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性行为研究常用的理论

社会认知模型从心理学视角为性研究提供了许多研究理论和分析框架。其中，计划行为理论、知信行理论、健康信念模型、保护动机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是在性领域和健康行为领域里使用最广泛的几个理论。

一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PB）是理性行动理论的扩展。理性行动理论也被称为合理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是Martin Fishbein和Icek Ajzen于1975年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信念、态度、意向与行为：对理论与研究的一种概述》中首次提出。这个理论假设的前提是：人们的行为是有理性的，可以由个人的意志所控制。该理论阐明了行为、行为倾向、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最能决定自主性行为的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倾向（Behavioral Intention）。行为倾向是指一个人是否打算采取某种行为，或者是为了执行某一行为，个人愿意去尝试的程度以及计划为此付出多大努力。在计划行为里，态度指的是一个人对目标行为积极或消极评价的程度，是个人对行为会导致的某种结果的信念以及他对这种结果的评估的函数。行为态度不直接影响行为，而是通过行为倾向影响行为。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N）是个人心中存在的某些行为准则和在执行目标行为时感知到来自他人的社会压力，由个人感知他的参照群体对他是否执行该项行为的态度，以及他服从该参照群体的期望的动机共同决定（见图2-2）。

图2-2 理性行动理论示意图

由于理性行动理论的假设是人们可以用意志控制自己的行为，然而实际上，个人行为往往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情境、习惯、技术、能力、外部资源、时间、机会、行为承诺、责任等，因此，在预测包括习惯性行为、需要资源和技能的行为和一些无行为动机的行为时，理性行动理论的解释力较弱。

于是，Icek Ajzen等在理性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完全自主行为的解释变量——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PBC），发展出计划行为理论（Fishbein和Ajzen，1975；Ajzen和Fishbein，1980；Ajzen，1985；Ajzen和Madden，1986；Ajzen，1991；Fisher J.D.和Fisher W.A.，2000；Fishbein和Ajzen，2005）。PBC是指个人在执行某一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容易或困难程度，反映了个体感知到的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控制程度（TPB模型如图2-3所示）。

图2-3 计划行为理论示意图

许多研究应用并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的预测正确性，如家庭计划生育行为、人工流产行为、消费行为、减肥行为、献血行为、美国大选选民投票行为、牙齿卫生保健行为、母婴哺育行为、妇女职业定向行为乃至吸毒行为等（Godin等，1992；Godin和Kok，1996；Conner和Armitage，1998）。此外，该理论也被用来预测和解释性病/艾滋病行为，如“一夜情”行为、性伴侣的性和吸毒的历史、和性伴侣讨论安全套的使用，以及实际安全套使用行为等（Gatch和Kendziershi，1990；Jemmott等，1992；Conner和Armitage，1998；Cha等，2008；袁玲，2007）。

尽管理性行动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能预测很多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但是它们仍有值得详细考察的地方。Ajzen也承认，知觉行为控制并不能完全测量到行为的实际可控性，因为个体对“控制”的知觉可能并不完全确切。实际可控性是执行该行为的客观先决条件，包含了机遇和资源的实用性等因素。举例说明，一个大学生可能对上课这样的行为有很大的主观控制感，但他仍可能因为实际可控性被一个不可预知的事件减弱而不能去上课（例如车祸或大风雪）。然而，由于实际可控性非常难以评估，于是Ajzen采用知觉行为控制（PBC）代替实际可控性。但这一代替显然会因为存在较大测量误差而受到批评。Bagozzi和Nataraajan认为计划行为理论存在三大缺陷：第一，尽管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为行动提供了前提，但是他们却不能解释行动为什么会发生；第二，计划行为理论仅把行为作为讨论目标，因而决策过程中目标的作用却被理论中的变量完全忽略了；第三，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期望和情感因素，行为意向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行为主体的行为近时性和频率或者过去行为的影响。

二 知识态度行为理论

KAP模型也被称为“知识—态度—行为模型”或“知信行模型”，该模型是西方学者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用来描述知识、态度和行为之间关系的心理认知模型，该模型认为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正确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是行为改变的动力，行为改变是目标，也是知识和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们对知识掌握后，进行独立思考，逐步形成自己的信念，当知识转变成信念后才能支配人们的行动。因此，信念的转变在该模型中是关键。

