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土默特不是“秃马惕”

还在四五岁的时候，夏天傍晚，在正房的檐台上，陪奶奶说话。当然，自己只是听话而已。奶奶告诉我：“他们问你是哪儿的人，你就说，‘把克什板升’。”从此，我知道自己出生在这个“把克什板升”。到了五六岁的时候，爷爷教我：“有人问你是哪个‘霍硕’的人，你就说‘土默特霍硕’。”他和奶奶一样，也用蒙古话教我。从此，我又知道自己的祖籍是“土默特”这个地方。爷爷说的“霍硕”（huxigu），主要指地方，即山脚下平地，不是指满洲人所改的那个“旗”的含义。其实，“土默特”也是人的姓，不止是指地方。他们二老说话时的神情、状貌，至今历历在目，也永难忘怀。

因为是在小孩初有记忆力、刚刚懂事的时候的印象，所以这两个“知道”，先入为主，印象特别深刻，终生不忘。它就像两盏明灯，牢牢地挂在自己的心坎上。但是，这两个“知道”，即“把克什板升”和“土默特”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两位老人没有说，我也不懂得问，所以实际上也还是不知道。它又像两个葫芦一样，始终“闷”在我的胸中，久久地没有开释。

年月一天天地过去，自己也随着慢慢地成长，尽可能开释这两个闷葫芦的想法也就越发地翻腾起来。为什么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实际上追究起来，好像还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

第一，这是天性，人之常情，“狐识首丘”，何况是人。谁不想知道自己家乡的由来，谁大概也不想让人说是忘祖宗、忘血统、忘姓氏、忘乡土的人。春秋时代，晋国有个大夫，名叫籍谈。他祖辈以来，就专管国家的典籍。然而他却对周景王的问话回答不上，景王说他是数典忘祖，并悲叹说：“籍父其无后乎？”就是说，籍氏的香火恐怕没人继承了。绝子绝孙，那还了得？忘祖是严重的事。这当然说的是封建时代。我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趋向正是反封建的。然而“忘祖”，“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语），不记得自己本族、本乡、本宗的原始本末如籍谈其人，却也力求避免。不要“对不住”祖宗。

第二，我的本宗中，有人也来问过这事。看来，他们也有这两个“闷葫芦”。我有责任为之解释。而且就这话题问我的也还有别地、别族的同事们。在他们的问话面前，我支离其词，颇觉难堪，必须力求补正。

第三，文献载明：“蒙古民族自古以来有保持对自己的起源和世系的记忆的习惯。……父母要对出生的每个子女解释有关氏族和系谱的传说。这种规矩永远为他们所遵守。”又说：“（蒙古人）信史……逐代均曾用蒙语、蒙文加以记录。”这说的是13世纪的习惯，而且是蒙古族的统治阶层的习惯。从那以后，“黄金氏族”们是否还有这个习惯？有的。各种表传、谱牒、世系、籍录等的散见，就是证明。非“黄金氏族”是否也如此？除了部分的、零碎的记录（有些还是外族人为之记录）外，实在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至今一般老百姓，情况那就很不同了，有谁记它？但是父祖以来，递相传述家族的情况，也还不是一个没有。归化城土默特部人汉化已经很久了，对于自身的渊源了解很少，古老的世代相传习惯已在消失。“把克什板升”的土默特部（或族）人恐怕很少有人振作起来，认真地探索一下“把克什板升”与归化城土默特部的缘起，探讨一下本村土默特人及全体村民的来历和处境，这可以说是一个部族与时代的不幸。我想在打破“闷葫芦”的事情上做点尝试，以之作为对把什村的成员（特别是村中的土默特部人）中和我同宗的、有同样“闷葫芦”的族人的启发与鼓励，以唤醒他们这方面的觉悟，以为民族传统的恢复，自以为是义不容辞。

第四，据我所见和所闻，至今在打破这两个“闷葫芦”的问题上，舆论中还存在着不少误解，至少是令人（首先是我自己）怀疑的论断，以致以讹传讹，弄假成真了。我能尽自己所知，说一些祛疑辨惑、考信确实的话，以为后代子孙们正确了解和把握本部、本族、本宗的渊源与经历，进一步提高土默特部的意识，供他们参考，在今天，尤其不必视作多余。

我想，这或者就是企望自解“葫芦”的潜在意识。“自解”，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是困难的。当年念书的时候，为功课用心；后来工作了，又为职务繁忙，哪有时间与精力去想这事。尽管那时的记忆力很强，幼年所见所闻，印象清晰，可终于不曾为此而旁骛。我11岁时离开把什村，再没回乡小住。这几十年中的历史变化太大，村中土默特部老一辈多已仙逝；即使我的同辈族人，健在的也已不多，且在“文化大革命”后多已散处隐没，这使我向他们请教受到了无法克服的限制。村中向来没有文档记录，各家的谱牒也荡然无存；即使有，也怕难以稽考。所以可资参考的文献很难觅得。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努力追忆及阅读古今论撰。然而，“论撰”之于归化城土默特及把克什板升，不特汗漫不守，而且人云亦云，多不中的。即使个别土默特人的说法也多如此，殊难贸然凭借。所以最好还是自说自的。

当然，我这里所说，也不敢师心自用。说得不对的，或难全免。在今天对此研究的冷落中，也只聊备一格吧！

土默特者，或者是土默特人同姓（有共同祖先）的称号，是他们的姓，或者是同姓中的一个分支名号，是姓氏。然而不论何者，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它既是蒙古族的部落名称，也被认为是蒙古族的地方名称，甚至也可以被说是蒙古族一个历史时代（如阿拉坦时代）的名称。“土默特”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不了解。有人以为“土默”即“土孟”，在蒙古语中释为“万”。这么说来，“土默特”部，义为“万”部！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我不相信有如此命名的部落。是哪个“天子”给的？当初命名者没有作过解释，后人的一切说法，多是以臆度之的。只能姑妄听之。

