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对外援助与21世纪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对外援助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不仅援款数量以两位数的年均增幅急剧增加，[48]而且援助方向和方式也迅速调整和改善，社会民生项目和国际应急人道主义援助成为新的亮点，对外援助的管理体制机制也相应持续地改进。
一 扩大规模、拓展领域、调整结构
2000年10月10～12日，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部长级会议，44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外长或主管部长与会。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是21世纪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行动纲领和指南。《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中采纳了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主张多样化的发展形式和援助内容，践行具有实效性的发展，立足用友好的方式消除分歧等，标志中国与非洲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方向，表达了中国和非洲国家建立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的共识。《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则列举了中非在经济贸易等领域里合作的具体事项和措施，例如中国首次提出减免32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欠中国的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拨付专项资金支持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建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用于帮助非洲国家培训专业人才等。
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一个制度性的合作平台，每3年一次在北京和非洲国家轮流举办。在第二届（2003）亚的斯亚贝巴中非合作论坛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中国宣布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商品免征进口关税。第三届（2006）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同期召开了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和第二届中非企业家大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将务实合作、平等互利的精神继续发扬，以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如中兴、华为、上海贝尔等也打破了被西方公司长期垄断的非洲电信市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而这些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四届（2009）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加大了承诺力度，除了将援建农业示范中心从15个增加到20个以外，还向非洲增派农业技术组，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援建沼气、太阳能、小水电等清洁能源和小型水利项目，并适应当地经济发展，在非洲国家建立物流中心，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支持非洲全方位的发展。承诺培训人员的数字也大幅增加，从2010年的5862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7619人次，中国承诺的30个疟疾防治中心的2亿元设备及药品、50所友好学校、30所医院以及免债免关税措施等也陆续到位。到了第五届中非北京合作论坛（2012）时，中非关系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国进一步扩大对非洲的投融资合作，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继续扩大对非洲援助，实施“非洲人才计划”，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18000个政府奖学金，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并且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促进中非民间交流，还发起了“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以促进非洲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就像美国学者布劳汀根（Brautigam）所说，“当西方还在说的时候，中国已经在埋头做了”。
在中国加大对非援助力度的同时，中非其他经济关系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中非签订了20项总值在3亿美元以上的合作项目。2000年中非贸易额为110亿美元，到了2006年就飙升至550亿美元，2011年更是达到了1663亿美元。中国累计对非直接投资金额已达150多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中国对非投资增长势头迅猛，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130.4亿美元，是2005年末的8.2倍。而如果放在一个更大框架下观察，那么中非经济关系潜力虽大，但是分量并不重，中国对非投资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1%，远低于中国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资（分别占到71.9%和13.8%）。同样，2010年世界对非投资的存量为5539.7亿美元，其中中国仅占2.4%。[49]2006年年底，中国国务院批准了用50亿美元筹建中非合作基金（一期投入10亿美元），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管理。随着中非合作基金在2007年5月的正式启动和投资合作、承包工程等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对外援助仅起到了一个窗口、纽带和带动作用。极具活力的中国向非洲以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不仅在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同时也在各个发展中受援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发展起健康且具有活力的关系，例如在古巴发展旅游业，在马里发展商品市场，在加蓬应邦戈总统的要求发展资源开发和木材加工等。在这些合作中，中国援助都曾经起到牵线搭桥、传授技术和提供资金的作用，而中国援助也通过这些工作更多地作用于发展中受援国的发展。
从数量上看，中国对外援助逐年增加，而且增速非常快，但是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相比，中国对外援助的占比仍然很小。数量虽然有限，但是中国对外援助因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调动了各种市场因素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收效很大。
从结构上看，调整也是明显的。调整的主要方向是更加关注受援国的社会民生及公益事业。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从关注经济阶段进入到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发现受援国在很多方面都有需求和机会。例如非洲国家广播电视业发展大大滞后，十多个国家总统召集部长开会，都要用半导体。有些国家有电视台，但十分落后，于是中国开始提供广播电视方面的援助项目，多数国家缺少技术人才，于是中国开始援建学校、扩大培训。目前，中国在注重经济基础设施援建的同时侧重援助医院、农业培训中心、学校、防止疟疾的药物和疾病控制中心等等社会公益和民生项目。除了双边援助以外，中国政府还在各种多边场合加强磋商与合作，并加强了在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援助力度。[50]
