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让电影有声有色

19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在电影发展史上却造就了第一个黄金时代。蒋介石身负军事重任,也注意到电影具有娱乐与教化的双重功能。

电影从默片到有声,让看电影更具魅力。1929年2月,美国电影《飞行将军》在上海放映,开外国有声电影正式输入中国的先河,高级电影院纷纷安装有声放映设备。在此之前,有些观众已经看过几部外国摄制但不完善的有声片,剧中人对话声音还是没有的,[9]虽然如此,却也引发电影界对有声片之新奇事物展开热烈讨论。

蒋介石注视此一电影技术发展对宣教工作的帮助,曾电嘱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电影教育重要,应即着手进行”,同时具体指示三点:(1)电影剧最初开幕,必须将全球各国地图与中国固有国界及东北地图、台湾澎湖琉球地图各一幅,加上各失地时期历史的说明,最好用军校大礼堂教科之法影演之;(2)岳飞之精忠报国、文天祥之正气谋国、史可法之殉难遗书及关公班超等,可为军人与模范各剧,亦另多编;(3)各国亡国惨剧,以及亡国后身为亡国奴之苦痛,应描写韵致,亦编为一剧。他还决定筹10万元为征募影剧与电影场之基金,如不足还可另筹,请陈与贺衷寒积极进行。[10]

在此之前,贺衷寒有一电呈报蒋介石,说明奉示筹划摄制电影事宜,曾与陈果夫会商过,惟励志社的电影机由黄仁霖带至华北摄制。陈果夫亦已电黄氏回南京协商。关于编撰剧本事,已转约党部对电影有经验之同志着手编制,此外还拟重金征稿。[11]

蒋介石责成陈果夫与贺衷寒,即进行有声电影事业,且关切进展情形,再电示二人:“望赶紧设备,勿延。”可是进展不如期望,他乃下重语,说:“电影宣传与教育重要,本党中央对此发起数年,尚未见成效,殊为可耻。望于此限期促成,并望详告近情。此事最要,当指定一主持专办之人也。”电影宣传对军事训练及暑期训练班,同样重要,所以蒋介石也叮嘱政训处朱培德主任:“宣传工具,以影戏为中心,尤须注重有声电影。”并进一步指示:凡是新兴各国之国民运动与航空防空有关的影片,及其军营、学校、社会之精神生活,更应注重。排定时间、地点,由各省轮流交换演映,总使各省军训于每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有电影可看。关于电影租借收集办法,可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励志社黄仁霖协商进行。[12]

当时,正值“剿共”军事紧要关头,对于影剧内容涉及所谓普罗情节者,格外受到检查单位的注目。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就曾急电在南昌的蒋介石,指称左翼分子田汉、沈端先、茅盾、钱杏邨诸人年来混入电影界,尽量鼓吹意识至上并大量制造宣传普罗之影片,如联华公司的《母性之光》《城市之夜》《明天》,明星公司的《盐潮》《上海廿四小时》《展览会》《春蚕》《狂流》,艺华公司的《民族生存》《肉搏》等影片,有宣传阶级斗争者,有鼓吹农民暴动者,有暗示贫富对立者,有挑拨各民族恶感者。但电影检查委员会对于这些内容恶劣的纯普罗作品,竟一一予以通过,实在怪异。该委员会甚至指控电检会的作为显系倒行逆施,有亏职守,请查明并撤职严办。[13]四天后,特别市委员会复电请蒋介石注意电影检查工作,以免电影沦为左翼分子宣传工具,并即查明严办“恶劣”宣传影片。

关于中央电检会功能失衡的情况,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早先便已报告过蒋介石,声称电检会是由教育部派员四人、内政部派员三人会同组成。审查影片时,宣传委员会才派员参加指导。近来两部所派职员意见不一,感情用事,对于左倾色彩影片往往循情通过,指导员无法纠正,只有以不出席审查做消极抵制,致外间流言百出。他认为此时出现前方积极“剿共”、后方复独鼓吹“造匪”电影流行市面之矛盾现象,实非党国之幸,故促请蒋介石进行两事:(1)中央修改《电影检查法》,规定所有电影检查工作应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办,统一事权;(2)彻底改组电影检查委员会,以息流言而利电影宣传工作。[14]蒋介石接受建议。不仅如此,为了改进电影事业,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又组织一个电影剧本审查委员会,要求各电影公司拟拍摄影片的剧本先送审,再依通过的剧本拍摄,将来接受电影检查时,可以减少因禁映及修剪的损失。后来,电影检查委员会也改隶该指导委员会之下,使剧本审查与电影检查工作的意志统一。[15]

与上海特别市党部持相同态度的,还有潘公展。他也向蒋介石报告:“上海大光明戏院将映《生活》影片,宣传共产,在美国尚且禁止,中央电检会竟准映演;又现映《国际大秘密》一片,有共产国际歌及少年先锋歌,亦未删剪,殊为不妥。请立令电检会撤消准映执照,禁两片放映。”蒋获报,认同有理,即令电检会撤销准映执照及予以禁映。电检会主任委员罗刚接电后即遵办,次日复电呈报:《国际大秘密》一片即日饬令该戏院停止放映外,并调回影片执照。至于《生活》一片,尚未送经电检会检查,按例不能登载广告,除照章处罚外,一俟该片到京,当即遵令禁止映演。除消极面查禁之外,蒋介石也展开积极面筹制影剧的工作。他曾电嘱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着手征集新生活运动剧本与影片,并将南昌总会所征集者,托陈果夫送南京、上海各电影公司研究,提供5万元作为征集奖金。如果有特别优良的影剧,则可加至10万元,亦所不惜。[16]

第五次“剿共”军事获得胜利前后,蒋介石观看电影次数逐渐增加。如1934年9月13日,在庐山,晚看影片;1935年1月17日,在上海“晚看墨西哥革命影戏,甚有所感也”。1936年一年则至少看四部电影,如2月14日晚,在南京看《三生石》影片。此外,4月4日、5月8日、7月14日的晚上,都看“影戏”,只是没有记载片名而已。西安事变落幕后,蒋介石请假回溪口休养期间,有时到上海疗伤,晚上也看影戏,如1937年2月11日、5月15日。墨西哥革命影片也好,《三生石》也好,均为剧情符合正面宣教意义的影片。

兹举《三生石》为例。这部影片由王春元(原名王引)导演、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出品,1932年上映。剧情如下:中州有一群玉山,山中分东西两村,经常因争地采石发生冲突。东村主人叶翁把村中事务都交给工头陈振管理,其女青雯与西村少主王剑刚有情。一日,工头陈振得知西村在矿中采得宝石,萌起贪念,乃和主人叶翁商量后,趁西村少主剑刚入城时,将主人王翁杀死,抢走宝石。又一日,东村主人叶翁偕女儿青雯带宝石到城中估价,工头陈振跟随护送。西村少主剑刚看到后,与陈振搏斗,青雯不慎掉下车。晚上,青雯误入森林,遇到剑刚。但剑刚认为她是仇人之女,斥责她一顿。后来,陈振找到青雯,并捉住剑刚。剑刚被人救出后,杀死妄图非礼青雯的陈振。剑刚劝导村民们不要再相残,应和睦相处。

就当年政治情势言,影片中的东西村,可以影射中日两国,也可以暗指国共两党,不管外侮内战,都应息争御侮。蒋介石观后,虽没有像看墨西哥革命影片一样明记“甚有所感”心得,惟是日日记他写下:“夫妻同心,前途远大也”,不也是受到影片剧情的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