从根本上说，土默特部这个称号，这个语韵，应当历史悠久，至少也应当在12世纪就出现了，很是个古老的实体。但是在书面上为后人所熟知，却是从17世纪初开始的。在汉文中，它最初被写作“土墨忒”或“秃墨兔”。18世纪后期，改写为“土默特”（个别的也有写作“土嘿特”的）。在蒙文中（如《蒙古源流》等），“土默特”被写作“tumed”，不作“tumad”。汉译本循前例写作“土默特”。另有人在行文中，把“土默特”简化为“土木”或“土绵”，意思仍一样。从此，约定俗成，本部内外、公私文牍，都不期然把“土默特”三字当做这个部名的书面标准。一直以来，都如此袭用。当然，在近代的一些文籍中，也有写作“吐默特”的，这大致是内蒙古卓索图盟的土默特人中的“好事者”自作聪明，借此以示区别于归化城土默特的。其实，东西土默特部人本是共牧（两部统治者除外），东部的是从西迁走的，根在西边。故分畛域，其意云何？

对于土默特部的史源，它的起始，它的祖先，历来很少研究。人们热衷的是部落的分布、生产形式的演变、统治阶级间的内讧、与别族（如与明、与清、与瓦剌、与西番、与三卫等）间的龃龉、名物的注释、宗教的浸淫，等等。而对于这个大有来头的部落的起始，却没有人给以重笔描摹。当然，谈起来的确是困难的。但是，这正好是应当认真追究的课题。《荀子》说：“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先祖恶出？”他的意思是，创始历史的先辈，才是民族的自尊基础。没有先祖的创始，哪来的世族命脉？他说的当然偏执，但认真追溯部祖的始兴，到底是切要的。

关于土默特部的渊源，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土默特就是明代的“土木堡”云云。方观承并说，这个部，“世祀告绝，朝廷择（土默特）部内一人，授公都统，以治其众，居归化城”。方观承是雍正时代的人，祖父以来就住在东北，不会不知道努尔哈赤（清太祖）的事，也应当了解东北土默特的事，而竟如此造言。直到民国了，还有人师承其说，这自然是奇怪的。揣测“土木”是个地理名称，不是部落的字号，它的位置在今河北省的怀来县西，是个重要的交通孔道。初唐时设为镇，本名“统漠”，传来传去，误名“土木”。朱明永乐时代改置为边堡，明英宗皇帝就是在这里被瓦剌的也先可汗所俘的。这“土木”与土默特实在风马牛不相及，不容牵强。

另一种是张石舟先生说的。他以为明初设置的“泰宁卫，后为蒙古所据，号所部曰土默特”。所谓“泰宁卫”云云，乃指义州、广宁及辽河地区一带。这一地区后来的确有土（吐）默特部人驻牧，然而这只是发生在明末清初或17世纪初的事，并且这个土默特（不是一般的蒙古）是从归化城地区迁来的。它本来就是土默特，绝不是到泰宁卫以后才命名的。说原泰宁卫地区后来唤作土默特地区可以，说泰宁卫这个地名就是土默特部名却不可以。把土默特的历史开端断在这里，把土默特部祖居定在广宁，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日本的学者指出，张石舟先生的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应当有道理。

还有一种说法是，土默特即《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中的“秃马惕”。这似乎只是从二者的对音、二词的声谐出发的。清代沈曾植注《秘史》就首创此说。李文田注《朔方备乘札记》亦主此说。这种立论，中外古今多有同调，它的影响颇为广泛。除声韵揣度外，何以土默特就是秃马惕？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解释。它怎么演进的，同样也没有人问没有人交代。人云亦云，莫知所以。只是民国的屠进山先生说，当年征服秃马惕人的博尔忽曾孙塔察儿从元太宗（窝阔台）南征，居于官山，把秃马惕人带来，“今归化城之土默特一旗，即孛罗忽次子塔察儿移驻官山者”。这说法离奇，但总算道出点消息。出人意料的是，土默特人中竟有拾其唾余的。

对于土默特就是秃马惕的断言，我是历来怀疑的。二十年前，我甚至写了专文抒发我的见解，除了列举诸多褒扬外，首先指出“土默特”与“秃马惕”二者间，并不“对音”，在蒙古语中，“土默特”是阴性字，“秃马惕”则是阳性字，这是两个字，不能混同。该文具在，大家可以复核。不料我的观点受到两位老师的批评，说“黄静涛不正确”，理由记得好像只有三条。一是说译音没有定字，“默”也可以译作“马”；二是说土默特即秃马惕论，是古人、外人、别人，都这么创意的，人所共识，不是我们的独创；三是说“土别干”也不与“土默特”对音。真是承教了。

任何人的批评，不论正确与否，我都喜欢。这可以使我进一步思考，进一步尝试充实自己的论据。现在把我的想法再作一点说明，当然不只是对两位批评者的。

首先说译文的对音或声韵的问题。“译音无定字”这个说法，在蒙古史学者中，至少从清代钱竹汀先生就创意了，以后张石舟、李仲钧、陈励耕等先生都师其说，而今的后辈们更据以立论。所以看起来反对我当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以为他们对这个“译音无定字”的理解显然有误。