其实，知信行模型在中国颇有渊源。知行关系一直都是中国哲学家孜孜不倦研究的主题，从《尚书·说命》中“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论点，到孔子的“听其言而观其行”，再到宋代程颐的“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者”和“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都蕴含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知行关系的深入思考，但都只是单一观点，不成体系。直到南宋，朱熹对“知行关系”提出系统理论的基础，他将“知行关系”的前提明确为“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说得通俗点儿就是要“就事论事”，而不能脱离具体事情而空谈。朱熹还提出“知”和“行”是相互独立的两部分，绝非一一对应；但同时它们“相须互发”，即相互促进。明代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的论点。这都为我们理解知识和行为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知信行模型一提出就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曾被广泛应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行为促进等方面，尤其是在艾滋病防治和安全性行为促进方面有大量应用（Sehgal等，1992；Garcia等，1993；Fishbein等，1995；Singh等，1998）。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该模型存在不少问题，知识和行为改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模型所描述的那样。Slesinger和Pfeffer（1992）的研究发现对安全套的错误认识与其风险性行为有关，但McGuire等（1992）却发现无保护性行为与艾滋病相关知识和态度没有直接关系。可以看出，目前在安全性行为促进方面对KAP的应用上没有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还有些研究把知识作为行为改变的充分条件，削弱了该模型的解释力。目前在西方健康行为研究中用此模式很少，但在国内的健康行为研究中则应用得十分广泛，尤其是在高危性行为干预中，知识、态度和信念常用作效果评价的重要指标（胡俊峰和侯培森，2005）。

三 健康信念模型

健康信念模型（HBM）可以算得上是健康心理领域里最古老和使用最广泛的社会认知模型之一（Janz和Becker，1984）。该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公共卫生机构的社会心理学家Hockbaum等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目的在于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Conner和Norman，2005）。后来经由贝克（Becker）等（1977）合并了所有相关社会心理变量，最终形成了HBM的框架，成为开展健康行为干预项目和活动的重要工作模型（Becker等，1977）。

健康信念模型的理论假设是：如果一个人意识到只要采取建议的行为或措施就可以预防或避免某种疾病的发生，并且如果个人自信能够成功实施这种行为，那么个人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HBM模型关注代表个人健康和健康行为的两个方面：知觉到的威胁和对将采取的行为的评价。其中，知觉到的威胁受疾病或健康问题的易感性和感知到疾病结果的严重性的影响，行为评价由采取该行为的益处和采取该行为时的困难或成本组成。此外，个人内在因素（比如疾病症状等）和外在因素可能会影响健康行为的发生，诸如大众媒体的宣传、亲朋好友的建议等对行为的暗示性因素也会发生作用。最后，有较高的健康动机可能会直接导致发生健康行为（见图2-4）。

图2-4 健康信念模型示意图

根据健康信念模型（HBM）的观点，除非人们具备了一定水平的安全套使用动机和安全套知识，或者认为自己存在潜在的健康问题或风险，或是明白了使用安全套的好处并且感觉到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并不困难，否则他们在性行为中一般不会主动使用安全套。当然，这些因素也会受到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统计学因素和行为暗示的影响，可以通过环境（比如大众媒体的宣传或亲朋好友的带动等）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HBM自创建以来，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控烟、营养、性病/艾滋病、高血压筛查、安全带使用、乳腺自检、锻炼等众多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项目和活动的计划、设计和实施工作之中。但是该模型侧重对健康行为的认知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林丹华等，2005），而不关注态度是如何变化的（Schwarzer，1992）。它把人看作理性的信息处理者，却忽略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认为风险程度（易感性和严重性）评估是人们行为决策的前提，“成本-收益”分析是人们行为决策的关键。由于忽略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该理论不太适用于理解性行为，Brown等（1991）认为尤其不适用于解释青少年的性行为。另外，该理论没有考虑习惯行为的存在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对社会因素、个体行为后果信念以及行为控制能力缺乏充分的思考（Vanlandingham，1995）。

四 保护动机理论

保护动机理论（PMT）是由Rogers于1975年为研究恐惧诉求的影响时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1983年Rogers扩展该理论，强调介导态度和行为变化的认知过程。该理论认为，恐惧激发了“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两个认知评估过程。威胁评估是个体综合评估该行为的内部回报和外部回报与自身暴露在危险行为的可能性和危险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对评估是个体对自己应付和避免危险的能力的评估，是反应效能、自我效能和反应代价的综合结果。两个评估过程的综合结果决定了个体是否产生保护动机，最终产生行为变化以避免自己遭受伤害（见图2-5）。

