亦具体负责有关事务，形成以刷印、校勘、装潢为核心职能，其他部门密切配合的严密组织体系^[43]。台湾学者吴哲夫的《清代武英殿本图书》一文，特设专节《武英殿修书处的组织和职掌》，对武英殿修书处机构设置和人员管理进行探讨。实际上，关于武英殿修书处的职掌，《雍正八旗通志》卷45载：“御书处、武英殿修书处、养心殿造办处均掌内廷书籍、典册、修造之事。”^[44]乾隆三十九年（1774）奉敕编撰的《钦定日下旧闻考》卷71载：“（增）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为修书处，掌刊印及装潢书籍之事，钦命皇子及大臣总理之，提调、校对以翰詹官充。”^[45]该条根据《内务府册》档案所增，所言当可靠。《钦定日下旧闻考》是在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基础上补修成书的。文前加“增”字，表明非朱氏原书所有，乃后来所增，是反映康熙时武英殿修书处职掌的难得史料。关于这一议题，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厘清的必要。

第三，武英殿修书处活字印刷研究。武英殿修书处曾在康熙、乾隆朝先后设置了铜字馆和聚珍馆，分别用铜活字和木活字摆印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关于武英殿修书处的活字印刷，学界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学术成果。铜活字印刷方面，研究论著为数众多，如张秀民的《清代的铜活字》^[46]、范景中的《铜活字套印本〈御制数理精蕴〉》^[47]、翁连溪的《谈清代内府的铜活字印书》^[48]、曹红军的《〈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49]、裴芹的《陈梦雷“校正铜版”释考》^[50]及拙文《清代内府铜活字考论》^[51]等文章，基本厘清了相关问题。木活字印刷方面，则有向功晏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印经过》^[52]，郝生财、周文华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印刷技术研究》^[53]，唐莉、周文华的《武英殿聚珍版原刻本现存数量的初步研究》^[54]等文章，对木活字刻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缘起、过程、印刷技术、数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数篇硕博学位论文以此为题进行专门研究，如苏州大学朱琴的《金简及其〈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兼论古代活字印刷发展滞缓的原因》^[55]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刘兵兵的《清代宫廷木活字印刷则例》^[56]两篇博士学位论文，显示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有许多问题尚未廓清，特别是关于聚珍馆作为特设机构具体如何运作、聚珍版书的数量、25万余个木活字如何消失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四，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殿本数量。研究武英殿修书处，首先要回答的是武英殿修书处在230年余间刊刻了多少殿本。实际上，已有论著的统计数字差别很大，主要原因在于文献记载的缺失，以及现存殿本与实际刊刻数量之间多有出入，比如见于清代史书记载的乾隆七年（1742）《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乾隆二十六年（1761）《钦定吏部则例》和乾隆四十一年（1776）《钦定户部则例》等，今均未见下落。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人作了努力。印行于1933年的《故宫所藏殿板书目》^[57]统计收录殿本书籍共有480余种。1983年出版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目录》^[58]系台北故宫将所藏普通古籍与善本古籍两部分合编而成，共著录殿本560余种。肖力在《清代武英殿刻书初探》一文中，按朝代统计了殿本的卷数和种数，共有520种，52935卷。台湾学者吴哲夫发表的《武英殿本图书》一文则根据台湾所藏殿本统计为592种^[59]。《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60]共计著录内府刻本1311种，著录为殿本的不足一半。正如吴哲夫指出的，尽管“许多书籍中记载著殿本书，但往往不分刻本、写本。只要是清内廷的，统统划归殿本范围，因此要据以统计殿本书的总数，很是困难”^[61]。可见，由于著录的混乱，殿本概念界定不清，以致无法统计殿本的精确数量。这也为我们通过查考武英殿修书处的相关文献档案记载，剔除或者增补殿本，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殿本总数留下了探讨空间。

第五，雕版采办、制作及贮藏等问题。武英殿修书处用以刻印书籍的雕版如何采办、制作和贮藏是一个重要论题，学界开展了相关的研究。杨玉良撰写的《关于清内府书籍经卷板片的采买、存贮等问题初探》^[62]一文通过爬梳档案，揭示修书处每年派员前往直隶、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采买梨、枣木。刻印后留存的板片，除少量糟朽及常见者剔出留作他用之外，大多数贮存于武英殿、国子监、翰林院等处。翁连溪在其《清代内府刻书研究》第六章《清内府书版的刊刻》依托其管理故宫现存殿版的便利条件，对雕版的管理、保护、散佚、价值等情况进行了研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详细列出了《故宫所藏清内府部分书版统计表》《其他单位藏清内府部分书版统计表》^[63]，使我们对国内遗存的殿版有清晰的认识。据他介绍，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版尚有23万余块，包括大量经史子集、舆图、文书等殿本雕版，是武英殿修书处刊刻殿本实物的宝贵遗产。