二 “以人为本”的对外援助主题
“以人为本”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新主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人力资源作为中国发展的第一大资源不仅为中国自己所认识，也为广大的受援国所认识。埃塞俄比亚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曾指出，埃塞俄比亚不仅欢迎中国的援助和投资，更希望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兴建学校，不仅仅是建造校舍，而是希望从中国引进从校长到教师再到教材和教育方法的全部教育内容。这位部长先生说，以埃塞俄比亚的资源，加上像中国人那样的好学和勤劳的劳动者，埃塞俄比亚不愁发展不起来。[51]
因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力量和作用绝不止于通过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等资金渠道转移少量资本，也不仅限于通过建设成套项目、提供物资和技术合作、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和派遣医疗队及志愿者、减免重债国的债务等方式提供经济帮助，伴随着这些资本转移的是中国发展的方式，传播的是中国与受援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其彼此之间相互认同的发展理念，这些是比医院、农场、体育场、纪念碑更能够持久地发挥作用的援助。
基于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对联合国的“五大举措”[52]承诺中，特别强调直接针对受援国人民提供服务，一是回应人的基本需求，为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提供的医疗卫生和防病治病方面的援助；二是关注人的能力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才提供帮助。将援助的重心转向帮助人提高自身发展能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宣布：“发展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我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我国开展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形式”，是一项“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政策主张”。吴仪要求援外机构“优化培训队伍，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效果”。[53]
“以人为本”的发展援助理念还使中国更加积极地回应国际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给人造成的伤害。进入21世纪，中国明显地加大了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力度。2002年，中国商务部建立了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机制，负责制定相应的工作预案。2004年，商务部会同外交部等相关机构，就建立中国的对外人道主义紧急救灾物资援助等事项制定工作机制，以应对频发的突发性事件，在应对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体现中国的人文和人道主义精神。
为了有效地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建立了以三部门为主，多部门参加的部际工作机制，由商务部和外交部就需要及时提供援助的对象和援助数额进行协商决定，而后启动应急任务的执行。在执行层面，商务部和总参谋部指定专人建立全天候对口联系制度，由总参谋部负责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救援物资的组织协调工作，并以“特事特办”的原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联系民航部门落实，使援助物资在第一时间运抵受援国受灾现场，使中国援助的高效率能够切实得到体现，减少了很多报批和审批程序。
在人的能力建设方面，中国增加了各种奖学金，并邀请受援国人员来华参加以技术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培训班，派中国青年志愿者到受援国基层参与发展，结交朋友。自1883年起，中国就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和有关援助国合作，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班的国际旅费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承担，而在华培训的费用则由中国政府提供，培训内容涵盖了一些基本的技能，例如气象预报、淡水养鱼、蔬菜种植、水稻栽培、小水电、太阳能、沼气技术等30多种专业技术，获得了很好的效果。1998年起，中国开始为非洲国家开办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培训各个领域的政府官员，通过培训使这些官员转变思想、开阔视野、接触现实的发展经验和使用技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对外培训援助迅速发展，2003年以后，为发展中国家培训的人数平均年增25倍，投入资金也从几千万元人民币增加到3～4亿元人民币，承办援外培训业务的单位扩展到150～160家，其中骨干的培训机构（来自科研和教育领域）有50家左右，接受培训的学员来自150多个国家。[54]根据不完全统计，到2009年年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培训的各类人才已有12万人次之多。如果算上早期工程培训，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起初，培训内容主要是传授具体的技术和技能，例如培植蘑菇、编筐编篓的方法、针灸治疗和中草药使用，渐渐地发展为包括管理经济、促进发展、研讨法律、使用绿色能源等专题在内的培训，涉及的培训领域达20多个。从中国最近举办的几个培训班名称中即可以窥见中国与受援国之间关系的深度：“非洲审计署长研讨班”“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部级研讨班”“发展中国家行政管理硕士班”“高级警官培训班”等。培训人员包括了技术人员，也包括政府各领域的官员。接受培训的人员与中方培训者共同探讨发展经验，并到中国各地体验减贫和发展经济的实践，研究并切磋适合本国国情的扶贫减贫策略。[55]
在中国接受培训期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们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自动化设备、质量监控手段和现代化的管理，改变了世界市场上对于中国货“档次低、性能差”的偏见，促进了中国和受援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签署了一些中国比较先进的机械设备（例如中纺机械设备）的购买合同。更重要的是，培训合作为各国官员平等交流发展经验搭建了平台，进而加深了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在发展的过程中致力于人力资源开发，这个概念既是中国的，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密切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向世界银行提出了为中国培训干部的要求。1980年9月，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世界银行年会的时候就根据中国政府确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向世界银行提出了为中国培训干部的要求。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要求极为重视，在中国正式提出两个月后，世界银行即派人到中国商讨合作培训的具体事宜，并于次年5月在华盛顿举办了第一期中国高级官员一般项目计划管理研讨会，紧接着又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期中级官员讲习班，并在上海设立合作培训机构。此后，多、双边援助机构在中国和国外举办的各类培训班不可胜数。中国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需求从这些培训中大量地汲取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市场经济的方法，[56]这些知识和方法不仅在中国得到了传播，也通过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培训得到了继续传播。