所谓“译音无定字”云云，是说译同一字音，可以选用不同的同声汉字，而不是说译不同音的字，也可以随意。例如，土默特（tumed）可以写成“图莫忒”“秃末特”；“ordos”可以写成“鄂尔多斯”，可以写成“礇儿都司”；“tumat”可以写成“秃马惕”，可以写成“吐麻特”“兔马忒”，等等。绝不能不顾蒙古语言音训的规律，阴性字也用阳性字去凑合，谓之“对音”，以致“土默特”译成“土马特”。这不荒唐吗？这至少是不懂两族语文规律的人才这么胡来的，怎么可以师法？事实上，古人也懂得这一规律，例如晋唐的翻译佛经，就很注意这点，定有译律，《一切经音义》就专讲这个。“译音无定字”是有条件的。

当然，今日归化城土默特地方说汉语的人，也往往“默”“马”发音混淆。例如“生活”“疑惑”“莫名其妙”“捉摸”等话，就往往说成“生滑”“疑滑”“马名其妙”“抓码”。“默”音都变成“马”音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混淆？这是汉语的四声“平、上、去、入”在作祟。“默”的平声是“魔”，上声是“抹”，去声是“磨”，入声是“马”。他们把“默”“摸”等说成“马”“麻”正是入声，在汉语中是允许的。但是人们也并不是一切都混淆，“默”字音都念成入声字。例如，“油炸麻花”，绝不说成“油者么火”，“春城无处不飞花”绝不念成“春城无处不飞火”。所以土默特人的乡音绝不能当成日常的译例，我们最好还是按照《秘史》的汉字译例为准吧！《秘史》讲究译文“纽切其声”，译音非常谨严。援庵先生一篇《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说得透彻。在《元朝秘史》中，“马”声与“默”声绝不会含混。“秃马惕”就是“秃马惕”，绝不译成“秃默惕”。至于“默”音，书中都音译为“蔑”“绵”，“土默”作“土蔑”“土绵”，绝不译成“秃马”。“默儿根”作“蔑儿乞”，不是“马儿乞”，“额默”作“额蔑”，不作“额马”，如此等等。因此，以所谓“译音无定字”的说法，企图合“默”“马”二音为一，阴阳不分，“土默特”也就是“秃马惕”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是不符合蒙古语文律例的，是违反《秘史》译例的。

“秃马惕”之不能成为“土默特”，除译音问题而外，还有以下缘故。

（1）在《秘史》中，“秃马惕”更完整的是写作“豁里秃马惕”。洪文卿先生以为“‘豁里’二字，不得其解”。在蒙文中，“豁里”是一个字，不是两个字。在《秘史》记述中，译文明确注明“豁_中”“里_舌”。看来“豁里”一词是特定地区（豁里地区）特定种类的一种氏姓。记录表明，在这氏姓中，除秃马惕外，还有其他几种族体（如秃马惕、布里亚特、雅库特等），甚至吉儿吉思（骨利干）人也有“豁里”（或作“库里”“浮里”）的头衔。今日的土默特，首先是归化城土默特从它出现时起并不冠有“豁里”这个头衔，二者区别显著。

（2）豁里秃马惕的风习，文献载明“与蒙古特异”。而土默特人的风习却是蒙古式的。

（3）豁里秃马惕是“林木中百姓”，他们的居地，森林茂密，就是成吉思汗的悍将也认为这种地带难于进攻，而博尔忽轻视这点，终被设伏林中的秃马惕杀死。森林禽兽多，易营狩猎，而他们恰恰是专营狩猎的。历史上有所谓“使鹿部”，驯鹿、役鹿、食鹿，是其特业，秃马惕人就靠此生活，他们完全与游牧民对立，世代以来瞧不起畜牧人，而土默特则营牧放生活。从记录中可以看到，土默特从他为人所熟知起，虽然也有狩猎活动，但在社会组成上，就不曾有过狩猎的社会制度。二者岂容混谈？

（4）豁里秃马惕被成吉思汗征服，沦为猎奴。其中一万户被赐予直接征杀者博尔忽，成为其家奴。而土默特没有这个经历，它不是谁人的俘奴。它作为一个部众，从来独立特达。

（5）豁里秃马惕远在贝加尔湖森林地区，而土默特从它出现于史册起，就驻牧在大青山两麓，北距贝加尔地几千公里，互不相望。如果他们是一体，史书并没有他们各自分为南北二部的载文。

当然，土默特与豁里秃马惕都有迁徙的经历，但并没有南迁北移，彼此交合。土默特一部东迁入原广宁一带，仍然是漠漠牧野，他们不想当林中百姓。而豁里秃马惕则是依照本来的生活方式依偎着山林，东迁到兴安岭内外，或北迁到贝加尔湖更远地区，依然是森森的猎场。南迁是不可能的，那里不但没有狩猎必须依靠的森林，而且戈壁横阻，又有几个大的游牧障碍。双方各迁各的，所以二者的经济方式始终不相变动和互为补充，也不可能成为一体。

（6）前文曾谈到屠氏举塔察儿南下而成为土默特的例子。这里不妨再作一点驳议。据《元史》：塔察儿是太祖四杰之一的博尔忽的曾孙，许兀慎氏，不是秃马惕人。他承袭祖业，充可汗宿卫火儿赤。后从太宗伐金，攻下河东诸州郡。然后济黄河，而取陕西。灭金后，留在当地镇抚中原。设帐分兵屯驻大河之上，以遏宋兵。攻破宋的光、息诸州（都在今河南省境内）后，朝廷以息州军民千户赐之，他最终死在这里。这就是他的略历。从此可以看到，他战于河南，驻于河南，死于河南。那么，史书说他驻于官山，应当也是河南省内的官山，而河南省的禹县确有官山一地，正好在他的驻防线上。因此，把官山指为今内蒙古的“官山”，显然是失误的。大青山不是金宋地，他出征驻守在这里干什么呢？而且据《元史》：他南下从征时，只“分统宿卫及诸王军士”，并没有说他率领秃马惕的一万奴户出征。难道奴户也违例可以充当“宿卫”吗？须知元代法律规定，诸军以奴为代者，“罪之”。塔察儿敢犯律条吗？塔察儿从征金、宋，既不驻在内蒙古“官山”，也没有统帅秃马惕奴户，则所谓归化城土默特是秃马惕“移驻官山者”的论断，不攻自破。何况土默特与秃马惕本来非一呢！顺便说一句：《新元史·塔察儿传》，没有“驻守官山”的文句，此亦未可忽视。