第六，武英殿修书处与其他机构的协调合作、殿本售卖流通等相关议题。关于武英殿修书处与修书各馆的关系，杨玉良的《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有较为准确的判断：“二者的隶属关系不同，分工各异。……前者是刊刷、装潢书籍的出版发行机构；后者是书籍的编纂、修订单位，彼此关系甚密。”^[64]此外，武英殿修书处废止后的百年之中，殿本如何被收藏、保护与整理，已经引起学者一定程度的关注。学者普遍认为，故宫博物院与陶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陶湘从1926年起为故宫图书馆整理殿本书籍，最终编辑出版了《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袖珍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等书目。诚如《书目丛刊》校点者所说，“陶湘根据个人收藏，在清代殿本书目加上不少按语，或补充故宫藏书的缺欠，或阐明编印经过，包含着他的许多心思，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可贵的史料”^[65]。傅增湘称赞陶湘所编《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记述详赅，参稽明审，使一朝九帝之制作，扃闭于文楼秘阁之中者，一旦挈领提纲，呈露于人人之耳目，为功至伟”^[66]。

第七，武英殿修书处与清廷文化政策的关系。学界注意到武英殿修书处与清廷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帝王威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刻书活动。如曹红军认为，清代帝王通过刊刻儒家经典，从而确立“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这种文化政策在康熙朝得以基本确立，并在雍正、乾隆朝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巩固。”^[67]李士娟则通过考察雍正朝武英殿刻书活动，发现：“清代钦定书籍的数量居历代之首，而以康、雍、乾三朝为最。……就其整个雍正朝编纂刊刻书籍内容，透视出的治国理念一直以来影响着有清一代。”^[68]这一现象，黄爱平教授在《清代康雍乾三帝的统治思想与文化选择》一文中有清晰的揭示：“伴随专制皇权发展到最高峰，统治者对伦理纲常的宣扬和对臣民思想行为的控制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69]陕西师范大学罗志的硕士论文《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研究发现：“清代前期编刊颁发理学色彩浓厚的‘钦定’经史典籍成为内府刻书的重要内容，理学书籍编辑刊印的规模和质量远超前代。”^[70]可以说，武英殿修书处的刻书活动充分彰显了清廷的皇权与教化理念。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武英殿修书处的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若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围绕武英殿修书处的成立时间、机构运作、人员管理、刊印活动以及殿本售卖流通等问题仍有许多薄弱环节，亟待细化和深入。

（一）就研究范围而言，目前学界已经发表的相关论著多集中在武英殿修书处某一朝或某一时段，对殿本的研究亦主要集中于《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等重要典籍个案，缺乏整体性的关照，研究呈现出不均衡性。例如武英殿修书处正值鼎盛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研究论著较多，嘉庆朝以后各朝的武英殿修书处发展情况，则被视为衰落期，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少人问津。实际上嘉道时期仍属于武英殿修书处制度完善、发展、改进的阶段，发展态势和刻书成就同样值得深入探讨，不可偏废。就目前所见，学界尚未出现一部专门研究武英殿修书处自成立至裁撤230余年间历史的通代专著，这与清代武英殿修书处在中国古代印刷出版史的重要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二）就史料运用而言，以往学界研究武英殿修书处最常征引的材料多为《清会典》《清实录》及政书、笔记等材料，这些记载多简略，缺乏系统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武英殿修书处专题档案、台湾所藏的内阁大库档案等，都是第一手的珍贵原始档案，资料翔实可靠，弥足珍贵，而以往研究者较少利用，使得对武英殿修书处制度、运行情况等细节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

（三）就研究视角来说，目前的相关研究集中于武英殿修书处刊刻的殿本种类、数量、取得成就等问题，而对于武英殿修书处的历史渊源、制度变迁、人员配置、日常管理、后勤保障、刊印活动、校勘活动以及殿本的进呈、陈设、赏赐、售卖等流通方式，现有研究缺少足够的关注，研究视角较为单一。

（四）就研究方法来说，学界侧重以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文献学方法考察武英殿修书处的发展与演变过程，较少借鉴运用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实际上目前中外学界在中国书籍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71]，较有代表性的有周绍明、卜正民、罗友枝、彭慕兰、周启荣、贾晋珠等人的研究。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72]一书，考察了宋至清中叶雕版印刷品的制作、流通、阅读等问题，涂丰恩则从书籍售卖价格、识字率与销售市场的角度考察了明清出版文化^[73]，都极具启发性。尽管书籍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较为成熟，但据笔者所见，关于武英殿修书处的已有研究成果较少借鉴。本书尝试运用书籍史的视角加以分析，一方面重视武英殿修书处制作殿本的工序、成本、用料等物质性研究；另一方面亦注重探讨殿本的售卖流通过程，特别是对殿本的售卖价格进行核算，统计出某一时期内平均每册殿本的书价，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纸张、不同文字殿本之间的书价差异。

总之，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第一手文献档案，逐一厘清武英殿修书处的细节问题，从而勾勒出武英殿修书处的整体面貌和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