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古代图书署名的发展及规范

先秦子书的书名署名与汉代作品的卷端署名，只是中国古代图书署名的两种早期形式，尚不是图书署名的普遍形式，因为图书不署名的风气至汉魏时期仍然存在。中国古代图书署名是在晋代以后才逐渐规范化的。

一 魏晋南北朝的卷端署名

如前所述，魏初仍保留有著作不署名的风气。但入晋以后，著作的卷端无不署名，说明著作署名权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这从《隋书·经籍志》（它记录了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图书的存佚情况）对文献的著录就可以看出来。以经部《易》类文献为例，共著录图书69种，其中题署“某某撰”者31种，如《周易音》1卷，署“东晋太子前率徐邈撰”；《周易讲疏》16卷，署“梁五经博士褚仲都撰”；《周易讲疏》30卷，署“陈谘议参军张讥撰”。题署“某某注”者有25种，如《周易》10卷，署“晋散骑常侍干宝注”；《周易》8卷，署“晋著作郎张璠注”；《周易系辞》2卷，署“梁太中大夫宋褰注”。题署“某某章句”者3种（如《周易》10卷，署“汉魏郡太守京房章句”）、“某某传”者1种（《周易》2卷，署“魏文侯师卜子夏传”）。从其署名形式来看，一般由朝代、职官、姓名加著述方式组成。另有3种虽然没有单独署名作者，但在书名里有所反映，如《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解》10卷、《周易荀爽九家注》10卷、《周易杨氏集二王注》5卷。只剩下6种没有明确的作者署名，分别是《周易玄品》2卷、《周易释序义》3卷、《周易问》20卷、《周易文句义》20卷、《周易私记》20卷和《周易谱》1卷。晋代以后著作署名的逐渐盛行及规范化，说明作品与作者的归属关系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了强化。

魏晋南北朝之际，经书的著述方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汇集前人注释的“集解”“集议”“集注”“集传”“集说”等作品，这些在作者署名里也有所反映。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易》有南梁徐爰《周易集注系辞》2卷；《书》有南朝宋姜道盛《集解尚书》11卷；《诗》有南梁崔灵恩《集注毛诗》24卷；《礼》有晋孔伦《集注丧服经传》1卷、南朝宋蔡超《集注丧服经传》2卷、南齐田僧绍《集解丧服经传》2卷；《春秋》有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孝经》有晋荀昶《集议孝经》1卷；《论语》有魏何晏《集解论语》10卷、晋卫瓘《集注论语》6卷、晋崔豹《论语集义》8卷；等等。这主要是因为，从汉至南北朝，前人的经解著作已经不少，为了便于人们对各家师承进行集中研究和比较，于是产生了汇聚前家众说进行综合注释的“集解”类著作。从其题名来看，既然标明为“集”，当然就是汇集了前代的各家注说，这实际上也是在书名中表明了对前人知识成果的一种尊重态度。

二 隋唐五代的卷端署名

经学纷争既久，各家注释长期莫衷一是，至隋唐时期，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相争的局面。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唐代做了统一经书注释的工作，出现了“正义”一类的经注著作。贞观间，唐太宗诏令孔颖达、马嘉运、王德韶、杨士勋、贾公彦等人修撰《五经正义》，于贞观十六年（642年）撰成，后经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天下。所谓“正义”，即正定之意，排众说而定一尊，这实际上是朝廷干预经学纷争的一种手段。《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之后，就成了全国经学的标准注本。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以后，由于图书的出版及传播变得更为便捷，作者署名形式也有了新的变化。从《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来看，这一时期作者署名有两个特点：一是多不署朝代、籍贯和职官名，而是直署姓名，连字号也不常署；二是“撰”成为最为普遍的著述方式。这既说明原创作品有了大幅增长，也说明著作的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其外延相对于汉代有了明显的扩大。笔者以《旧唐书·经籍志》为对象，将唐人的作者署名方式（与著述方式连署）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撰著。在形式上它又分为：①撰。此种著述方式最为常见，如经部《周易大义》20卷，“梁武帝撰”；史部《东观汉记》127卷，“刘珍撰”；子部《抱朴子内篇》20卷，“葛洪撰”。《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的集部图书多不另署作者姓名，因为其书名通常包含有作者信息，如“《车灌集》五卷”“《王隐集》十卷”“《苏彦集》十卷”等。②作。如《史记》130卷，“司马迁作”；《汉书》115卷，“班固作”；《汉书律历志音义》1卷，“阴景伦作”。