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并不是简单的“二传手”，而是在消化和吸收西方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增添了“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这些经验由于来自一个曾经有过被殖民经历的中国，所以，对其他具有类似历史经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更加容易理解和消化，更能够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57] 中国通过培训传导的中国发展经验兼具现实性和中国特色。例如中国对于发展目标的选择是根据现实情况而不是教条做出的。当西方世界一再主张先民主化后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经验是先投资长期被忽略的领域，例如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再将这些经验传授给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结果证明，中国经验有利于“非洲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58]再如，中国在意识到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后，即通过培训援助和其他援助形式大量地向发展中国家传递有关绿色发展的信息、理念和方式，对于全世界的绿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些非洲学员还看到中国人民“非常勤奋”，看到中国通过引进智力，加强教育，取得显著的成果，他们从中国经验中看到希望并受到鼓舞，希望在职业教育等方面向中国学习，从而产生了一种发展的向心力。[59]这种经验的转移和共享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的友谊，使得合作像滚雪球一样拓展开来，就像一位阿尔及利亚农业部的官员所说，中国农科院向阿尔及利亚推广了农业技术，使阿尔及利亚在几年内就还清了债务，这种形式的合作效果是援助数额所不能估算的。[60]
此外，中国对于培训的步骤和内容格外关注。2008年，商务部部长吴仪在对人力资源培训的具体布置中要求承办培训的单位，选好培训的国别和对象；定好培训基地（初步确定为商务部培训中心、外交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福建外经贸干部培训基地、湖北农业官员培训中心等）；结合多边培训和定向培训，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编好培训教材，在教材中体现中国国情和国策、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发展道路；重点开展与脱贫解困、疫病防治以及经济发展相关的培训内容；评估好培训效果，制定科学合理的衡量方法，以确保培训质量等。总之，培训的布置十分细致，很有操作性和针对性。
三 顺应发展的管理机制改革
进入21世纪，中国援外由于规模扩大、领域拓宽而发挥出更多的优势，同时，在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也出现很多变动。
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的调整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更加注重专业化分工，二是更加强调部门间协调。从工作协调小组（如对非洲经贸工作协调小组），一直到高级别的协调机制（如对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部际协调机制）都强调协调配合。随着援外工作向各专业领域的延伸，对于专业化和细致化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分管的专业部门多了起来，专业部门之间协调不畅、信息不通的现象在所难免，因此，在各个层级和专业领域里重建协调机制就成为必要。这种先实施专业分工，后进行部门协调的管理调整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援外条块联网管理不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援外行政网络是为了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自上而下地建立的，是行政主导型的体制。而改革开放后的各层协调机制虽然不似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那样规整有序，而且有时还有缺失和重复，但大体都是根据管理需求而制定，并依照管理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既有行政的成分，也有其他因素。
中国援外管理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和“责任承包制”以后，承包企业这种市场力量进入对外援助工作领域。主管部门需要对这些力量实行招投标和监督评估管理，相应的机构便应运而生。为了控制质量，管理部门引进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总承包企业必须是获得ISO9000质量认证资格单位），推行了对外援助项目的监理工程师、技术组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岗前培训，同时还要求发挥受援国的监督作用，另外委派政府主管部门做好项目验收工作，并制定相应的奖优罚劣规定或机制，其目的是完善专业化管理。2003年成立的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也是从功能的角度出发，在项目的实施、验收等环节分担援外司的工作量，该局下设的招标处、资格审查处等机构也是引入市场机制的结果。由于招标程序的日益复杂，资格审查对象机构的日益增多，信息建设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样由于在市场化条件下，援外人员出现“去单位化”和自由流动的倾向，因此，对援外人力资源的管理就增加了“事前培训”和“持证上岗”等新内容。[61]
由于各项援外业务工作仍然有很多交织，商务部于2008年再度对主管部门进行机制调整，增设了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国际商务官员研究学院，分担物资项目和培训项目的实施，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继续承担成套项目和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中国进出口银行则继续负责优惠贷款项目的实施。援外医疗队由卫生部管理，由各省市自治区选派。志愿者由团中央管理。为了在政策层面更好地协调各相关部门，由商务部（主任单位）、外交部（副主任单位）和财政部（副主任单位）等三部委领衔，24个中央部委和单位于2008年10月组成的“对外援助部际联系机制”在2011年升格为部际协调机制，不仅负责统筹援外归口管理和多方联动，发挥各方专业功能的优势，就中国援外问题进行沟通，而且定期就政策问题进行协调，强化对外援助领域的发展战略规划、政策规划和制度建设。
进入21世纪以后，对外援助管理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信息管理。面对迅速扩大的援外规模和日益庞大的援外队伍，以及对外援助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没有足够的信息难以进行政策调整和有效管理。2000年，商务部援外司启动了办公自动化，此后又建立了信息处，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补充、统计，并推行统一的技术标准，进行经济技术监督，以促进科学决策、严格管理和公平竞争。