（7）归化城土默特人对“土默特”的称谓往往带有汉语乡音，作“土密特”，关内来人又呼为“土牧川”。但是不论怎么称呼，从来没有自称“秃马惕”的。“我是秃马惕人！”谁这么说过？而且也从来不了解这个“秃马惕”为何物。这是较任何史家所强加的说法都更为有力的证据。中国古来就有“名从主人”的成规，既然土默特人自己也不承认“土默特”即“秃马惕”之说，那么，我想最好还是名从主人吧！外在的权威们不要无端勉强，张冠李戴！

（8）古今中外的成说并不就显得是真理。关键是要考察，要讲事物的情理。不被世人所熟知的见解，反而有可能倒是真理。清末的洪侍郎就说：“英人霍尔鄂特疑秃马惕即今之土默特旗。聆音生义，不足为训，犹今之奈曼、巴林二旗，必非元初之乃蛮、巴邻也。”这一卓见似乎不曾引起论者的注视，然而却道出了别人所不说的原理，足见所谓“共识”是可以打折扣的。《论衡》说：“追难孔子，何伤于义。”对“圣人”都如此，何况一种褊狭的成说。

（9）波斯史家剌施德说，豁里秃马惕的统治者中，“没有听说有显贵的人物”。所谓“显贵”，大概就是指在文武官员中威烈丰功、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吧！豁里秃马惕忽然无端受成吉思汗“大军”侵犯，女部主孛脱灰塔儿浑率众反抗，获得胜利，杀了来犯的统帅博尔忽，但下次反抗却失败了。一万豁里秃马惕的百姓被充作了博尔忽的家奴，女部主孛脱灰塔儿浑也被成吉思汗赐予了忽都合别乞，做了妻奴。请看除这个女部主作为抗击外来者的英雄外，整个部落都成了奴隶，还能有什么“显贵”出现？没有部落“显贵”，这就构成秃马惕的特征。归化城土默特部却代有“显贵”相继。史书所载土别干、怯烈、汪古等出身的将相，为数不少，这里不具列了。以此而论，指土默特而秃马惕的理论也不允当。

（10）成吉思汗时，豁里秃马惕是十二强国之一，土默特不是。豁里秃马惕，《秘史》注明是一个“种”，而土默特是一个“姓”。“种”是类，“姓”则只是氏族，足见二者绝不等同。

（11）秃马惕一族在《辍耕录》中，被列为色目人项内，克烈（特烈）部却被列入蒙古氏姓项内，二者并不混一。陶九成著此书尚在元代（14世纪晚期），其说虽不免毛病，而基本观点却历来为人所称引。现在也还没有证据可以否定他的这个分野。

以上这些话，说的是归化城土默特部不是豁里秃马惕，土默特不源于豁里秃马惕，豁里秃马惕的历史也不是土默特的历史。前人论断是不可靠的。那么，土默特部的源流应当怎么看呢？曾有西方的旅行者访问卡尔梅克（即卫拉特）社会，听卡尔梅克人说，他们的联盟中，土默特部是其中最大者，后来被一个魔师引诱，散失在东方长城外一线去了云云。这对我来说实在闻所未闻。这个传说怎么起始，有什么证据，不了解，值得研究。下面我就尝试着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们今日所谓的“土默特”，就它的发音说，可能不是最初或原始的称呼，它的原称应当是“土木特”。《史集》作“tumawui”，音译为“土马兀惕”；多桑书《多桑蒙古史》^[1]作“taumait”，音译为“土麦特”，又作“toumaite”，译“土马兀惕”。当以《史集》或多桑书译为准。今天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称“土牧（特）川”“当朗土木（特）”（村名）等，应当符合古音，而“土牧特（或土马兀惕）”之演而成为“土默特”，则当是长期的讹传，亦如前面所说的“统漠”演而成为“土木”一样。土默特的称谓就这么固定下来。在今天，人们也只能尊重既成事实，称为土默特，不可固执过迂。《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不遵这个“固宜”，违俗而仍以古称称之，就“不宜”了。

土默特（土马兀惕）是克烈特（客列亦惕）的五分部之一。《秘史》明确注明克烈部是“种”，而土默特注明是“姓”。“种”和“姓”在字面的含义上应有区别。“种”是“类”。《易·系辞上》说：“方以类聚。”就是生活方式相似的人们“类聚”在一起，成为一“种”，为部落联盟，目的不外凝成一方势力，以抗击自然灾害与敌人进犯。参加联盟的当然互有一致性。但是同“种”同“类”并不就一定是同姓同祖，而“姓”是指同一祖先的，指同一血统的。克烈五部恐怕多是各有祖姓的。我想，土马兀惕（土默特）就是独自成“姓”的，它有自己的祖姓。

