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升”本义

金王朝灭亡以后，守边的职能没有了，土马兀惕人未必再被称为汪古惕了。因为部长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一系娶了成吉思汗的公主成为皇亲，并且被封为赵王，于是大概以“赵王部落”见称了。史书说每赈济汪古部，就只称驸马、赵王“所部民饥”“竫州民”，不称汪古部。元亡以后，蒙古一片混乱，各部有各自范围，土默特遂也独自建国，号令一方。汪古已隐名不再了。蒙古在西鄙的主要有三国（兀鲁斯），这就是所谓右翼。关于这三国，诸家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应绍不、阿尔秃斯、满官嗔。有的说是鄂尔多斯、永奢布、土默特。据《东华录》，又是鄂尔多斯为一方，土默特为一方，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为一方。几种说法中，阿尔秃斯（鄂尔多斯）、应绍不（永奢布、雍谢布）二部不变，唯另一国则或为满官嗔，或为土默特不一，其实这是二而一说法。满官嗔即《蒙古源流》说的“蒙郭勒津”，该书有“蒙郭勒津·土默特”的写法，足见不二。满官嗔也可以是马可罗波在天德州所见的马格尔，土默特可以是他所见的峨格（汪古），他们原来就在一起，所以史书在叙述时，书“土默特”，不书“蒙郭勒津”，或写成“土默特·蒙郭勒津”。他们实在应视作是一体。他们的驻地好像也一直没有改变过，这就是从天德到竫州这一广漠领域，大致在鄂尔多斯与永谢布两地之间，可以说右翼或西方的中心地带。

在明代，至少至15世纪末，约在明弘治时期，土默特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文献有十二土默特、七土默特、山后三枝十二部之类的记载。这里的“枝”啊，“部”啊，指的都是“氏”“族”，是一姓之分，人数也有几万之众，超过了所谓右翼三万之众。努尔哈赤给蒙古林丹汗的信说，土默特一万人。以右翼三万人由三部平均计量，恐不确。他们有人口，有领地，有兵力，又有先前的“皇亲”背景，所以他们后来是可以独力自立、君国孚民、不受任何外来政治束缚的。总计其经历当亦在百余年之上。然而到达延汗时，形势遽然变化。这位可汗把其可以统治的地区，分为两翼二地，由他的三儿子蔑迭秃该统治右地，谓三万右翼，土默特地被包括在内。蔑迭秃该死了，又由蔑迭秃该的儿子继承，占据归化城土默特的，这就是阿拉坦（俺答）汗。有的人认为俺答是土默特的先“祖”，这不正确。阿拉坦其人不是土默特籍人，他不姓土默特，他是奇渥温（孛儿只吉）氏的嫡传。可以说，他是土默特兀鲁斯的第一代外来统治者，是统治之“祖”，不是血缘之祖、同宗之祖。对于他们的统治，土默特人曾作过抵抗，说“何必在咱们头上另加管制”，但是不成功，终于失去自主权力。复成人家一翼，亦如汪古惕时的经历。

土默特地方本来是个广阔的牧场，千里平垠，中无杂树。人们穹庐为居，游牧为生。北朝时代就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风吹草低现牛羊。”至16世纪依然如此。然而也就在16世纪，出现了变化，契机就是俺答的统治。

俺答统治土默特地，主要在明嘉靖年间，约为16世纪的中叶乃至其后时期。他实行三大政策，这就是“聚众”“粒食”“弘佛”。这三项对于土默特兀鲁斯来说，可以说都具有致命性。土默特终于倒霉，归根到底都源于这个。俺答是个野心家，他终生的政治目的是要人家封王赐爵，然后以此与中央大可汗分庭抗礼，乃至取而代之。他的这三手都是为他的政治图谋服务的。至于推行这种政策将给汗国中央与土默特部招致怎样的后果，他是不在乎的。一部《阿拉坦传》，正经地连土默特都很少提及。

“聚众”就是招徕人口，扩充兵源与农力。他招徕各路人员，不择手段，尤其注重招徕汉族人口，不论品类，来者不拒。在土默特地区原来也有汉民，但是在他的施政下，从口内来的汉族人口迅速地膨胀起来。而他的战斗序列中，汉族比例也大为增加。文献记载：