第二，注释。它包括：①注。如《周易义疏》20卷，“宋明帝注”；②传。如《周易》两卷，“卜商传”。③章句。如《周易》10卷，“孟喜章句”。④集注。如《集注毛诗》24卷，“崔灵恩集注”。⑤集解。如《春秋谷梁传》11卷，“张靖集解”。

第三，评论。这种著述方式通常记录当事人的对话或辩论，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如《周易论》5卷，“暨长成难，暨仲容答”；《春秋公羊答问》5卷，“荀爽问，徐钦答”。

第四，两种著述方式分署。①某撰，某注。如《丧服要纪》10卷，“贺循撰，庾蔚之注”；《春秋左氏膏肓》10卷，“何休撰，郑玄笺”；《三苍》3卷，“李斯等撰，郭璞解”。②某撰，某驳。如《五经异义》10卷，“许慎撰，郑玄驳”。③某序，某注。如《礼记宁朔新书》20卷，“司马伷序，王懋约注”。④某录，某注。如《管弦记》12卷，“留进录，凌秀注”。⑤某演，某注。如《谥法》3卷，“荀顗演，刘熙注”。⑥某传，某述。如《春秋公羊传》5卷，“公羊高传，严彭祖述”。⑦某注，某赞。如《论语》10卷，“郑玄注，虞喜赞”。

第五，多种著述方式分署。如《何氏春秋汉议》11卷，“何休撰，郑玄驳，糜信注”；《春秋谷梁废疾》3卷，“何休作，郑玄解，张靖箴”；《古文孝经》1卷，“孔子说，曾参受，孔安国传”；《尚书释文》4卷，“郑玄注，王粲问，田琼、韩益正”。

从对《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的考察情况来看，唐代的作者署名出现了简约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直署姓名，而不连署朝代、籍贯、职官、字号等，著述方式的划分也相对简单规范。

三 宋元明清的卷端署名

入宋以后，由于雕版印刷技术大范围的普及应用，图书的制作效率和传播范围得到了空前提高及扩大，作者署名及著述方式也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古代图书的卷端署名逐渐发展出多种形式。笔者结合历代古书的卷端图录，兹试举其要者如下。

第一，单署某某著（撰）。有题籍贯、姓名、字号者，如元延祐七年（1320年）叶辰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其卷端题：“眉山苏轼子瞻。”（见图2-1）有题朝代、籍贯、姓名者，如明万历商浚半埜堂刻本《桯史》的卷端题：“宋相台岳珂。”有籍贯、姓名、字号、著述方式连署的，这种署名方式比较常见。如明万历癸巳（1593年）刻本《呻吟语》，卷端题：“宁陵吕坤叔简父著。”明万历己亥（1599年）刻本《重订举业巵言》，卷端题“关中武之望叔卿著。”清乾隆丁未（1787年）刻本《天花精言》，其卷端题：“洛阳袁句大宣甫著。”“父”“甫”均是古时男子的美称。也有籍贯、字号、姓名、著述方式连署的，如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竹林堂刻本《玉茗堂全集》，卷端题：“临川义仍汤显祖著。”“义仍”是汤显祖的字。

第二，署某某著（撰），某某校（订）。如明正德间建阳刘洪慎刻本《文献通考》卷端题：“鄱阳马端临贵与著述；东阳邵豳宗周校刊。”明万历马元调鱼乐轩刻本《元氏长庆集》，卷端题：“唐河南元稹微之著；明松江马元调巽甫校。”（见图2-2）明万历汪士贤刻本《陆士衡集》卷端署：“晋吴郡陆机著；明新安汪士贤校。”明毛晋汲古阁刻本《图画闻见志》卷端署：“宋郭若虚撰；明毛晋订。”清康熙传万堂刻本《绣虎轩尺牍》，卷端题：“金沙曹煜亮采著；门人许旭九日、唐孙华宝君校定。”清乾隆辛巳（1761年）承学堂刻本《梅氏丛书辑要》，卷端题：“宣城梅文鼎定九甫著；弟文鼏尔素学孙瑴成重较辑。”即便是校对责任人，古人的署名也分得十分清楚。如宋刻本《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共20卷，该书前三卷的卷端第一行均署：“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上经第×”；第二行下题：“庐陵杨万里廷秀”；第三行下题：“门人张敬之显父校正”。但从第四卷起，下只题“庐陵杨万里廷秀”^[46]，第四卷以后张敬之没有校对，即不署名。

