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的质疑

包头是内蒙古西部地区著名的城市。多少年来，报刊书籍中有关于它的记述，人民的口中有对于它的歌颂。历史昭示于世的是：它有自己淡泊的经历，也有它自己的历史贡献。在今天，它已发展成一个主要的钢铁基地，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它命名的由来，对于它的渊源，都还存在着可疑的说法。

一般地说，某个地方的名称，往往与它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风土特产乃至著名人物、历史事件、政治需要甚而迷信传说，有着或隐或显的瓜葛。虽然由于年代久远，人们未必深悉它的底蕴，然而顾名思义，有时也能从地名揣测它的由来。那么，包头一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与怎样的事物有联系呢？这恐怕很难从汉文字义推究。应当说，包头这个地名另有它特殊的含义。

过去，曾经听说，包头是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有鹿的地方”。现代蒙文辞书，包头写作“bugutu”，释文曰地名，不言“有鹿”。但明显是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而拼写的，实际上仍可释为“有鹿”。这个拼写不足为训。去年，在报纸上读到一则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包头市经济建设的通讯，据作者的注释，也说“包头”一名即“有鹿”的意思。今年6月，应邀去内蒙古呼和浩特参加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也曾当面请教内蒙古语言文学所的额尔登陶克陶所长，他的解释亦无二致，并谓当地一般传说，均作如是观，他没有说出自己的见解。看来，包头是“有鹿的地方”之谓已成定论。然而除了与蒙古语声近（不是吻合）这一条而外，还有什么更加有力的证据呢？不见有任何人指出过。因此，似乎很可以怀疑，指包头为“有鹿的地方”云云，并不一定绝对可靠，说“当地一般传说”云云，也有谎话之嫌，还可以进一步探究。

一

蒙古地方的山、川、城、村以蒙古语命名者，比比皆是，而汉文对此的翻译，正经地说在用字上，似乎也都有大体上的通则。大致说，因当地自然资源或特产而定名的，在本名之尾有“tu”音者，均作“图”，例如海流图（有砾石的地方）、楚鲁图（有石头的地方）、德日斯图（有芨芨草的地方）、呼吉日图（有碱的地方）等；因地形特点而见称的，也往往以“图”字对译，例如阿贵图（有山洞、地洞的地方）、车勒图（有嫩绿的地方）等；以对一个地点的赞美而称名的，也以“图”字译音，例如吉日噶郎图（安乐的地方）等。自然因为民族间的歧视，本应作“图”而故意写作“兔”“秃”“徒”之例也时或见及。如果人们遵此成例，那么，“有鹿的地方”在汉文中理应写作“包格图”，不可能作“包头”。而且在汉文的对音上，“头”（tou）“图”（tu）也并不一致。因此，说“包头”为“有鹿的地方”，可能是牵强附会吧！可惜的是最早关于“包头”的蒙语写法，现在已无从查证。

二

包头地处阴山南麓，濒于黄河的北岸。据《汉书·匈奴传》：“阴山东西四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间，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这是公元前33年汉元帝的中郞侯应说的话。注意：这说的是阴山谷地是可“来”可“出”的“苑囿”，不是原野。经过四百余年，到了公元423年，北魏的世祖拓跋焘即位，他的臣下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更说：“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骨，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1]其后的书志亦有相类的记叙。这里说的也是“山”区。阴山既然多产禽兽，靠近阴山的包头地方在特定条件下，偶尔有个别禽兽出没，不无可能，然而出没的禽兽不是鹿，恐怕是多种吧（更多的是狼）。既然如此，则独以鹿名地，岂非咄咄怪事？而且在那时，蒙古语也还没有出现，匈奴人、柔然人是否名鹿为“包头”，也还无书可证。事实上，“包头”一名，至少在清代以前，不曾被发现于什么经传，因此，可以做结论：“包头”这个平原地方在古代即使有鹿出没，也不会有以“包头”命名的可能——除非在蒙古语出现以后。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自然的、社会条件的变化，原来有鹿的地方也可能成为没有鹿的地方，例如，阴山的禽兽就有这样的变化。公元前49年，寄居在鸡鹿寨的匈奴单于呼韩邪，就因“塞下禽兽尽”^[2]而北返。鸡鹿寨当然不是今包头，但是可以类推。事实上，汉代以后，相继在这里设治，移民屯戍，包括鹿在内的禽兽，恐怕很难群居而出没。