虏中多半汉人。

虏地，大半吾人（即汉人）。

在虏之中，被虏之人（汉人）半之。

二臣闻虏中，多半汉人。

丰州已有汉人五万余，蒙古人二千余人。

大小板升汉人五万余，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夷二千余。

板升之众以万数，皆我汉人。

达虏每一帐，家小不上四五人，虏去人口反有五六人。

这里的所谓“虏”“夷”，指的都是土默特。在战争部队中，也是汉人有很大的指挥权力。文献说：

虏寇之入境也，鸱张乌合，动号十万。然其间真为彼之种类，劲悍难当者，才十之四五，余皆吾中国之赤子也。

虏营营兵，多半俱系汉人。

俺答所卤，至今生聚十万，皆成精兵。

“精兵”总体上是受俺答统帅的。汉人特别是那些首领，成了他的支柱，有的甚至成了他的决策人，与之分庭抗礼。

“粒食”，就是强调粮食，不强调乳肉，重外来的农，轻本部的牧。为此大量开垦，缩小牧场。文献载：

开云田、丰州地万顷，驱华人耕田输粟，反资虏用。

今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

虏中耕种市廛，与中国同。

看来土默川已经是牧场被侵蚀，庄稼挤走了畜群，外来的客户湮没了本地的土著。这么多的汉民，这么多的耕垦涌现，就不可避免地挤掉了牧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板升”。人口总要安置吧！文献载明：“板升，自丰州滩以西至黄河三百余里，皆板升所处。”“大板升十二部，小板升三十二部。多者八九百人，少者六七百人。各有头领。”这只是约而言之的。

“开良田数千顷，接东胜川，号曰板升。”“东胜以北，皆板升。”“宫室布满丰州滩。”“宫室”也是板升。

“丰州滩即板升，是营名。”农民也是兵卒。

这么多的“板升”，也就必然是侵夺大量土地、外来势力的聚合。“板升众可十余万，中国百工技艺无所不有。”“板升之众，极称富强。”“富强”就是物资丰满，势力挺硬，要甚有甚，为所欲为。这么“富强”的板升地，天长日久，终于形成一大隐患。明丞相张居正说：“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这是对外的。对内说，它成了俺答的尾大不掉，成了酣睡在他卧榻之旁的巨患。板升的大头目如赵全、丘富等，坐拥实力，“拟于王者”，俺答有事，还要置酒问敬于他们，而他们也往往“主其谋”。丘富是“一克喇把”，进而为酋长；肖芹为次王；赵全为“仪宾倘不浪”；王廷辅号称“猛谷王”。你看了得！全是一方枭雄。

“聚众”“粒食”谋略的推行，有各种各样的评价，这可让历史学家去研究，我不想多嘴多舌。这里只是要指出四点，推行此策之后，一是俺答“疏其种类”，不喜欢本族，脱离土默特部众。二是土默特人的贫化，“我胡中富者常什二三，它皆贫”，阶级分化明显。三是本地人“切齿此辈（板升），欲尽屠之”，民族矛盾增加。四是汉人“夷化”，本地人的汉化，这就是所谓“汉夷”和“夷汉”的出现。

我在这里的任务不是谈土默特的全部经历并加以评论，而是只谈“板升”。上面已经略略地谈了它的缘起，现在就说“板升”这个事物本身。

“板升”被明人说成是“虏言”“夷语”。清人因之，不认定它是汉言。也许是语言隔阂吧！关于“板升”这个东西，历来有不正确的认识。对于板升的解释，历来说法也有误失。

据我看，“板升”现象只出现在16世纪时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东部土默特地虽亦间有仿效“板升”做法的，只是偶尔，并不多见。清初，抗清的明遗民顾亭林先生到过“西口”即归化城地区，有诗曰：“旧说丰州好，于今号板升。”“板升”成了丰州的代号，足见它是地区“特产”。

《新元史》说，13世纪的蒙古弘吉剌部有“孛思忽儿”一氏。“孛思”就是“板升”。这大概也是因声生义，用后来的事比附古时的物的。我想，“孛思忽儿”或者是蒙古语“混血杂种”的意思，不宜牵强。至于“板升”一词，则始兴于16世纪的丰州地方，而不会更早。若查《元朝秘史》以次至明代蒙古语汇诸书，绝没有“板升”这个词出现。马可波罗元时曾亲自到天德旅行，说那里“境内有环以墙垣的城村不少”，却没有说有“板升”这个词。

“板升”的汉字写法不一。“阪升”“白兴”“拜申”“板申”等，不一而足。到了清代又出了“拜牲”，说它是“石头房子”的意思，是“蒙古语名字单纯的译音”，说其实这二者即明时讹为“板升”者，似乎这“拜牲”才是“板升”的正声。近现代的蒙古语辞书中也据此而出现了“baixing”这样的字。显然是个新词。然而说它是“石头房子”，是蒙语的音译，却说邪了。