图2-1 元延祐七年（1320年）叶辰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

图2-2 明万历鱼乐轩刻本《元氏长庆集》

第三，署某某著（撰），某某注（传、正义、音义、笺注等）。如明嘉靖间南京国子监刻本《前汉书》，卷端题：“汉兰台令史班固撰；唐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注。”明万历己亥（1599年）吴文龙刻本《悟真篇四注》的卷端题：“紫阳真人平叔张伯端著；紫贤真人薛道光、子野真人陆埜、上阳子陈致虚、一壑居士彭好古仝注；玄玄子程大约校正。”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槐荫草堂刻本《水经》，卷端题：“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见图2-3）当撰者和注者为同一人时，也可将两者合署为“撰注”，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刻本《绿萝山庄文集》，卷端题：“会稽胡浚（小字：字希张）撰注。”

第四，署某某著（撰），某某编（纂、辑、选、集等）。如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吴邦彦刻本《存心堂遗集》，卷端署：“元处士渊颖先生吴莱著；明学士门人宋濂编，后学晋陵庄起元重编。”明天启五年（1625年）刻本《两汉奇抄》，卷端署：“汉太史令班固著；明史官陈仁锡、督学使锺惺纂定。”（见图2-4）清乾隆辛巳（1761年）承学堂刻本《梅氏丛书辑要》卷端题：“宣城梅文鼎定九甫著；弟文鼏尔素学孙瑴成重较辑。”明崇祯间刻本《元次山集选》卷端题：“唐元结著；明陈应元选。”

图2-3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槐荫草堂刻本《水经》

图2-4 明天启五年（1625年）刻本《两汉奇抄》

第五，署某某著（撰），某某评（阅、批评、评点、批点等）。如明张溥刻本《蔡中郎集》，卷端题：“汉陈留蔡邕著；明太仓张溥评。”明末刻本《庾开府集》，卷端题：“周新野庾信著；明太仓张溥阅。”明崇祯二年（1629年）刻本《宋文文山先生全集》，卷端题：“宋庐陵文天祥文山父著；明武林后学钟越巽度父评阅，兄钟天均小天父、钟天墀云桓父参阅。”（见图2-5）。清乾隆间刻本《半舫斋古文》，卷端题：“高沙夏之蓉醴谷氏著；秣陵戴祖启敬咸批点。”

以上五种情况是在书名没有揭示作者信息的情况下普遍采用的作者署名形式。但如果书名已包含有作者信息，或作品本身是多个作者的总集，则卷端通常不再署原作者姓名，而是单署二次创作的作者及其编、校、注、评等著述方式。这就是以下第六至第九种情况。

第六，单署某某编（纂、辑、选、集等）。如明刻本《苏文忠公外纪》卷端署名：“瑯琊王世贞编。”明嘉靖七年（1528年）晋藩养德书院刻本《唐文粹》，卷端题：“吴兴姚铉纂。”明万历丁未（1607年）杨尔曾夷白堂刻本《图绘宗彝》，卷端题：“武林杨尔曾字圣鲁辑。”明万历间刻本《新刻三苏论策选粹》，卷端题：“海岱李时渐伯鸿甫选。”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俞宅书塾刻本《乖崖张公语录》，卷端题：“门生朝奉郎尚书虞部员外郎致仕李畋集。”（见图2-6）乖崖张公，即北宋张咏，《鹤林玉露》记载了他一钱斩吏的故事。

图2-5 明崇祯二年（1629年）刻本《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图2-6 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俞宅书塾刻本《乖崖张公语录》