在这里不妨顺便说明一下，克烈部的土马兀惕、土默特，在《秘史》中写作“土别格”或“土别干”。《元史》写作“土别燕（夷）”，大概据此，批评者说“土别干”与“土默特”不对音，所以不是“土默特”云云。在古书中，克烈五部中四部外，另一部或写“土别干”（汉文），或写“土默特”（西文），足见他们其实是写法的不同，不是并列的二部。冯承钧先生在《多桑蒙古史》的注文，也以为土马兀惕是“秃别干”或“土伯夷”之变。此其一。其二，在《秘史》中，“土别干”的全称是“土绵土别干”。“土”即土默。其三，“土别格”之所以出现，一是资料不同，二是或者原始印文误植或不清晰，以致抄错。《史集》写为“土别兀惕”，但在我们的原文中，这个词其实应读作“土马兀惕”（tumawut），编译者这么注明着。足见所谓“不对称”“声不谐”云云的批评，当是由于没有了解或参阅这些资料所致。

克烈部（kelaijar）是蒙古的一种，亦写作“怯列歹”。它的含义不了解。蒙古语有“gireli”一词，与此声近，义为“昴星”，是西北白虎七星之一，亦称“旄头星”。《史记》注云它是“胡星”。如果可以比附，那么，克烈就象征八宿之一。显然是此族中的盛称，亦表明它在北方的重要地位。但是，这恐怕不是它的自号。克烈部曾被称为“白鞑靼”。所谓“鞑靼”在当时实指蒙古。“白鞑靼”云云，义即“较有文化，明白事理，不是村野无知的人”。《新元史氏族表》指秃马惕为白鞑靼，显然将土默特为秃马惕了。波斯史家以为它是突厥系人，而西方史家则或者说他们是受突厥影响的蒙古人，或者说他们是蒙古化了的突厥人。总之，持论谨慎。我看不必。突厥云云，实际是说的是游牧人。克烈部确实从事牧畜生产，语言风俗与蒙古相类，最特别的是信奉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西方所传的“约翰长老”，就出自克烈部。最初，至少在五代时，他们活动在贝加尔湖西的欠欠州。12世纪中南迁杭爱山、土拉河一带，牧地东临蒙古本部，西界乃蛮，南屏大漠，与金人的宣德（今河北省宣化境）、抚（今河北省张北县）二州与竫州（今内蒙古大青山北麓）汪古部相望。马可波罗说，他进入天德之州（今呼和浩特地），就进入长老约翰之地，即克烈之地。足见克烈所在地也是汪古惕所在，不止“相望”而已。

史书载，克烈部在北方称雄，是十二强国之一。它世为金人守边。所谓“边”，是指金人由现在的内蒙古正蓝旗到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建筑的一线壕堑形式的边墙，这实际上是防止蒙古人南下的，当然，也有别族犯边。因为替金人打败了犯边的塔塔儿部，其部长（可汗）被金封以虚伪的“王”号，因此有王罕（汗）之称。王罕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互为“安答”（伴侣），成吉思汗尊之为“父汗”。后来两家翻脸，克烈部终被成吉思汗收服了，自然土马兀惕也在其中。据说，至今一个鄂尔多斯部落还有克烈同样的名字。

研究西方游牧民族的学者说，在蒙古人的原始传说中，从来不见有克烈部的名字。杨凤藻先生也说克烈人“未详所出”，即不知道它的历史来源。不过，我想它或者与葛罗禄有所渊源。我的这一想法曾透露在以前的那篇文章中，不料也受到前述老师的批评，说“更不对了”。为什么“更不对”，没有说明理由。设想那种口气，似乎意思是葛罗禄远在大西方，被视为“西域”，与克烈与土默特连边儿也沾不上。我看与其相信这个理由，不如看看事实，或者能站得住脚。

葛罗禄，亦写作“歌罗鲁”“合鲁”“合剌鲁”“柯耳鲁”“匣剌鲁”，西方人写作“kanlukj”或“anlquli”，《秘史》写作“合儿鲁兀惕”。它的先祖乌古斯汗，据说与蒙古同出一源，史家列之为色目人，未必妥切。他们也营牧业，曾在阿尔泰山以南放牧，为西突厥所役属。后不堪忍受欺压，公元7世纪初（唐初）时，举族三部（三姓）东迁至大漠以北。杭爱山地是它的指挥中心，从此，为唐人守边，防止北方的薛延陀人南犯。二十余年后，西突厥消亡，统治者率部西返，但部众并没有全走，蒙古地区仍有它的余部，甚至“多有散处内地”的。到13世纪成吉思汗时，一时蔚为十二强国之一。但是终于成吉思汗收服了它，以女妻之。他们活动的地区正是后来克烈的活动地。二者有共同的牧地，共同的经济形式，共同的守边任务，都是十二强国的成员，都与孛儿吉特人（成吉思汗一系）有亲戚关系。就是他们各自的称号柯耳鲁、克烈，也非常相近。葛罗禄女子有为蒙古汗的后妃，如明宗后顺帝母亲即是。我说他们——鲁、克二族之间有渊源关系，好像也难说“更不对”吧？他们之间既然有如此的关联，假设作为克烈部的五姓之一的土默特（土马兀惕）与葛罗禄或者不无某些因缘，我也以为不算反常，“更不对”云云的批评还需斟酌一下。我自己当然是要继续斟酌的，但现在尚没有认识到这个“更不对”的准确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说土马兀惕部与葛罗禄人有历史因缘关系，还并不意味着土马兀惕（土默特）就是葛罗禄姓，就是葛罗禄姓的血统延续。这是不宜含混的。土马兀惕人作为克烈种的“守边”者，历来就在最接近辽、金边墙的位置上，就是说，它始终活动在阴山两麓地带。可以说，土马兀惕人向来是土默特地区的“土著”，是蒙古语称之为“嫩土克”的老居民。为了方便地说明这点，不妨把探索的眼光放得更远一点。