明代的汉文记录多说“板升”，含义是房子，“华言屋也”。现代的蒙语辞书也解释为“平房”“家宅”。我看这种解释其实是可疑的。试问：明人方逢时（万历年间任山西总督）说“丰州滩大板升十二，小板升三十二”，是不是就意味着十万汉人就在这十二个大房子和三十二个小房子居住，这能说通吗？有的解释更汗漫，说“板升”是一般建筑物。这就更费解了。所以要另找“出路”。

大量的汉人之所以要造“板升”，名义上是为了自卫，为了安全。《明史》说：“筑城自卫，垦水田，号曰板升。”另外当时的记录说：“筑城架屋，咸称板升。”“自为城郭宫室，升版筑垣，遂号板升。”“筑板升以自卫。”这些记录都表明两事：一“筑城”，不是“筑房”；二自卫，只是防护。板升既是这样，所以“板升”云云，应当另有含义。文献说了不同的话：“筑城建墩，虽曰板升者，华言城也。”《明实录》也说：“板升者，华言城也。”说板升是城，这才是搔到痒处，才是它的本义。筑垣、建墩、构城，不是建房、筑屋。如果都是出于自卫防敌的目的，那么单单的一所房子是达不到自卫、御攻的目的的，必须架屋其中，围墙于外才行。所以大小板升四十四，指的就是大小城郭四十四座。有了这么多的聚落，才能容得下多少万人居处。须要说明一下，这里的所谓“城”，实际上只是一种土垒，一种土筑的堡垒，也就是后人称作“营子”的聚落。“营子”的本义也是“堡垒”或“军垒”，绝不要把它理解为用石头、砖头包装的城镇。

“板升”就是城堡、城邑，不能作别的解释，历来以为它是房子的释义是欠当的。前文所引证的“筑城”“建墩”“筑垣”等，无不在说明这点，明人也说是“华言城也”。聚几百千人于一处，保护他们的安全，这正是当初广设板升的原意。中国历来有“秋冬之时，入保城郭；春夏之时，出居田野”的说法。板升的构筑，正也符合这个习惯，特别是在塞外荒野地区，兵马往来，盗贼出没，安宁往往难于确保，筑城自卫，十分必要。

既然板升即城，那么，在蒙古语中当时管城真的叫“板升”吗？不是。元、明几种《译语》书，都把“城”叫做“八剌合孙”“巴剌哈孙”，即蒙文“balgasun”。有时也译作“可困”“合脱”，但是这已是另一意义的城了。对于城墙，蒙文也译作“把儿阿孙”。至此，可以悟出，“板升”实在就是“巴剌哈孙”的简化、汉化，是“巴剌哈孙”四字略去“剌哈”，只取“巴”与“孙”二音而成“板升”这个词的。而发音又大为变异，是蒙古语词的讹变，不是什么“单纯的译音”。汉人习惯于把外来语的复音简化为适合自己口味的单音。“基利斯督教”（christos）被略为“基督教”，“恰衣巴拉桑”被讹为“乔巴山”等，正是此类。“巴剌哈孙”被讹为“板升”，一点也不奇怪。说它是“虏言”，不对，“虏”无此言；说它“源于汉语”，尤其谬之千里了。汉语的哪个词、哪句话是“板升”的源头？

板升城是为口里来的人建造的，因此它的居民也都是汉民，这些人被他们的同胞说成是“亡命者”。文献每有这种记录：“亡命者窟板升。”“中国无赖有罪者，辄亡命板升相依。”“华人……入虏地为奸，乃筑板升以处。”“白莲教惑人，逃入虏中，处之板升地。”“板升所群聚者，无非驱掠之民与亡命之辈也。”“板升之众以万数，皆我汉人。”“丰州地，招亡命数万，屋居板升。”有的记录也说板升“颇杂汉夷之众”。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或普遍的，并且很可能只出现在它的后期，出现了汉化的“夷人”或由牧改农的成分之后。土默特人即使在板升的后期，也只传统地散住在帐幕与穹庐里面，连俺答可汗都不敢在“大板升”居住。除特殊情况，一般贫苦牧民们哪敢沾边。据此，可以断言，板升最直接的特点有四：一是城郭屯聚，堡垒营落；二是居民全是关里（长城以南）来的“华人”“叛卒”；三是居民都是拉帮结派、彼此串联而来的，他们对土默特土著是“排他”的；四是多分布在阴山前麓的平原上，即接近长城各口、各关隘的土地上。

