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广西历史发展概况
根据考古发现，今广西地区早在10多万年以前，已经有古人类活动，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和遗物。在百色盆地右江河畔发现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到了距今5万～2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各大江河流域都已有古人类活动，目前在广西桂江、柳江、红水河、郁江、左江、右江一带，已发现18处古人类化石地点及文化遗存。当时的原始人类以河卵石打制成简陋的工具，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生，利用天然山洞栖息。
随着古人类的不断生息繁衍、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到了距今10000～4000年，广西地区的原始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目前在广西境内已调查发现5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距今10000～8000年的遗址里，发现有许多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同时发现的遗物还有大量的陶器（片）、炭屑和动物骨骼，在桂林甑皮岩遗址里还发现许多幼猪骨骼，说明已有牲畜的饲养。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先民们在长期的采集活动过程中，发明了人工栽培稻的种植，开始了早期的稻作农业生产，先民们逐步走出赖以栖息的山洞，来到河旁台地，构筑离地而居的干栏式房屋，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面积达数千平方米规模的聚落。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大量磨制精美的大石铲等新型耕作工具的使用，标志着稻作农业的发展，广西地区进入了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时代。
到了距今3000～2000年前，居住在今广西地区的原住民族，史籍称为西瓯、骆越人。此时中原地区进入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广西地区也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商周时期，地处岭南的广西地区已与中原内地有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当时广西一带已有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珍珠、翠羽、菌鹤、短狗[1]等珍物，进入中原贡献周朝国王；周王则以青铜礼器回赠，在广西各地曾发现有许多商周时期的卣、匜、编钟、鼎、壶等青铜礼器。中原地区青铜铸造技术也传入广西地区。在恭城、武鸣、平乐、宾阳、田东等地，发现有春秋战国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礼器、兵器、生活用器、生产工具等青铜器，同时还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和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如羊角钮钟、靴形钺、扁茎短剑、铜鼓等，特别是田东县锅盖岭墓葬里出土的战国时代的铜鼓，表明当时广西瓯骆民族已开始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在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和安等秧分别发现有300多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群，墓葬中出现的墓坑大小和随葬品数量的多少及质地的优劣，表明当地已出现了贫富分化、身份高低或贵贱之别；在左江沿岸长达200多千米的悬崖峭壁上，保存有170多处战国至汉代的崖壁画，其中以宁明花山画面最大，画像也最多，在长210米、高约50米的灰白色崖壁上，至今还保留着1700多个用赭色绘成的人物、动物、铜鼓等图像。规模如此宏大的画面，反映当时广西瓯骆部落人口的增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其社会已从前期的古国发展进入方国和文明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建立秦朝帝国之后，于公元前218年，调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开始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其中从越城岭（即《淮南子·人间训》所称的“一军塞镡城之岭”）进入岭南的一支秦军，在越过越城岭进入今广西北部地区，遭到了当地西瓯部族的顽强抵抗。开始时，秦军凭借优势兵力，向西瓯部族发起凌厉进攻，西瓯被打乱，其酋帅译吁宋被秦军斩杀。失去统帅的西瓯部族化整为零，退入山林，推举新的首领，发挥熟悉地形、擅长穿林攀山、溪河荡舟的优势，采用“游击”战术，给秦军以沉重打击，使之“伏尸流血数十万”，其统帅屠睢在西瓯部族的袭击中毙命，秦军被迫停止向西瓯部族的进攻，并收缩战线，就地集结，扎寨筑城防守，陷入了“三年不解甲弛弩”、后勤难以为继、进退维艰的困境。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2]，即派遣史禄主持修凿灵渠，沟通了珠江与湘江水系的水路交通，秦军兵援和粮草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岭南，再派统帅前往指挥，得到兵援和后勤补给的秦军一鼓作气，击败了西瓯部族，完成了对岭南的统一。秦统一岭南后，推行封建制的郡县制，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郡下设县，广西地区开始处于中原封建王朝的统一治辖之下，标志着封建制在广西的推行。但是，封建制的郡县初设，广大的西瓯、骆越居住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然处在氏族或部落的方国发展阶段。