对外援助管理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是对援外人员的管理。如果说，西方援助的优势在于资金量充足，那么中国援助的优势就是人的吃苦耐劳和敬业精神。中国与受援国之间多年的友谊通过中国援外人员向受援国社会各界传导。因此，中国领导分外注重中国援外人员的选拔、培养和派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集中的行政管理措施，确保中国援外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业务技术和身体条件都非常优秀，他们在受援国为中国赢得了“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美誉。[62]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还针对外派人员重视政治条件而忽视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倾向责成有关部门改进。[63]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曾经发文，充分肯定了中国对外援助赢得良好声誉的原因一是靠正确的方针政策，二是靠援外人员的言传身教、平等待人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同时要求继续发挥这一人员优势。[64]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援外项目更多地面向受援国社会，因此中国援外人在受援国社会的接触面也就更加广泛。由于改革的成功，中国国内生活条件改善的速度远远快于发展中的受援国。一位援助东非厄立特里亚的医疗人员曾经描绘了援非医疗队的艰苦程度：每年要做上千台手术，午餐是每人两块黑面包……有人牺牲、有人病痛、有人不能回家奔丧……但是仍然用汗水、泪水甚至生命践行承诺。[65]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医疗队，坚持服务受援国的人民，意义和作用都十分深远。
如前所述，随着中国援外事业的发展，中国多种行为主体开始走出国门，步入受援国社会，从承包企业的经理和员工，到援外医疗队的医生和医务人员，再到青年志愿者，他们长年生活和工作在受援国，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直接与受援国同事交往合作，促进了中国和受援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和相互了解。同时，他们的日常工作不是外交交涉和外交换文，但却是远较外交换文和外交交涉复杂得多和具体得多的经济外交或民间外交工作，他们因此而成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桥梁，他们的活动和工作也得到受援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议题。
在援外项目结束以后，有些援外人员依靠在受援国建立起的信誉和关系网络参与其他开发项目的市场竞争，甚至可能被受援国挽留下来，承担开发任务。[66]这些企业的经理和代表成为受援国领导人的座上宾，成为促进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使者，同时又扮演着受援国的市场开拓者和合作开发者的角色，在受援国各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毋庸讳言，在新的时代，周恩来总理曾经严厉批评过的一些中国援外人员的素质问题和管理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有些方面甚至有加重的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与援外人员的关系从上下级关系变为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条件下要使市场化的管理方法与传统的行政方法相结合，保证对外援助事业所承载的政治和战略任务的完成，使政府有效地发挥科学决策和合理监督的职能，使企业和其他援外行为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援外事业，这是中国援外体制改革至今尚在探索和实验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机制在过去的60多年中，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战略的要求，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67]同时不断改革创新，调整重组，以适应国内体制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这种既坚持又发展又改革的态势还将随形势的变化而继续。
[1] 原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将中国对外援助划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7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我根据中国基本体制特征，将20世纪50、60和70年代合并为一个阶段，将80和90年代合并为一个阶段，而第三阶段在我看来也是第二阶段的自然延伸，之所以作为第三阶段来看，主要是取其前瞻之意。参见傅自应《继往开来，进一步做好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纪念我国对外援助工作60周年》，《中国经贸》（中国对外援助60年特刊）2010年8月，第10页。
[2] 《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3] 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4]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有关“总交货人部制”和“协作交货部制”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 《人民日报》1964年4月26日。
[6] 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7] 2007年访问前援外司司长李承为的记录。
[8] 《方毅传》编写组《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第247～248页。
[9] 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1964.9～1982.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69～71页。
[10] 根据课题组对中国援外人员的访谈纪要。
[11] 《方毅传》编写组《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第261页。
[1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7，第378页。另见《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第12～13页。
[13] 《方毅传》编写组《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第289页。
[14] 《光辉的历程——程飞（前外经部副部长）谈外援》，《对外援助工作通讯》2008年第3～5期连载。
[15] 《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2008，第73～77页。
[16] 周弘：《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等。
[17]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89页。
[18] 方毅：《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开创援外工作的新局面》，《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2008，第91～95页，99～104页。
[19] 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对外援助管理规章制度文件汇编》，2005，第171页。
[20] 方毅：《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开创援外工作的新局面》，《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2008，第91～95、99～104页。
[21]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68页。
[22]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63～264页。
[23]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第1版，第5页。
[24] 邓小平：《实现四化，永不称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2页。
[25] 转引自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70页。