板升城郭或堡垒，是个什么样子，没有记述。不过可以参考考古工作者们的地下发掘。以波罗板升为例，这是山后赵王城附近的遗址。据说那里的板升遗址，有城墙，并有外垒。两座大门，城中有内城，也有大门，城墙有几个城楼。它的位置在山谷里的肥沃处，这大概是权贵们的大板升。但是，它可以使人们据此知道一般板升的设置。一是它多建设在有利于垦耕及宜于防守的地方，古人的经验向来是筑城必须在“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足用；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板升也如此。二是有城墉，墙上有陴牒，以便四望。有城门四座，门外又有曲城，利于防守。三是板升规模不一，大小依聚居人口、家宅多少、地形条件及人力、物力等可能和需要，并不一律。四是均在板升前加以特定的名号。从留存至今的五六十个板升看，无不有这种名目，如把什板升、必令板升、塔布板升、黑炭板升等。这种名号均有它特定的来由。

明人关于板升的记录与解释，都很简略。然而这并不表示“板升”这个历史事物本身就很简单，恰恰相反，在我看来，“板升”这个历史现象是个很复杂、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例如：（1）板升大者有八九百人，小的也是五六百人聚处，他们绝不会是一盘散沙。那么，他们内部有没有和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与制约制度？（2）板升其实是农民与士卒兼合的所在，是个出击和兵源的基地。在这里，兵民如何结合，农税与兵役如何分配？（3）农民如何从征，一切戎具装备如何置办？（4）板升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5）板升内与板升间的统领如何产生，更换，承袭？（6）板升的普遍所及，是否构成与牧区不同的县、区制度，与牧区的关系如何？（7）板升作为一种新的历史产物，它究竟如何适应当时的农、牧业生产的需要，如何适应战争的需要，它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8）从明王朝到当地土著，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它？如此等等。惭愧得很，我至今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有调查与研究，以致没法解释这些问题。很希望有人能作出解答。

明王朝指斥板升的人是“亡命”“叛人”，这看来也没什么不对。这些人中虽然有相当的部分是从战争中被俘而来，但也有很多是自愿而来的。他们或者是因白莲教抗争朝廷失败而来，或者是企图利用“鞑子”的势力以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集团成员，或者是抗议军将暴戾的士卒，或者是失意的“孝廉”之类的士人，或者是无告的“罪人”，或者是避灾免祸的平民，或者是渴望饭碗的四夷馆译字生员，或者是丧失耕地的农夫，或者是追逐利润的商贾，等等。总之，都是苦于赋税，厄于暴政，困于刑律，罹于灾祸，欲所无天，欲争不能，致心怀不满于明王朝的社会成员。他们宁愿“亡命”（丧失户籍），冒险（关口盘查及“虏地”的危险），就是要另找出路。他们既成“板升”势力，邑落相聚，并且时时助长“夷人”攻打他们所叛离的反动朝廷，从而成为朝廷的政治与军事之威胁，那他们也就同样被他们的对立面当做敌手，百口污蔑，除恶务尽了。

朱明王朝对俺答势力历来采取两面政策，一面是“怀柔”，是“软件”；一面是征掠，是“硬件”。在武力施行上，经常是三手：烧荒（秋冬时，纵火烧尽草原，使放牧不成）；赶马（成群地以兵力赶走放在野外的马匹，使无铁骑可乘）；捣巢（突然袭击兵民基地、板升）。土默特部人是游牧生活，四季追逐水草，不定其居，穹庐四散，不常聚集，可以说是一种无“巢”可“捣”的局面。因此所谓“捣巢”，主要是“捣”（冲击）固定的、群聚有生力量的“板升”，这里不但是反明力量的凝聚处，是明朝之“西患”，也是俺答之所以骄横、敢于和能予明王朝以重大威胁的支柱。终明之世，板升所受打击是严重的。明边将刘汉“捣巢”，一次突击，就差点把它毁灭。明末时，蒙古林丹汗西攻土默特，板升受到破坏。后来清太宗（皇太极）1632年命西路降人五六万，西向追击林丹汗，屯聚板升，临撤兵时，“烧绝板升”。土默特人仇恨板升，是否参与这个“烧绝”，不得而知。可以说，板升（即汉人城堡）至今不存，这次“烧绝”是最后的或决定性的原因。当然，“板升”的名义至今也还残存。不过也就是虚名而已，与最初的“板升”（城邑）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了。“板升”中的人众呢？可能并没有“烧绝”，但是大大地减少了。早在俺答于1571年绑送赵全等献给明朝廷时，板升居民已经惶惶不安，怕被绑送，而明王朝又明示不咎既往，大施招徕，人们乘时走散的已经不少。经这次打击，其零落之状，当不难想象。