问题不光是禽兽难于活动，还在于有代之而起的新景观。公元9世纪以后，契丹、女真人相继踞起。金人大概出于对抗北方游牧人的需要，曾在它的北境筑起了很长的界壕。史家说：“契丹主，名阿勒坦汗者，曾自女真海滨达于失剌沐涟（即黄河），筑一长城，以防蒙古、克烈、乃蛮及其他游牧部落之侵入……契丹常雇汪古部人守此长城。”^[3]据载，所谓汪古人，可分为临洮汪古、阴山汪古，而不论何者，他们活动的地区都在包头及其以西。

汪古即雍古，《新元史》《蒙兀儿史记》所列蒙古民族表，都以之为白鞑靼。他们有一种固定的区域，因而都开始经营某种程度的农耕生产，《元史·兵志》就有种地白鞑靼西征兵的记录。李心传说他们“能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4]。阴山汪古人所守范围，盖在丰、净二州，正好也是包头所属的境界。他们在这里耕耘，足见这里已不是适于鹿类的森林场地。这种状况直到元代也还维持着。刘秉忠的《过丰州》诗，不是有“出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的句子吗？马可波罗更说天德“州人并用驼毛制毡甚多，各色皆有，并持畜牧务农为生，亦微作工商”^[5]。这里的所谓“天德”州，即天德军，原为安德都护，归理西受降城，后迁于大同川^[6]。自那以后，这种区划并无大动，揆其方位，当即今乌拉特前旗西北，正好也就是包头的左近。据此，则景况是明显的，既然包头的北边已经是农、牧、工、商，几乎是人迹辐辏的景象，那么，包头一带当然也就无法是一片荒凉，从而任由鹿群出没。没有鹿，何得有以“鹿”为地名的可能？

不特如此，这里从汉代以后，几乎成了戎马倥偬的所在。远的不说，即从13世纪开始看，这里就时见兵锋。蒙古军兴，在历次用兵西夏及宋、金时，每每使这里成了必经之路。成吉思汗进兵夏国，回师就经过这里，随军的耶律楚材不还留下了途中的纪事诗吗？^[7]木华黎进陕西，亦选此路线，军行所至，人喊马嘶，禽兽避易，鹿何得独留？元亡明兴，兵燹依然不息。明军每年出塞烧荒，动辄百里，即使这里林密草茂，也会变得一片焦土，任何大的野生动物群，也休想在这片焦土中觅得栖息之所，“呦呦鹿鸣”，哪里闻得？

为了反击明军的出塞，蒙古武装从15世纪前期开始，亦常进出于各县城关隘。而随着明人的出塞，16世纪以后，蒙古人也逐渐实行定居。史书说：“板升自丰州滩以西至黄河三百余里，皆板升所据。”^[8]所谓“板升”即房屋，蒙古语写作“bai xin”。居住在这里的有汉人，也有蒙古人，而以前者为众。有了固定的土屋，显然已是农耕的征兆。从今呼和浩特直到包头地区都是农业区，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鹿是肯定被挤跑了。就是说，包头之所以命名为“鹿”的依据，从那以后是完全丧失了。

自然条件也有了巨大的变化。明人说：“昔之河套，一寸一金，今之河套，黄沙漠漠。”^[9]所谓“河套”，是分为前套、后套的。包头正处在后套的南缘，前套的西边。这里既然迷漫着沙漠，即使没有农居田地，鹿，这种惯在林木中的丘陵及湖泊边生活的生物，怎么能够赖以维持生命和繁衍种类呢？

四

既然从历史发展及地理条件的回溯中究明，包头不可能是“鹿”的译语，或者说，它不可能是据“鹿”的存在而命名的。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它是根据什么称名的呢？这需要从别的方面去探索，而这种试探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在进行了。