[26] 1994年，中国获得了32.25亿美元的援助，成为世界最大的受援国。转引自Davies，Penny.China and the End of Poverty in Africa—towards mutual benefit？Sundbyberg，Sweden: Diakonia，August，2007，p.33。
[27] 1980年11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几点意见》中的批示。
[28] 《邓小平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的讲话：中国将来发展了仍属第三世界》，《人民日报》1986年6月22日。
[29] 陈慕华：《打开对外经济贸易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82年9月20日。
[30]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70页。
[31] 周弘、张浚、张敏：《外援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2] 周弘：《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
[33] 2008年1月24日与中国驻但赞铁路专家组的会谈纪录。
[34] 1985年以后新增添的援外医疗队、科技教育援助，以及后期的公安和安全合作等项目不在经贸部管辖权内。
[35]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89页。
[36]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73页。
[37]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90～93页。
[38]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39] 李安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政策的三种转变》，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6～2007）——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1页。
[40] 王昶：《中国高层决策·外交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68～169页。
[41] 商务部援外司：《对外援助管理规章制度文件汇编》（1958～2004），第八集，第1779～1784页。
[42] 周弘：《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
[43] 根据课题组访谈记录整理。
[44] 李鹏：《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卷），新华出版社，2007，第935～936页。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4月），人民出版社，第7页。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对外援助管理规章制度文件汇编》（1958～2004），2005，第七集，第1596～1604页。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对外援助管理规章制度文件汇编》（1958～2004），2005，第八集，第1605页。
[48] 201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其中提到，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的对外援助资金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29.4%。
[49] 黄梅波、任培强：《中国对非投资的现状和战略选择》，《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2012年5月17日，http://thesis.cei.gov.cn/modules/showdoc.aspx？DocGUID=d232d5c377834 befb0182c46bbdf094c&word=&title=。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4月），人民出版社，第4页。
[51] 2008年1月16日对埃塞俄比亚教育部访谈记录。
[52] “五大举措”包括：第一，中国决定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优惠范围将包括这些国家的多数对华出口商品。第二，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并通过双边渠道，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第三，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双方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第四，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为其提供包括防疟特效药在内的药物，帮助它们建立和改善医疗设施、培训医疗人员。具体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及双边渠道落实。第五，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帮助有关国家加快人才培养。引自《胡锦涛宣布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五大举措》，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52409/52414/3702055.htm，2005年09月16日。
[53] 《吴仪致信全国院外培训工作会议》，《人民日报》2007年7月27日。
[54] 2007年11月21日商务部援外司培训处访谈记录。
[55] 《人民日报》2004年9月24日。转引自李安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政策的三种转变》，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6～2007）——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3页。
[56] 周弘、张浚、张敏：《外援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6、243页。
[57] Davies，Penny. China and the End of Poverty in Africa—towards mutual benefit？Sundbyberg，Sweden: Diakonia，August，2007，p.36.
[58] Gill，Bates，Chin-hao Huang，and Stephen J. Morrison.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Africa—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of the CSIS Delegation to China on China-Africa-U.S. Relations. November 28-December 1，2006，p.v.
[59] 与参与我援外培训的埃塞尔比亚学员座谈会记录。2008年1月14日。
[60] 阿尔及利亚农业部访谈记录。2010年2月21日下午。
[61] 2007年9月20日对商务部经济合作局综合处访谈记录。
[62] 中国公司员工比在当地工作的欧洲和日本同行的工作时间更长、更努力、更负责。Kaplinsky，Raphael，Dorothy McCormick and Mike Morris. The Impact of China on Sub-Saharan Africa. IDS Working Paper 291，p.8.
[63]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68～269页。
[64] 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意见》，1980年12月。
[65] 刘营杰：《行在非洲》，2010年8月《中国经贸》（中国对外援助60年特刊），第38～39页。
[66] 2008年1月与“华为”公司、成套设备公司驻埃塞俄比亚经理的会谈纪录。
[6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4月），人民出版社，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