现在咱们来谈“把什板升”。

“把什板升”这个村庄，无疑是16世纪中，俺答汗大行“聚众”、时兴“板升”时代的产物，至今已迈过四百余年的跨度，可谓邈绵有加了。关于它的命名，至今的解释依然是“先生房子”：“把什”是先生，“板升”是房子。甚至说是“教书先生的房子”，因此引申或演绎地说这个“房子”就是学校，并把现在公办的这个学校的历史，上推到三百年前。说很多革命同志就是由这个绵延下来的“学校”培养或保送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等等。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玩笑，至少是自我揶揄以自慰吧！这是绝对不合情理的。

这个“把什板升”也和前面所说一般板升的含义一样，就是“巴剌哈孙”的讹传，是城堡、城邑、军垒、营子的意思。今日的把什板升，只是一个散在的聚落，人们已经看不到什么城、什么郭了，这大概是明王朝的“捣巢”和清王朝的“烧绝”的成果。但是在当初，在始兴的时候，它的确有围墙，有垣，有郭，是个城堡，不然何以名“板升”？至今熟悉的人还可以隐约指认它的遗址，这就是狮子山前那片漠野。

这是一个略高于四面的坡地。背靠陡峭的狮子山，避风保暖，左右两面各有山涧清水流淌，不涝不旱。前面是广阔的平原，可耕可牧，有黑水横灌。脚下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通途，径直山后，地形优越，筑城自卫，足以有靠。这里本来也有一座古堡废址，把什板升就是偎着这个废址而修建的。它存在了多少年月，说不清。后来，把什城堡（板升）既然在“捣巢”及“烧绝”中废坼，留下的居民大概也散亡了。但是，“把什板升”这个原名依旧保留下来。

蒙古语文中，大抵没有“巴克什”这个词。《元朝秘史》没有。《元史》有“八合赤”字样，但那是仿畏兀字样，它只有“必阇赤”，其地位也重要。塔塔统阿子孙译写“国字”，并无“巴克什”名号。因此，它或者来自畏兀字，是个外来语。

“把什”一词，过去也在文献中写作“把失”“榜实”“榜势”“把式”。元代的碑刻作“八合识”。现代蒙古语作“bagxt”，释文是“先生、教师、师傅、导师”。其实这个解释并不允当，至少不曾全面地符合它的历史命义。“把克什”这个词在别的民族语言中也存在，而含义却又不同。在梵文中，它有“佛僧”“喇嘛”（上人、高师）的语义。在维语中，它的含义是“巫师、巫医”。在古代，这“巫”可不是后世民间所习见的装神扮鬼的骗人者，“mizazd”是男巫、变戏法奇才、才能非凡的人，上通神鬼，下达人间，工于辞令，广于知识。鲁迅先生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个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1]在元代碑石中，“道士”也叫“把什”，在汉语中，据说它是“博士”的同义语。在今天的习惯语中，将一切内行、本行（本业）的专家、“里手”、熟练一切的男女都称之“把式”或“老把式”。因此仅仅赋予“把克什”一词为“教师”，是不成的。

在明代，“榜什”被译成“写番字书手”“笔写气”，被充任“写汉字书手”。可以看出，在这里，“榜什”即“把克什”是完全没有教师的含义的。它几乎是秘书、录事、缮写员的同义语。然而这个“写番字的”却不可小看。

（1）明代文献载示，万历二年（1574），俺答“封贡”时，明廷赐封蒙古人新升榜什等三十二名。万历十七年（1589）袭升榜什二十八员。万历三十八年（1610）新升榜什三十九员。一个“写番字”者竟然与“百户”等一同由朝廷进封，岂是等闲？又，明的顺义王扯力克西征或东归，向明王朝报告，说要经过汉地，请允许，保证不掠地方。保证书具名的有很多上层，其中在台吉、倘不浪之后，并列榜实十四名。榜实与贵族台吉之类同列上奏作保，岂是寻常？岂仅仅是教书先生？

（2）俺答曾要求明王朝派高僧，以弘光佛教。明廷即派送僧徒榜势数人来“胡地”，“进入穹庐，与胡中番僧哈望喷儿剌、夷僧公木儿把实、大都把实、黄金把实，参伍无异”。在这里，“榜势”或“把实”竟是佛教中的高位，或者就是经师吧。这里也没有“教书先生”的语义。