有人说，包头是因山、河而得名的。张鼎彝说：包头亦名博托。博托原系水名，源出于榆林沟（亦作榆树沟，在包头东北大青山），经包头东而流入河，包头因河而得名^[10]。博托河不过是山涧小水，源浅流短，季节性很大，平时河床空竭，雨季时或有大水，这样的细水何足据为地名？而且在附近尚有其他的几条河水，如昆都仑河、城塔汗沟河等，何以这些河不能成为命名的依据？博托不是包头，其语义一时不得其解。因此，这个说法可以不论。

也另有一种说法，例如，屠寄就以为包头是因为临近布当山而得名^[11]，他并且作了考证以加强这个立论。“包头”与“布当”，发音相近，“布当山”即“包头山”，似乎亦可牵强。《绥乘》就持相同的看法。他以为，“名字之歧，则番语对音无定字也”。（按：前文所书“博托”应是这里的“布当”，是同声异写。“布当”俗为“五当”）据《蒙古游牧记》，原名“布当图”，蒙古语作“budangtu”，义为“有云雾岚霭的地方”。以此而论，则包头乃是“山有岚霭的地方”，不是什么“有鹿的地方”。

又有人说，“包头”实际上是古代白土城、白道城的音转。此说或出于想当然。

今包头地区之筑城，可能由来已久。早在先秦，赵国就在这里筑有云中城。拓跋魏曾筑城于东木根山，山在五原郡境，位置在黄河东岸。《读史方舆纪要》说：“后魏云中郡有白道岭、白道川。自白道北出为怀朔镇（即汉五原郡，今榆林镇，故丰州也），又西北为沃野镇。自北道而南为武川镇，又南即云中郡也。”《括地志》：“魏武川镇北有白道谷，谷口有白道城。”《水经注》：“芒干水出塞外，南径阴山，又西南径白道南。谷口有城，侧带长城，背水面泽，谓之白道。……芒干水又南径云中城北，南达于河。”^[12]这里所说的各镇方位，并无准确，甚至是颠倒了的，然而，所说白道谷口的白道城，或可当之为包头地区。由于时代久远，记载又极简略，似乎也很难确指。然而，即使白道城在包头地区，也还很难说就是包头城，而且硬将习见的白道城改为包头城，有什么必要呢？何况从公元5世纪白道城的出现，到公元18世纪初“包头”一名的出现，中间相隔约一千三百余年的时间，又怎么可能与必要相联结起来呢？

综上所述，足见人们那样解释包头命名的含义，并不的然可据。然而，他们的考证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从他们的论证中，人们至少可以知道，在汉字中，与“包头”一词同音者尚可举出几种。在蒙古语文中，也类似者所在多有，并不一定只能从“鹿”这个意义去解释。拗于一点而不及其余，就定为一谳，并不服人。须知研究者解决问题，执一是不行的。

五

“包头”一名，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骤难断定。清代以前，史书不见有“包头”这个词的记录。康熙三十四年（1695），殷化引从征厄鲁特，曾经归化城以西而到达狼山及宁夏，其所写纪程，没有只字道及包头。次年，师还，康熙驻跸湖滩河的西北界（当在内蒙古喇嘛湾渡口）。这个湖滩河，据张鹏一说，“即古君子渡，或以为今包头镇也”^[13]。然而尽管如此，依然不见“包头”一名出现。直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范昭逵从征准噶尔策旺阿剌布坦，在他的《从西纪略》中，才出现有“抵箔头，进饭少许”的字样。这个“箔头”或作“泊头”。《归绥识略》说：“归化城西界至泊头镇（俗作包头）三百四十里。”大概这是关于“包头”的最早的文字记录。光绪元年（1875），一个俄国人在他横穿这一地区时，也明确提到这个“包头”或“泊头”镇。^[14]很明显，这个“包头”早在俄国记录之前就已存在了。至此，人们可以知道，“包头”之在文字上出现，约在240年以前，而在民间的称谓恐怕更要早得多。