图2-5 保护动机模型示意图

保护动机理论提出后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健康行为领域中，在艾滋病预防领域中的应用发现该理论能有效预测性病/艾滋病高危性行为（Stanton等，1998；方晓义等，2006）。

保护动机理论是健康信念模型的延伸和扩展，这两种理论都认为认知过程在态度和行为改变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并且都强调个体的信念在行为改变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两种理论都包含着对行为改变的益处——代价之差的分析，但是保护动机理论更综合、深入地分析行为转变的内在机制和过程。然而，它也与健康信念模型一样，没有考虑习惯行为的存在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对社会因素、个体行为后果信念以及行为控制能力缺乏充分的思考（Vanlandingham，1995）。

五 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SCT）由班杜拉于1982年提出，该理论假设人的动机和行为是基于对环境-结果、行为-结果和自我效能的预期，强调环境、心理认知和行为改变之间的互动关系。知觉自我效能是指人们对自己执行某一个特定行为以实现预期结果的能力的信念。结果预期是SCT的核心结构，是指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可能结果的信念。环境预期包括目标以及知觉到的有利条件和机会等（见图2-6）。

图2-6 社会认知理论示意图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人的动机和行为完全是由人的预期进行调节的，也就是对执行某一特定行为的结果的预期。可见，从社会认知理论来看，行为改变的最大问题不是指导人们该干什么，而是传授给他们技能以及实施该行为的必要信念。换言之，就是通过影响两个基本变量来影响健康行为的选择，一是让个人坚信采取某行为获得益处大于害处，二是让个人坚信有成功完成该行为的信念。由于行为改变必须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发生，所以来自社会的影响和同伴的影响也会促进或削弱该行为的执行情况。

六 综合模型

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试图用各个模型预测各种健康行为，但是还没有发现对上述所有模型进行比较的实证研究（Conner和Norman，2005）。因此，我们也无法知道哪个模型在哪类健康行为领域里更有效，哪个变量在预测行为时的解释力更强。但是，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试图对其中的两个或几个模型进行对比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对我们很有启发借鉴意义。

Bakker等（1993）对比了HBM模型和TPB模型在异性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效力，发现TPB模型的解释力要高于HBM模型。也有研究得出正好相反的结论，例如，Mullen等（1987）在一项为期八个月的对一系列健康行为改变的研究中，发现TRA和HBM模型都能有效预测健康行为，然而HBM模型的解释力稍高于TRA。但Mullen等同时也指出，HBM模型在预测行为改变时更经济有效，是因为它在测量其构建时只需要23个题项，而TRA却需要32个。但是，需要指出的是，Mullen等在使用TRA时，对态度和主观规范的测量采取了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同时，也有大量研究检验了自我效能（Self-Efficiency）和主要社会认知模型的关系，发现自我效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社会认知变量。例如，Dzewaltowski（1989）在使用TRA和SCT模型对比研究七个星期后的锻炼行为的预测变量时，发现SCT比TRA的解释度更高（R²=0.14∶0.06），并且自我效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Schwarzer（1992）建议用自我效能替代知觉行为控制。

同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主要的社会认知模型之间存在重叠（Armitage和Conner，2001）。例如，大部分健康行为领域的社会认知模型都关注执行某个健康行为时的知觉结果（Perceived Consequences），TPB模型中的行为信念，HBM模型中的执行健康行为的利益和成本，SCT中的结果期望。再比如，TPB模型中的知觉行为控制和SCT模型中的自我效能也是相互重叠的。再比如，TPB和SCT模型在各个认知变量和行为变量中间有中介变量，在TPB模型中是行为倾向（或叫行为意图，Behavioral Intention），在SCT模型中是保护动机（Protection Motivation）。

于是Fishbein等（2001）综合了社会认知模型中各个模型的主要变量，提出了一个由八个变量构成的新的综合模型（见图2-7），分别是行为倾向、技巧、环境约束、自我约束、优势/劣势、社会压力、自我效能和情绪反馈。其中，前三个变量决定着行为，后五个变量主要通过影响行为倾向而影响行为。该模型的提出者们认为该模型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该模型包含了许多研究者争论应该纳入模型而主要社会认知模型中没有的重要变量，如自我识别（Self-Identity）和参与影响（Anticipated Affect）；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没有纳入HBM中的感知脆弱性和严重性；第三，该模型缺少对模型中各个构建之间关系的描述；第四，到目前为止，该模型还没有实证研究。

图2-7 主要理论家的行为模型（Conner和Norman，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