（3）那么，“把克什”究竟是何等样人？明人没有记录。我们不妨从后代关于“把克什”的描述中作点对比，这就是清朝初期或它称金朝时期的“把克什”。在那里，一则说，能兼通蒙古、汉文，能宣示皇帝旨意，能招纳降附者，赐号“巴克什”。赐此号的不止书生，大将武臣也赐之，文武不分。二则说，供职文馆，授参将、游击者，皆称榜式，为文臣，未授官者为秀才。三则说，清朝初立，“皇上有书房榜什代为转奏，可谓便当”，这实在等于侍从室的信臣。福格曾说：“巴克什，亦作榜什、把什，乃清语文儒熟悉事体之称。天聪五年（1632），设六部。巴克什改为笔帖式。”“国初文臣皆呼为巴克什。大臣中，多有榜什之名，如武臣之有巴图鲁。”

从这些记述中，大家可以看到：

（1）金（清）时没有设六部之前，巴克什几乎要做六部的事。臣下的奏折也要经他们代为“转奏”，与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近似吧！

（2）“巴克什”是一种尊贵的爵号，文武重臣，都可以获得，绝不像教书先生可以自便。

（3）“巴克什”是由皇帝封赐的，不是随便可以自封的。

（4）巴克什是熟谙一切事理，可以招降纳叛、宣扬皇帝旨意的重臣，绝不止是“写番书”与为儿童启蒙而已。

清人是以武事建业的。文事不尚繁缛。俺答经营他的王事（不是顺义王吗？）和汗事（有索多汗号）时，究竟有些什么机构、官职，不见记录。我们只是比照成吉思汗之初及满洲努尔哈赤兴起之时，可以确信那是一种草创从事、诸事简陋的机构、官职，一人之下，“写番字”的人可能操持一切。因为在那时，只有他们有文化，能谙识世事，可以代出主意，设计办法。形势促使“榜实”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声威也就因此日其隆进。城堡（板升）以“把什”或“榜实”命名，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不妨相信，一个城邑内可以有教书的冬烘先生，而以一介冬烘先生这个名目去命名一个“板升”，谓之“把什板升”，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然而不论“榜实”“把什”如何高贵，土默特的榜实们一般依然是“穹庐为室兮酪为浆”，不住板升的。

综观历来的事实是，“板升”是明王朝的“亡命”者即汉人或“华人”的聚所，绝没有土默特部人涉足其间。那么，把什板升中的“榜实”们必然是汉人的“写番字”者，而不是“番”人“写番字”者，这应当可以肯定。究竟有多少“写番字者”住在同一板升，不得而知。但是绝不会是一两个而能使板升享“把什”之名的吧！汉人也可以写“番字”吗？可以。据明人记载：明王朝出于对蒙古汗国交涉的目的，很重视译写蒙古文书人才的培养，曾设有“四夷馆”。这个馆设立后，大走其运，学习“番”字译写的人络绎不绝。“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学习（译写番字），滥求进用”，而“教师马铭又违例私收子弟136名”。这些学成了的人得不到进用，就纷纷跑出长城，投入“夷地”，为其录用。土默特地方的汉人“榜实”就是这么来的。

这些“榜实”教书吗？不，他们走“西口”不是为吃教书饭，他们是以其译才而求显达的，为此，他们只能为“虏”地的统治者或用事者服务，首先就是俺答及其帐中核心集团。“番酋”及其“榜实”虽通“番”字，却不习汉文，明廷来的公文诏书，无法通解，必须这些人译成“番”文才行。其次就是那些“次王”“一克喇把”之类。他们通汉文，不习“番”字，与俺答等的往还，殊多不便，也需要这些汉人效力。于是他们的地位也就因此不同凡响。这些人所居，当然就在板升。明人的记录不是有“张榜势、毛榜势”住在一个小板升的例举吗？然而这样的小板升也还并没有因张、毛二榜势居住，而把这个板升名之为张或毛把什板升。

我所出生的这个把什板升，从一开始，就不是本来意义，即仅供汉民自卫的板升。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供汉人住居的城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为保卫独立于狮子山前那个城堡的一座寺院，院的主教被尊为“榜实”或“榜势”。这个寺院非佛、非道，而是从克烈时代到汪古惕以至土默特传统信奉的景教教院。本院何年何月建？它的具体缘起已经没有确切的记录，只能据一般史事推考。它存在了多久？也一时不好定夺。可以相信，这个教院在俺答崇佛、兴佛之后，已被毁坼了，现在只是个遗址。