第七，单署某某校（订）。如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慎懋官刻本《新锓抱朴子》，卷端题：“吴兴郡山人慎懋官校。”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刻本《何大复先生学约古文》，卷端只题：“晋陵后学谢守廉清父校。”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刻本《文苑英华选》，卷端题：“瀛洲宫梦仁定山手订。”清尚德堂刻本《丹溪先生心法》，卷端题：“明新安吴中珩校。”（见图2-7）

图2-7 清尚德堂刻本《丹溪先生心法》

图2-8 南宋刻本朱熹《诗集传》

图2-9 明万历七年（1579年）刻本《宋大家王文公文钞》

第八，单署某某注（集传、正义、音义、笺注等）。如明万历壬午（1582年）赵用贤刻本《管子》，卷端题：“唐司空房玄龄注。”清康熙间刻本《山海经广注》卷端题：“仁和吴任臣注。”清乾隆刻本《逸周书》卷端题：“孔晁注。”南宋刻本《诗集传》卷端题：“朱熹集传。”（见图2-8）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补刻本《徐孝穆全集》卷端题：“吴江吴兆宾显令笺注。”也有传和本义分开题署者，如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司礼监刻本《周易传义》，卷端题：“程颐传；朱熹本义。”宋刻本中有卷端只题某氏者，如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淮东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卷端署名：“吴兴施氏，吴郡顾氏。”这里实际上省略了“注”。注者即施元之（字德初）、顾禧（字景藩）两位学者。此本《注东坡先生诗》是编年体苏轼诗注的首次刊行。

第九，单署某某评（阅、批评、评点、批点等）。如明万历七年（1579年）刻本《宋大家王文公文钞》，卷端题：“归安鹿门茅坤批评。”（见图2-9）明万历间刻本《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卷端题：“须溪刘会孟评点。”会孟，是刘辰翁的字，此是籍贯和字号连署。明天启间刻本《文子》，卷端题：“句余孙文融评；武林梁杰廷玉阅。”

第十，撰著以外，将其他两种著述方式分开题署。例如，有将评、校分署者，如清乾隆仿范轩刻本《昭明文选集成》，卷端题：“古榕方廷珪伯海评点；男辉祖叔景校刻。”有将编、校分署者，如明万历刻本《有像列仙全传》，卷端题：“吴郡王世贞辑次；新都汪云鹏校梓。”（见图2-10）清顺治庚寅（1650年）谢世箕刻本《金石录》，卷端题：“宋东武赵明诚编著；清济南谢世箕较梓，晋陵冯逵道参订。”

第十一，撰著以外，将其他两种著述方式合并题署。例如，有将注、评合并题署的，如明万历周宗孔刻本《诗经品节》卷端题：“东粤复所杨起元注评。”清刻本《韩文起》卷端题：“晋安林云铭西仲评注。”有将评、编合并题署的，如明天启六年（1626年）沈飞仲刻本《太平广记》，卷端题：“古吴冯梦龙评纂。”（见图2-11）明崇祯间刻本《慧眼山房原本古今小品》，卷端题：“闽漳陈天定评选。”清雍正三年（1725年）朱可亭刻本《古文雅正》，卷端题：“漳浦蔡世远闻之选评。”有将编、校合并题署的，如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刻本《汉魏诗乘》，卷端题：“宣城梅鼎祚禹金编校。”

第十二，撰著以外，将三种以上著述方式分列署名。例如，有分署评、注、校者，如清康雍间刻本《金匮要略方论本义》，卷端题：“何炫、冀栋评定；魏荔彤释义；男士敏、士说校刊。”（见图2-12）也有将编、校、评、注等多种著述方式混合题署的，如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汪启文刻本《新镌焦太史汇选中原文献》，其卷端题：“修撰漪园焦竑选；少傅颍阳许国校；编修石蒉陶望龄评；修撰兰嵎朱之蕃注；新安庠生汪宗淳启文父、汪元湛若水父、许继登尔先父、汪宗伋予淑父阅梓。”

须指出的是，除了以上种种卷端署名形式外，书名仍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作者署名方式。如有的著作书名已揭示了作者信息，同时又没有编、校、注、评等其他二次著述方式，此种情况下卷端往往只署书名卷次，而不署任何作者姓名和著述方式。例如，明嘉靖壬辰（1532年）张大轮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端只署书名卷次，不署朱熹名；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江西布政司刻本《东坡奏议》15卷，卷端不署苏轼名；明万历丙子（1576年）姜奇方刻本《宛陵先生文集》，卷端不署梅尧臣名。清康熙间活字本《陈同甫集》，其卷端也只署书名卷次，不署陈亮名（见图2-13）。