秦末汉初，中原战乱，为防战乱波及岭南，确保其社会的安定，秦朝旧将、南海龙川县令赵佗组织力量，派兵扼守并中断通往中原内地的关隘，同时率军攻占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统一岭南，建立南越国政权。在其存在的93年里，今广西地区属于南越国统治范围。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实行一系列旨在“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包括吸收越人首领参加王国政权管理、尊重越人习俗、鼓励汉越民族通婚、越人“自治”、制止越人之间的争斗等，保持了岭南社会的稳定，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刘邦击败项羽，于公元前206年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汉王朝建立之初，因其政权尚需巩固，国力微弱，加上北方匈奴的威胁尚存，汉高祖刘邦对于南边的南越国采取了容忍、示好的策略，与之开边市，通贸易，遣使节，以抚慰南越王，防止其生事南疆。经过数年的经营和发展，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国力已日益强盛，收复盘踞在岭南的南越国政权已在西汉王朝的运筹帷幄之中。而此时的南越国，以越人酋首吕嘉为丞相的南越政权势力，自恃其地偏远、地势险要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继续坚持与西汉王朝相抗衡，并且派兵攻击与汉界相交的边郡，诛杀汉朝使节，坚持自治，不愿内属。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调遣20万大军，乘坐大船，从今广西红水河，长驱直入，锋芒直指南越国政治中心——广州。汉朝大军一举平定南越国政权，岭南复归统一，前后存在了93年的南越国政权灭亡。统一岭南后，汉武帝采取众重寡立的策略，将秦所置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分成九郡，即南海、苍梧、合浦、郁林、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今广西大部分属苍梧、合浦、郁林三郡管辖，郡下共设21个县。其中苍梧郡治广信县（今梧州市），合浦郡治合浦（今合浦县），郁林郡治布山县（今贵港市）。此外，汉时今广西还有小部分地域分属零陵郡和武陵郡。东汉末年，今广西大部属交州统辖。随着郡县的增多，中央王朝一方面对广西地区的统治比前期有所加强，迁居广西的中原人有所增多，大量青铜器、铁器等金属器具也随之传入广西东南部地区，促进了广西地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及其封建化；另一方面，由于汉王朝在包括广西在内的西瓯、骆越岭南地区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远离郡县的广大西瓯、骆越地区仍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缓慢地发展着。
东汉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国鼎立、东晋十六国的分裂、南北朝对峙的动乱时代。三国时期，今广西大部属吴国，西北部一小部分属蜀国。孙吴政权在今广西设置桂林、始安、临贺、苍梧、郁林、合浦六郡，今桂北部分地域属零陵、武陵郡；桂西部分地域属蜀国的兴古郡。设置的县增至39个。
两晋时期，中央王朝在今广西设置苍梧、郁林、桂林、合浦、始安、临贺、晋兴、宁浦、永平、西平等10个郡，设置的县增至57个，分属广州、交州和湘州统辖。广西地区虽然设置了州、郡、县等地方政权，但晋王朝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原地区，对于僻处岭南的广西地区鞭长莫及，未能深入当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社会发展缓慢。
南北朝时期，今广西地区先后属宋、齐、梁、陈管辖，今广西西部、西北小部分地域属北朝周管辖。先后设置9州、48郡、127个县，其中有37郡78县为这一时期新设的郡、县。这一时期，中原社会动荡，岭南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包括文人、士族在内的大批中原汉族为躲避战乱纷纷举家南迁，进入岭南各地。这是继秦、汉时期中原汉族迁入岭南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南迁高潮。但迁居广西的中原人仍然集中分布在东南部地区郡治附近，使桂东南地区成为中原人集中居住之地。大批中原人的南迁和先进工具及生产技术的传入，促进了广西地区的开发和封建制的发展。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群雄争霸的混战局面。隋王朝将全国分为九个州，在今广西设置的始安、永平、宁越、郁林、苍梧、合浦等郡属扬州管辖，而零陵、熙平二郡则属荆州管辖，先后设置85个县，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相继设置县级地方政权机构，标志着中央封建政权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唐代是广西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唐王朝的建立和政权日益巩固，进一步加强了对广西的统治和开发。唐太宗时将全国分为10道，今广东和广西东部地区属岭南道（治所在今广州）；今广西西部、西北部部分地区属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将江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和黔中道，今广西西部、西北部部分地区仍属黔中道，广西东北部分地区属江南西道。咸通三年（862），唐懿宗将岭南道分为岭南西道和岭南东道，广西大部地区属岭南西道，广东属岭南东道。岭南西道治所设在邕州（今南宁市）。岭南西道除今广西外，还包括今海南和雷州半岛一带。岭南西道设立桂、容、邕三管经略使，史称“三管”，基本形成了后来广西行政区的雏形。此外，今富川、钟山、贺州、藤县、岑溪一带属岭南东道。至贞观末年，今广西境内设有34个州，224个县（唐末减至154县），唐朝进一步加强对僻处岭南的广西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的统治。