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这一教派的中心思想是不承认玛利亚为圣母，说玛利亚只生了耶稣的人体，没有生耶稣的神体。神是没有母亲的，有母亲的乃是人性。这派受到了教内正统派的迫害，于是转向东方，先至波斯，后入中国。唐人十分重视它，为之建寺度徒，后被禁止。从那以后，它又转向北方，于是蒙古地方开始大兴。史家追述：“元初记载，西辽末年（13世纪初），外蒙古一带几乎全信聂斯脱利之基督教。”“总括一句话，自唐初后，中国内地的景教势力，虽日渐消沉，而内外蒙古一带，则还是继续兴盛着。”一位蒙古史的法国学者更说：“在蒙古部落或在被他们同化了的部落中，景教徒是相当多的，特别是在克烈部和在汪古部。”“我们已经看到的汪古部的大部分人民居住在归化城地区。这里是世代信仰景教极笃，而同时又与成吉思汗家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的汪古王朝的本土。”这段话不啻是指土默特，也指把什板升的土默特人的。这里的这座教院遗址提供了证据。

景教的教义当然有它的一套。它宣称景教之所以为名，是因为“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是说，真正永恒的道理、法术，它的奥妙不是语言所能说尽的，但是它的功能、效用，实际上给予实践的，却是十分显著的，因此称之大教。明景，这个实践指的当然是修道而言。它的教条很明白，主要的是“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不蓄臧获（即奴婢），均贵贱于人（示平等）。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正适用于穹庐）“斋以优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献，洗心反素。”这些教旨，对于久浴战火、财货难保、阶级分划严明的牧人来说，是易于接受的。它的传布，特别强调要依靠蒙古的统治者，说：“唯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这里的“道”当然是指教义，而“圣”则是指至尊无上的世俗统治者。以为传教不依靠统治者例如克烈的可汗、汪古的阿剌兀思惕吉以及俺答的先辈和兴佛之前的俺答汗，是不可能弘通的。它同时也告诫“圣者”，只有与我的“道”契合，你才能伟大。结论就是咱们两方“符契”了，天下必然光明。事实也证明，从克烈到汪古到土默特，景教之所以弘扬，除了它的教义本身易于浸染民间之外，正是它得到了土默特的领袖人物的支持，克烈的部主脱豁邻、汪古的赵王们不都是景教的信奉者吗？可以确信，把什板升的景教遗址的存在，正说明景教之在土默特地方与土默特人民中的影响之大。而“把什”之为名，正也说明当地对教之牧师的尊崇。

遗址的面积很大，回忆起来，恐怕要上万平方米。长方形，南北向，自北而南台阶。最北也是最上一级平地约三千平方米，次一级即中间一块平地也三千平方米，最南即接近一般平地者，面积较大，超过三千平方米。从我记事起，这片遗址已经没有什么宗教遗迹可言，只是村中一个最大的广场、空地。对于这块空地，我们家人一直管它叫“霍洛”或“景霍洛”。因为它的南端有一口深井，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井霍洛”。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井也是“霍洛”主人为寺院人众而掘出的。它的历史应与“霍洛”同步，所以说“井霍洛”也不为过。

“霍洛”在蒙古语文中是“院落、府第”的意思，正如伊金“霍洛”是成吉思汗的“府院”一样。以这个“霍洛”为中心，相距100至200米处，东西南北各有“圣景庙”一座，乡人讹传以为“送井庙”。揣其语音应当是“颂景庙”，因为庙旁并没有井。其实，它名为庙，却并不像一般寺庙的那种规模与形式。这东西南北四个“庙”，都是同一格式，两米高、两米见方的一座平台，砖石垒成。平台上有一个一米见方的小小砖质建筑物，门是拱形，南向，门里的空间没有任何摆设的遗迹，既没有什么偶像，也不设任何牌位，很像是教堂中的一个神龛，并不起眼。只是小小的拱门上刻着一个方向相反的“卍”字形，算是它的特色之一了。这四座小建筑物是何时、何人所造，不曾听说。最妙的是四个庙座如果纵横连成一线，恰恰是个十字架，而寺院这个“霍洛”位置正好在这个十字架交叉点上。如果把这个场面算做教区，那在当地来说，就很可观了。可以设想，它的寺院建筑必定宏伟，在四方牧场、一片平垠的景观下，它的矗然屹立，较之“板升”应当更能引人注目了。

这个寺院大概除了教主、牧师及信徒往来之外，附近没有居民（不见遗迹）。那些板升被“烧绝”或“捣巢”之后，那里的居民可能向寺院靠近，意图倚仗，或有“一昨陪锡杖，卜邻南山幽”的余意，以免劫难。久而久之，竟然定住在这里，仍然以“把什板升”的居民称之，而“霍洛”的牧师们在信仰者中也的确被尊为“把克什”，也如元代的教主被称为“也里可温”（即和善的人）一样。所以，把“霍洛”为中心的居地，呼为“把什板升”，也成习惯了。