图2-10 明万历刻本《有像列仙全传》

图2-11 明天启六年（1626年）沈飞仲刻本《太平广记》

图2-12 清康雍间刻本《金匮要略方论本义》

图2-13 清康熙间活字本《陈同甫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图书作者署名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不署名，到书名兼署作者信息，再到后来单独的卷端署名；从单一的著述方式的题署，到多种著述方式的分列题署，再到后来的各种著述方式的组合题署；从单一的作者姓名的题署，到姓名与朝代、籍贯、官职、字号、著述方式等其他项目的连署，中国古代图书作者署名走过了从无到有，从简陋到详细的规范化发展道路。无论是作者自署，还是由传刻者他署，以上这些变化，无不反映了中国古代著作人在其作品及其复制件中的标记意识的觉醒，也反映了传刻者（复制者）对原作者名誉的尊重。而这个过程发生的起点正好处于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私田”大量出现，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随之解体，封建生产关系孕育而生。这种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发生变化。“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政治诉求，促成了民间学术活动及私家著述的产生与发展，知识的创造与传播活动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各种学说、思潮和知识门类层出不穷。这就客观上需要对这些不同的知识学派加以区分，加上知识分子通过“立言”以求“不朽”的主观努力，中国古代图书署名的产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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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中华书局，1954，第179页。

[2] 左丘明著，鲍思陶点校《国语》，齐鲁书社，2005，第183页。

[3]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第585页。

[4] 王世尧：《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第209页。

[5] 章学诚：《文史通义》第1卷，《诗教上》，中华书局，1985，第62页。

[6]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7页。

[7] 左丘明著，洪亮吉传诂《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第721页。

[8] 左丘明著，鲍思陶点校《国语》，齐鲁书社，2005，第243页。

[9] 左丘明著，朱宏达、李南晖直解《春秋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536页。

[10] 司马迁：《史记》第63卷，《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141页。

[11] 司马迁：《史记》第85卷，《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510页。

[12] 司马迁：《史记》第74卷，《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348页。

[13] 司马迁：《史记》第74卷，《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343页。

[14] 司马迁：《史记》第63卷，《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143页。

[15] 司马迁：《史记》第130卷，《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第3300页。

[16] 墨翟著，苏凤捷、程梅花注说《墨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362页。

[17]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6页。

[18] 司马迁：《史记》第47卷，《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第1937页。

[19] 段玉裁：《经韵楼集》第2卷，《古丧服经传无子夏传三字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4页。

[20]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167页。

[21] 司马迁：《史记》第63卷，《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155页。

[22] 司马迁：《史记》第117卷，《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3002页。

[23] 郑文：《扬雄文集笺注》第4卷，《答刘歆书》，巴蜀书社，2000，第177页。

[24] 郑文：《扬雄文集笺注》第4卷，《答刘歆书》，巴蜀书社，2000，第180页。

[25]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43页。

[26] 释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齐鲁书社，1986，第79页。

[27] 王弘：《山志》，《二集》第6卷，《古诗》，中华书局，1999，第288页。

[2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66卷，《越绝书》，中华书局，1997，第904页。

[29] 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53页。

[30]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九州学刊》1988年第1期，第105-136页。

[31]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1卷，《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73页。

[32] 徐干：《中论·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0页。

[34]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1页。

[35] 荀悦：《前汉纪》第25卷，《孝成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范晔：《后汉书》第82卷上，《樊英传》，中华书局，1965，第2724页。

[37] 范晔：《后汉书》第79卷上，《牟长传》，中华书局，1965，第2557页。

[38] 范晔：《后汉书》第79卷下，《杜抚传》，中华书局，1965，第2573页。

[39]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8页。

[40] 王充：《论衡》第29卷，《对作第八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43页。

[41] 许慎：《说文解字》第2卷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39页。

[42] 班固：《汉书》第30卷，《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第1717页。

[43]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77页。

[44]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第989页。

[45] 司马迁：《史记》第130卷，《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第3299页。

[46] 李致忠：《宋版书叙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