包头之得名与发迹，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密切的关系。地理坐标指明：包头实际上是一个四方交通的孔道或枢纽。它东通前套的广旷平原，一条坦途可直达天津海口；背靠后套，成为它的门户；濒临黄河，可直接吞吐和迎送甘陇地区来往的物资与商客。由于它位置适中，它大概很早以来就自然地成为一个必经的渡口和栈地。前引书录名之“泊头”或“君子渡”，应当是有据的。什么是“泊”？不就是停船、栖止吗？原来包头的名称，正是它所以借以发迹的起因。

由于泊头及其地理位置的启发，人们应当想到那个意义相近的蒙古语词“bagudal”。它的发音与“包头”二字极近，或简直就是“包头”二字的原音，意为“宿营地、停留地、中转站”等，所不同的只是在尾音上略去了一个半音，读成“包头”。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汉语音译蒙语，省略与变音的规律，多不胜举，例如，“忙豁勒”即被截去尾音而简化为“蒙古”。假如这里的比拟可以成立，则“包头”不应被解释为“有鹿的地方”，它原来的意思实在是当作“站”“宿留处”解释的。这不与“泊头”的读音、含义很吻合的吗？

包头之作为站、止宿地而发挥作用，可能由来已久。虽然没有文献记录，但不妨设想，大概从蒙古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时候就开始了。当蒙古牧人游牧到这里，当蒙古的骑卒行进到这里，特别是当四方的车船停泊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之作为“包头”的景象，必然是可观的。起初，它也许不过是根据季节及外旅需要，习惯地临时聚集一些来自各方的帐幕，止宿过后，又各奔前程。后来，在止宿的时候，不免发生物品交换的现象，而且可能越来越具有经常性，于是逐渐出现了固定的房屋。随着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黄河两岸物资交流的日益频繁，它终于演而成了一个固定的基地，而“包头”也由一个一般性的名词，变成了一个具有特定性质的专有名词。“包头”原来是从“止宿”“客店”“站栈”而发展起来的，是从“泊头”转化而来。

考证“包头”一词的含义，具有实际的、历史的意义。它涉及包头地方的起源与发展，也涉及这种发展所取的形式与途径。假如说“包头”为“有鹿的地方”，则不但不能使人了解为什么一个野兽出没的所在，忽然变成了一个集镇，而且也无法使人相信“包头”作为地名出现前，当地尚是荒凉的森林一片。反之，如果解释“包头”（“泊头”）为“宿营地、站、旅店”，则不但使人了解到它命名的由来，而且也易于启发人们追溯它的成长经历，并把这样的经历与它的地理价值及周围形势结合起来。因此，以为它的考察不免烦琐或无谓，未必是正确的。

六

包头以旅店起家，到了19世纪中，大概已有了一定规格和发展。清代同治中，由于陕、甘等地回军起事，动乱波及河套、鄂尔多斯、包头地区。出于防范的需要，包头开始筑起土城，周十九里。民国初年，人口增加当在万户左右，设为镇治，属萨拉齐县辖。1925年，改为设治局，1926年，又改为一等县，1933年，更兼设为特别市。

不论如何发展，包头一如其初期那样，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始终是消费性、商业性和服务性行业的城镇，虽有些工业，但屈指可数。而它在交通甘、宁、新、青及内蒙古各地的物资、繁荣商业上，却不失为一个重镇——尽管它走着一条日趋萧条、破败的道路。

本文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

[1] 《魏书》卷二十五《长孙嵩传》，中华书局，1959，第644页。

[2]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华书局，1959。

[3] 《多桑蒙古史》上册，中华书局，1962，第55页。

[4]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7月。

[5] 冯承钧注《马可波罗行记》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265页。

[6] 参见《元和郡县志》。

[7] 《湛然居士文集》卷三。

[8] 《武备志》第二○六卷《镇戎》三。

[9] 《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商务印书馆，1936。

[10] 张鼎彝：《绥乘》卷六《山川考》，泰东图书馆，1921。

[11] 屠寄：《蒙兀儿史记》，世界书局，1962。

[12] 张钦纂修《大同府志·白道》第四十四卷，齐鲁书社，1997。

[13] 张鹏一：《河套图志》卷五，1922。

[14] 尼·米·普尔杰瓦尔斯基：《蒙古与青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