与此同时，由于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民情复杂，加上山重水复，交通闭塞，唐王朝吸收和借鉴前期历朝对广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的统治政策，对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发展较快、封建制基础较好的广西东南部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封建州县制，而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广西中部、西南部和西北部等广大俚、僚或僮人居住的偏僻山区，则推行羁縻州县制。羁縻制的核心是“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3]。即各羁縻州、县的行政长官由王朝中央委任当地原住民族的部族首领充任，允许世袭其官，世领其土，世统其民。但明确规定地方酋首不能擅自立为王侯，更不能自封为都督、刺史、县令，须由中央朝廷册封，其使命是谨守疆土，俸职供，听命于朝廷。唐王朝在今广西共设置羁縻州57个，县48个[4]。羁縻制的推行，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开垦和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稻作农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耕种技术进一步提高，水利灌溉和交通设施不断兴修或完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新的发展，促进了广西边疆地区的封建化；另一方面，随着汉文化在广西的传播，唐王朝在广西各州府开设各类学校，包括府学、州学、县学，传播汉文化，培养封建人才。如唐朝初年设置的柳州府学，贞观四年（630）设置的容州府学，大历年间设立的桂州府学等，并推行科举制，使广西人有机会进入仕途，促进了汉文化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唐代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此伏彼起，各地豪强乘机扩充势力，抢占地盘，相互攻伐，中原又陷入动乱，我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政权频繁更迭时期，今广西地区的归属也随之而变。桂林、柳州、梧州以北地区先属楚国，后属南汉，其行政建置基本沿袭唐制，共设置37个州，135个县；同时保留32个羁縻州，31个羁縻县。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开宝四年（971）平定南汉政权，岭南复归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争的局面。宋承唐制，先后将全国划分为15路，广西大部地区属广南路，桂东北地区的全州、灌阳、资源一带属荆湖路。宋元丰元年（1078），分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今广西大部地区属广南西路，治所设在桂州（今桂林市），桂林开始成为广西地区的政治中心。广南西路下辖25州，即桂、容、邕、融、象、昭、梧、藤、龚、浔、柳、贵、宜、宾、横、化、高、雷、钦、白、郁林、廉、琼、平、观等，其辖地除了今广西外，还包括今雷州半岛和海南一带；州下共设65县；另设昌化、万安、朱崖三军[5]。此外，今桂东北地区的全州、灌阳、资源一带属荆湖南路。大观元年（1107），在广南西路另设黔南路，辖地包括今桂西北部分地区。大观三年（1109），更名广西黔南路，次年又改回广南西路。宋王朝南迁后，将广南西路更名为广西路，此为“广西”得名之始。宋王朝先后在今广西设置静江、庆远二府，静江府治在临桂（今桂林），庆远府治在宜山（今宜州）。在唐王朝推行羁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之，即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本部地区继续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州、县制，“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凡五十余所。推其长雄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其酋皆世袭，分隶诸寨，总隶于提举。左江四寨二提举，右江四寨一提举，寨官，民官也。知寨、主簿各一员，掌诸峒财赋。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横山，掌诸峒烟火民丁，以官兵尽护之。大抵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皆命于安抚若监司，给文帖朱记。”[6]对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分别授予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等官职，颁发印信，使之世承官职，世统其民，“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宋朝先后设置的羁縻州共85个，羁縻县80，县下设峒，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使其统治进一步加强。南宋时期，因北方辽、西夏频频侵扰中原，使得宋王朝布重兵防御，南方边疆防守空虚，交趾（今越南）李氏政权崛起，频频派兵侵扰今广西南部边疆，曾攻陷钦州、邕州，肆意烧杀抢掠，当地人民深受其害。世居西源州的侬智高力主抗击交趾，因宋王朝无暇南顾，生怕事态扩大，于是对交趾李朝势力的侵犯采取姑息的态度，同时又处处防范侬智高，激起了侬智高的极大愤慨，为了保土安民，谋求生存，皇祐五年（1053），侬智高率众五千造反，于是爆发了震惊朝野的侬智高起义。宋朝廷派遣大将狄青率军南征，昆仑关归仁铺之战，击败了侬智高军。事平后，宋王朝加强了南部边疆的防务，调整了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元朝建立后，打破前朝行政建制，在全国推行省、路（府）、州、县四级行政划分建制，共设3个中书省，11个行中书省。