早在中国的殷商时代（约当公元前17～前11世纪），在阴山地区就有古方、土方人活动。“土”是一种地方标志，“方”与“邦”同义，是一种属于民族体的象征。它与商国历来交战，商人出兵每次多达三千到五千之众，而且并不总能获胜。“土方”，这是一种什么族类呢？郭沫若院长说是“盖严狁之部落也”。知名史家多承认这一判定。而“严狁”一名正是汉代匈奴人的先民。匈奴自冒顿其人称“单于”（略同后世的可汗）之后，势力大增。自以“强胡”为号。从此，草原各游牧部落慢慢缓减彼此间的争衡，大体统一在匈奴人的旗帜之下。在这一历史转换中，冒顿是关键人物，他的声威赢得了全族的承认，就是南方的“大汗王朝”也不免有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心态。随着历史的推移，亦如“大汗王朝”日渐衰败那样，匈奴的势力也渐趋衰败。然匈奴人并不因此绝迹，直到南北朝时期（约在公元5～6世纪），匈奴人不但依然屹立于草原，甚至在长城以内相携建立起几个独立国家，如前、后赵在秦、晋，北凉在陇左，赫连夏在河套等。就是直逼隋、唐的突厥、回纥，也莫不以“匈奴别部”或“余众”自号，而冒顿的威仪更是后起游牧汗国追求的典范。需要指出的是，冒顿单于以及以后的“南单于”正是“依阻”在阴山地区，把阴山地区当做他们睥睨世界的“苑囿”的。阴山一失，“六畜不繁殖”，所以唐诗说，“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阴山之对于北族的重要，可见一斑。而这正是土马兀惕（土默特）历来活动的乡里，可以说是匈奴牧业生活的一脉相传，甚至可以贸然设想就是“土默特”这个名称，从音韵上说，也仿佛是“土方”与“冒顿”（读mo te）一名的因袭与演绎。也许有人要怀疑这种联系不免牵强，土默特与匈奴之间，历史相隔这么久，又不见文字记录，遽然把二者串在一起，不免荒谬，我就看到过一篇研究文章，说蒙古是匈奴的后裔之论已经过时云云，这话也并不一定没有道理。但历史事实的追究也要讲“时髦”吗？要知道，北族历史联系及内部状况，如无涉于中原王朝，汉文是不会记录的，不见于汉文载籍，无足称怪。而且很多史事也没有记录，可是史录据以推测或论定的照样通行，为什么就不怪呢？最近阅读报纸，有一则通讯，原文如下：

DNA分析 1600万亚洲人是成吉思汗后裔

一项研究显示，有1600万亚洲男性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牛津大学的史密夫博士及其基因专家在中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进行了有关的研究，他们于过去十年来，在成吉思汗帝国版图内及其周边地带，收集到16个族群的血液样本，结果发现在多达8%的男性基因中，可找到有蒙古王族特征的Y染色体，这个比例相当于1600万人有这种特征的Y染色体。而Y染色体就像姓氏一样，由父亲传给儿子。

史密夫博士的研究队伍对受研究对象的Y染色体进行DNA分析，发现一束Y染色体载有的基因特征，显示它们不仅相互之间有关，并与某一条单一染色体有密切关系。史密夫指出，那些特别的染色体很可能属于前蒙古王族的成员。据称这种染色体之所以这么常见，部分原因是成吉思汗大军南征北伐，所到之处让不少女性怀孕，但更可能的原因是，蒙古的大汗在两个世纪的统治期间于领土内有过的女伴数不胜数。当年仅成吉思汗的长子就有四十一个儿子。成吉思汗的儿子及继承人当年分别在不同的统治地割据一方。^[2]

这是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历史事实，也揭示了一种研究途径，它说明即使没有文字记录，民族成分的继存也可以找到痕迹。土默特与匈奴间的继承关系也可作如是观。土默特是匈奴以来的“姓”，不必是葛罗禄的“姓”，这就是我的结论。

前面说克烈部牧地的南麓与汪古部相望。汪古部的所在正当阴山（大青山）两麓之地，接近金的宣德、抚及竫州。史家说它处于“界垣之冲要，屏蔽山后诸州”，是不错的。

汪古也写作“王孤”“雍古歹”，《金史》作“乌古”。实在地应写作“翁古惕”（qngut）。《秘史》作“翁古惕”，也准确。《辍耕录》把它列入色目人。雍古的确不属“奇握温”氏。据说翁古惕的得名，一是因为他们近驻长城，蒙古语称长城为“翁衮”，以此而为“近长城人”；一说他们住居大青山，而蒙古语称此山为“翁衮”山，以此而为“大青山人”。二说哪个对，《多桑蒙古史》说：“汪古部名，不论本于长城，抑本于中国人名曰阴山之汪古山（此山在山西之北亘延东西）。然此民族之实在名称，未能知之也。”不过我想蒙古语称长城为“翁衮”的说法恐怕有误，我颇怀疑这个“翁衮”，应当是金人（女真）语词，不是蒙古语。洪文卿先生也说：“云是契丹语，即金语。”金人先于蒙古，怎么能用后来才来的民族语言称人？今满语有“angga”（昂嘎）一字，义为“关隘、关口”，“翁衮”或是这个词的音变，“汪古惕”义即为“金人守长城关口的人”。如此说来，汪古惕一名是外人即金人的称谓，是一个诨号，是以职务称谓代替实名的习惯用语，不必是汪古人的自称。他们的自称应当是克烈部的土马兀惕即土默特。

