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的威胁

1991年后,随着超级核大国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开始明确意识到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问题的严重性。苏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核武器数量最多时约达45000枚。[2]其战略核武器分布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四个加盟共和国,战术核武器更分布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4个。它还拥有大量的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据估计,约有200吨钚,800~1200吨高浓铀。[3]如此数量庞大的核材料储藏在苏联境内的各个地方。苏联的核科学家和核技术人员的数量也非常多,参加核武器工作的人员高达10多万,其中掌握秘密信息的有1万~1.5万人,而掌握绝密信息的有2000~3000人。[4]

苏联解体前,其庞大的核武库、核材料和核技术受到严密的集中控制和管理。苏联解体后,它们随之分散到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又十分困难,社会秩序也不稳定。这使苏联地区很快成为非国家行为体进行核扩散所觊觎的对象,不断有核材料走私等令人担心的报道出现。这些报道加剧了人们的一种担心,即俄罗斯等国会出现核材料、核武器以及核科技人员流失的状况,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利用俄罗斯等国的困难,积极从事核扩散。面对上述情况,国际社会开始与俄罗斯等国政府合作,协助它们销毁部分核武器、稀释高浓铀、加强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保障、重新安置核科技人员就业等。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对非国家行为体在俄罗斯等国从事核扩散的担心。2003年,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全球核地下走私网络的曝光证明,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了核扩散,核扩散行为涉及的国家与地区也在不断扩大,非国家行为体在核扩散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其核扩散活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

2001年的“9·11”事件进一步给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恐怖分子大规模滥杀无辜以求取得轰动效应的做法不禁使人们想到,一旦他们获取核武器就可能毫不犹疑地使用核武器。这是因为,恐怖组织与主权国家不同,它们没有固定的居民、领土和政权,它们不担心在向强国甚至核武器国家进行核袭击后会遭到无法承受的报复性打击。因此,传统的核威慑对恐怖组织无法发挥作用,不能慑止它们使用核武器。有报道说,“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之前就试图获取核武器,在“9·11”之后则进一步加快了获取核武器的步伐。[5]结果,在世界核交易市场上,除了存在企图发展核武器的主权国家需求方以外,又出现了非国家行为体恐怖主义组织需求方。市场的规律是有需求就有供给,需求方的增加有可能会刺激供应方的增加。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防止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方面,尤其是防止恐怖主义组织获取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