前面已经说过。俺答统治土默特有三手政策，其中一手就是“弘佛”。他的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他的先祖成吉思汗“不能偏向一种宗教，而要各教一视同仁”的遗训。他原是个“忘祖”者。他闹这个“佛”，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吐蕃那里讨教，迎来一些喇嘛，学元世祖（忽必烈）的办法，给以诸多远非必要的特权，亲自顶礼膜拜。二是从明朝弄来“榜势”及佛典，大加渲染。佛徒既兴，就排斥异端。《阿拉坦传》就说要消除“邪教异说”，谁是“邪教”？无非就是土默特人世代信仰的巫教及景教。在这种崇佛的活动中，土默特虽然起而反抗，说这个佛没有什么好处，要杀死佛的说教者，终于不成功，反而景教被当做邪说给消灭了。为消灭这个邪教，经过些什么斗争，没有记述，只是把什板升的景教寺院再也看不见了。

寺院被毁，移来侨居的汉民为久住计，乃在它的东南一角，先后建起一座三官庙及一座老爷庙（关帝庙）。这是属于道教系统的庙宇，它当然是异佛的东西。所谓“三官”，据说指天官、地官、水官，是古五斗米道的主张。它的原旨是向统治者造反，明代的白莲教就是它的传演。这些教徒在塞外赫然打起“三官”旗号，大概最初也是针对明王朝的。在这里，这个“三官庙”的建筑，显然有反明的意义。关羽向来被奉为“义气”的典范，在这里，老爷庙也就是“亡命”“叛人”们借以团结“江湖义气”的提倡。虽然迷信，但它却是汉族侨民所至必然的伴随物。民国初，地舆学家张相文到土默特地区考察时说：“哪里有关庙，不用问，哪里必然是汉人的聚居。”这里的关庙提供了佐证。然而，它周围的信众，终于在连年的灾荒中，扔下他们的庙宇，逃亡他处，主要是回到口里老家了。只有景教的信奉者，依然滞留在这里，这就是土默特的丁氏家族。

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在不得已的形势下，土默特人终于被迫弃牧从农，由牧人变成农民，游牧变成定居，穹庐变成土屋，散处变成聚落，语言也由汉语代替了蒙语，固有的传统风习也多变得不伦不类了。到了18世纪初，这种变化更有急转直下的趋势。把什板升的土默特人就是这样。我看到一个在1844年（鸦片战争后）旅游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法国教士的记录，据他所见，当时归化城土默特人的汉化程度已经很深，任何方面都与汉民无异，他们被同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时常讥笑没有汉化的他们的同胞。他的话不能说不是真实的。据此可以推断，汉化到这种异化程度，绝不是短期内如几十年内所能完成的。溯其始兴，当在百年之上，经历着几个世代。

把什板升已经是一个农业的邑落，主要地是一个农业化了的蒙古人聚居的村落。村庄！这时的“板升”的确只能看作一个村庄，原先所谓“城堡”的意义早已变味了。在这个村子里，“景霍洛”始终是全村的中心。无论“把什”村的住户增加多少，谁也没有也不准占有这个中心地址。到最后，它实际上已经被新的建筑四面包围起来，而它仍以巨大空场展现在那里。但是年轻的几代人已经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了。

“霍洛”是个自然形成的居民分界线。在它的右面（东面），紧贴着住的是丁氏家族，这是本村最古老、最原始的一姓。到1937年抗日战争时，这个家族共有十七家，十一个院落，算是村中最大、居民最集中的一族，依稀残留着景教信奉的某些余绪。“霍洛”的左面（西边），紧贴着住的是云氏家族，也是十几户。是否是景教的信奉者，不了解，迹象上好像不是。他们住得分散，其中有的姓“荣”，有的又姓“昌”，等等。他们大体是较后迁来者，来历不一，似无统一的渊源。丁氏一族管他们叫“当霍洛”家。这是蒙古语，即“在霍洛（院落）之下的人家”的意思。原来“霍洛”的西边曾经是个斜坡，后来寺院用大石块砌起一个高墙，然后填土于一侧，使与“霍洛”地平，这样墙外就显得低下，人在其旁，自然就低了一等。云氏各家（大概五六家）就在这一“墙”外居住，所以是“当（儿）霍洛”。这丁、云二氏家族，虽在“霍洛”之外，但是都在四个“圣景庙”的范围以内，即“教区”之内。以后人口（主要是外来的汉民）不断增加，却都在丁氏之东、云氏之西建房，因而使这个村庄日益形成东西走向的长条形，都在“教区”外。从此，纯蒙古村变成了蒙汉共居村，姓氏也变得复杂了。居民人数则两族相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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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