以进驻地方名称而命名自身的，不止汪古，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民族都会有的。16世纪东迁到叶赫河域的土默特人即被名为叶赫人，驻于纳剌地方的土默特又被名为纳剌人。《清实录》载：“夜黑（叶赫）国始祖蒙古人，姓土墨忒，所居地名曰张。灭胡笼（扈伦），国内纳喇姓部，遂居其地，因姓纳喇。后移居夜黑（叶赫）河，故名夜黑（叶赫）。”正是说明这一情况的。这里的“土墨忒”正是今天的土默特，所居地名“张”，当是“赵”的音讹。赵即赵王城，汪古部的所在。所以举此一隅，可以设想土默特人之称汪古惕，并不奇怪。

或说汪古应作“乌而古”，本为“布尔古特”或“贝儿忽特”云云，此说与《秘史》翁古惕不合。可以不取。

汪古惕承袭克烈惕余韵，独力成势，为金人守边。成吉思汗南进，他的首领阿剌兀思惕吉首先呼应。然而部众反对，不希望受蒙古乞颜氏的节制，起而杀死投降者父子。但是最终亦如克烈一样，失败了。以后，“汪古”一名也消失了。

我说汪古惕就是土默特，但是有人以为不然。一说是它本为回鹘别部，汪古一名也是回鹘一名的音变，一说是沙陀后裔，当然也有说它原出于吐蕃的，如此等等。

公元9世纪中，败亡的回鹘余众，确有一支为数不多的队伍南下，并也在今土默特地区及鄂尔多斯的角落里驻扎过，为时不久（一两年），他们曾经请求在这里久驻，被唐朝拒绝。其后就在四方的打击下，内部分化，或退归漠北，或东入室韦，或遁入山林，以乞食掠取谋生。在汪古惕地区即使个别乃至少数余众残留，在9到12世纪的三百余年间，也根本不成气候，不但谈不到什么“别部”，甚至也谈不到有什么余众。可以设想，回鹘南下时，很有可能卷进别族成分，那么留在汪古的不必一定就是回鹘本类，风习语言之隔阂，也难以使他们愿意留下。至于汪古一词自是别具语义的蒙古式女真语词，与回鹘语义如何可以混同？其说不经之至。试问畏兀尔（回鹘）与汪古、雍古是如何语变的？

史书的确有汪古人自言唐雁门节度李克用之后，“远祖卜国以来，世为部长”的说法。对于这一说法应当怎么看呢？首先要记住，这是《元史·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传》所叙，而又为《蒙兀儿史记》所承述的文字。史家或者是依据本传主人自述而入笔的。阿剌兀思惕吉是汪古部长，是部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的宗谱系在朱邪赤心一系身上，是一种门阀的攀援。一如唐太宗一族系其祖先于陇西李氏以高抬身价一样，是自我吹嘘。在北方诸游牧民族中，历来看重“门分”，如果不是贵族出身，如果没有显达世家背景，绝不会发挥号召能力，也没人甘心拜伏，这些已为前人所指出。朱邪赤心是沙陀人（阿尔泰山隅），曾任唐朝大同军节度使，以平叛功，唐朝赐姓李，名国昌。后获罪，逃入鞑靼。黄巢造反，助唐平定，又被授为代北军节度使。这样的人，在北方民族的眼中，当然显赫。与皇帝同姓（他的孙子也建立了后唐而皇帝），身任大将，功业昭烈，还能了得？攀扯这样的门阀，在汉族史官面前，不显示自己祖辈以来就尽忠于中原，为中原王朝守边，从而应当受到宠信吗？至于“卜国”云云，也只是回鹘人莫须有的传说。所谓“卜国”或者就是“兀单卜古可汗”或“布可的斤”的音译。在畏兀尔人的传说中，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从树中产出，身伟貌好，通诸种语文。一开始就被众人举为可汗。东征西伐，是本族的始祖。从此以后，历代子孙都称可汗（部长）。以如此的神话人物作自家的先祖，在北族中不显得更高大，身任“布可的斤”“忽里”，不是更顺理成章、无人取代吗？偷天换日、指鹿为马，其说绝难轻信。其次，汪古人世居大青山，13世纪末，马可波罗行至天德（今呼和浩特地），曾见到汪古居所，他称为“峨格”，说是土著。另有蒙郭勒津人，他称为“马峨格”。此见汪古即土默特所住已经不止大青山了。由于它接触周边各先进民族，社会文化较开明，也称为“白鞑靼”，统治者中深信景教，并且以此治所住天德州，教徒享有特权。与克烈部完全一致，而与回鹘则区别显然，这是有历史依据的。《秘史》说：“太祖又将客列亦惕汪豁真姓的收了。”这里明显指出“汪豁真”是克烈的一姓。李仲约先生注谓“汪豁真姓即汪古惕”，很是。日本的有关学者也认为“汪古特族，却烈族，都是同源的部族”。硬把汪古混同回鹘、沙陀、突厥是不可以的。没有文献证明客列亦惕与回鹘同出一源。

四世达赖出身于土默特的统治者俺答汗家系，这是蒙古文献载了的。但是，我看到一本《西藏民族政教史》说，这位活佛出身于蒙古“图鲁汗”族。这个说法可疑。土默特没有另名“图鲁汗”的记述，蒙古也没有“图鲁汗”这个族。那么，可以设想它或者是“土默特”一词的音讹与误译？待查。

这里不妨再插几句话。我上面说的这些话，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一篇文章的非议。文章的题目已经忘记（对不起了）。文章大意说探讨土默特远源还不能只从音训上考虑，不能离开蒙古历史而孤立地去从事，要从各个民族的发展中去寻找，说我到了儿也没有指出土默特部起于何处，等等。对于这篇论文，我一直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并不默认，现在就趁这次回忆的时机，说说我的非“非议”。