原广南西路改隶湖广行中书省，称广西两江道路宣慰司，治所在静江路临桂县（今桂林市），下辖静江路、南宁路、柳州路、梧州路、浔州路、思明路、太平路、镇安路、庆远南丹溪峒等处军民安抚司、平乐府、郁林州、容州、象州、宾州、横州、融州、藤州、贺州、贵州、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来安路军民总管府等。其中静江路下辖10个县。南宁路，初置安抚司，后改为邕州路总管府兼左右江溪洞镇抚，泰定元年（1324）南宁路，这是“南宁”得名并作为行政区名称之始，下设宣化、武缘两县。元朝统治者在继承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的基础上，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壮族聚居的桂中及桂西地区全面推行土司制度，其核心是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划定其势力范围，允许土司拥有地方武装，由其世领其地，世领其民，自治地方，世袭其位，中央王朝不干预地方民族内部事务，同时对土司任用、册封、职权、奖罚、承袭等做了明确规定。元朝在广西共设置土州60个，土县8个。土司制度的确立，维护了广西社会的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也加速了各地土司的土地兼并，加深了广大农民对土司的依赖，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赋税和徭役，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明朝建立后，撤销元朝的行省之名，设立司、府（州）、县（土州）三级行政建制。将全国分为13个布政使司。洪武九年（1376），设立广西承宣布政使司，下辖桂林、柳州、庆远、思恩、平乐、梧州、浔州、南宁、太平、镇安等府及归顺、田州、泗城三个直隶州。洪武二十七年（1394）广西北部的全州（包括今全州、灌阳、资源）自湖广永州改属广西后，今广西行政区大体形成。明朝时期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鼎盛时期，也是广西封建领主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元朝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对土司任用、册封、职权、奖罚、承袭等形成了一套更加完备、严密的制度。明王朝统一广西后，对于“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7]。与此同时，明王朝为了防范土司势力的扩张，削弱各地土司的势力，明王朝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得土司数量大幅增加，共设有土府4个，土州41个，土县8个，长官司10个，土巡检70多个，土千户5个；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长官司、土巡检、土千户等大小土官320多个，从桂西发展到桂东，土司之设几乎遍及全广西，“广西全省惟苍梧一道无土司”[8]了。
清朝时期，是广西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时期。清统一广西后，复设广西省，省会驻桂林府（今桂林市），下设桂林、柳州、庆远、思恩、泗城、平乐、梧州、浔州、南宁、太平、崇善、镇安等12个府，所设县增至110个；另在壮族聚居的上思、百色设置两个直隶厅和郁林直隶州。与此同时，鉴于延续了长达千年的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清朝政府采纳滇黔桂三省总督鄂尔泰的提议，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官的特权和承袭制度，各府、州、厅或县级长官改由政府统一委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广西与全国一样，其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一时期，从福建、湖南、广东等地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进入广西，并且沿着西江水道而上，进入广西中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城镇或广大乡村，这是历史上汉族入桂的高潮，自东向西扩大分布，人口开始超过了当地的原住民族。大批汉人的迁入，既带来了大批的生产者，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当地原住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耕种面积大幅扩大，水利灌溉系统进一步完善，稻作农业产量有了新的提高，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也随之发展繁荣起来。清朝后期，由于朝政腐败，赋税加重，加之西方列强的入侵，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首先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揭开序幕，太平军迅速扩大，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动摇了清朝政府的统治。鸦片战争爆发后，法国侵占越南，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南部。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冯子材组织的萃军、苏元春统帅的清军，先后开赴抗法前线，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誓死保卫祖国边疆的坚强决心，为捍卫国家主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广西先后为旧桂系和新桂系军阀集团所统治。特别是新桂系提出了“桂人治桂”的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开发矿藏、完善交通（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等）、兴办教育的新措施，成就斐然，被时人誉为“模范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