追溯土默特的“祖宗”，从土默特的音训上入手，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学者们历来考察蒙古族的族源时，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蒙兀室韦”“盲骨”“萌古”“梅古悉”“盲骨子”等，不就被认为是“蒙古”一词的声谐，人们并因此推定蒙古族的起源吗？而这并没有听说有谁惊异过！一般地说，土默特正如前面所述，那是一个部落或部族的姓。古人讲，“姓百世而不改”，顾亭林先生更说：“姓千万年而不变。”既然“姓”是不改不变的，那么，从土默特的声韵上去追寻本源，顺情达理。我从“土马兀特”“土泊燕”等声谐中琢磨土默特的起始，也是可以的。而且我也并没有“只”单单从此入手，可以看到我也提到了其他诸因素。英语中也有与“土默特”一名声谐或对音的字，我就没有从大不列颠人中去找土默特的始源，这不很明白吗？就个人说也如此。李氏家族的祖先不从李姓百世不变的声谐中去追索，难道从不对音的张氏、赵氏中去找才正确吗？我已经明确指出克烈亦惕的土马兀惕就是换称的汪古惕，汪古惕就是土默特。这就是从12世纪到16世纪约四百余年的土默特源流，怎么不明确？土默特部的起源就是土默特本身的起源，它本身就属蒙古，没有什么脱离不脱离的问题。它与蒙古孛儿只吉歹这一宗的起源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我们从成吉思汗家族的始祖，或者从唐代的蒙兀室韦的起始中，实在找不到土默特的起始资料，怎么办？当然是只能就土默特本身及相关的情况中去追踪，不必汗漫地去牵强，这不叫“孤立”。试问，例如李氏一姓的起始，需要从盘古氏、黄帝氏乃至中原各姓论起吗？至于说“要从民族的发展中去讨论”云云，也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我正是这么做了；说不对，是因为蒙古高原地方民族众多，时间又长，跨地尤广，从严狁以降，起起伏伏，其情状之乱，更仆难数，怎么说土默特的起始？有这必要吗？须知谈一姓的始原，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从“各民族”的支离中、众姓中去探索。再请记住：我谈的只限于一个部落的源头，不涉及土默特整个历史经历及社会经济。不能作额外的苛求。

另外，引据几位外国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日本的江上波夫《评马丁著〈绥远省归化城北方景教遗址的初步报告〉》：“那么，那座坟墓就可能是俺答汗的陵寝，或者至少是与他有关的明代蒙族的坟墓。果然如此，则足见元代汪古部的都邑所在的斡伦苏木地方，也当是和俺答所统治的土默特部关系很深的要地。”

日本的樱井益雄《汪古部族考》（1936）：“也有至今完全没有沉沦于汉化的汪古部孑裔，这就是归化城地区的土默特。”“景教遗址终于在百灵庙附近发现了。可以据此断定土默特是汪古部的后续人。”

美国的拉铁摩尔《内蒙古景教古城废墟》：“可以断定，十三世纪的汪古部和后来据驻归化城平原或蒙古高原南部的土默特部必有血缘关系。”这里不是“关系”而是一体。马可波罗提到的诸种混合族群（即峨格与马峨格），都足以说明他们（指汪古与土默特、峨格与马峨格）具有混合文化主体。“土默特蒙古人和信仰景教的汪古部之间，很可能有种族上的先后因承关系。”“在土默特部与汪古部之间，有许多种族的与文化的因素，还是非常相像的。”

除了几许枝节外，基本上我赞赏几位大家的手笔。不论如何，在主旨上，他们实际上支持了我历来的看法。

在我看来，土默特的始源已经找到，它经历了土马兀惕——汪古惕——土默特的不同时期，但是这个部的始祖是谁，却找不到证据。在汪古时代，阿剌兀思惕吉忽里只是一部之长，不必就是部业的创始者。土默特时代的始祖是谁，也不清楚。《清实录》讲土默特的叶赫部说：“其始祖星根达尔汉生席尔克明噶图，席尔克明噶图生齐尔噶尼，齐尔噶尼生褚孔格，褚孔格生太杵，太杵生子二，长清佳砮，次杨吉砮。”这里的“其始祖”，究竟指土默特的，还是指土默特人在这里易名叫“叶赫”之后的？似乎以后者为是。这里说了七世，时间当在17世纪初，以二十年为一世，上推一百四十年，其始祖溯根到叶赫时，约在15世纪中，正好是在达延可汗兴起时。可惜这样世次明确的记述，整个土默特部缺乏。

但是古代的土默特人依然因袭中原及蒙古的传统习惯，所谓“望墓而为坛以时祭”。明代文献记述，土默特人每年都定时去山后（大青山）扫墓祭祖。去山后祭祀，显然表明他们的祖宗位在那里。文献没有报告祭谁，但可以推测，他们或者是祭汪古时代的先人的。后世的考古学家从那里的地下发掘中了解到，那里有汪古部（土马兀惕部）的墓葬和景教的碑石。这可能正是他们远程设祭的对象。有道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土默特人也超脱不出这个普遍规律，如果不是视同一族，他们绝不会用祭祀的办法，去表达自己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的。如果这一推想合理的话，那么，这又间接地证明土默特就是汪古人（土马兀惕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继承人。现在的归化城土默特人好像已经忘记去山后致祭的习惯了，甚至遥遥地望祭也没有了，这当然也是历史的沧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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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 陈雨蕾文，载《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