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代图书署名的起源

我国古代图书署名最早的形式是在书名中出现的，即作者名与书名合二为一，且这种情况多与先秦子书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 先秦的书名署名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界异常活跃，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等百家争鸣，为宣扬和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纷纷著书立说。为表明自己的身份立场与其他学派的区别，各家著作大多以“某子”“某某子”为书名，作者名即书名，如《老子》《管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孙卿子》等。这便是我国著作署名的起源。

先秦诸子书虽多以人名为书名，题为“某子”，但并非由其本人独著，而大多出自其门人弟子或宾客之手，由他们记录、增益或收录某一学派的若干著作，最后纂集成书的年代可能还要更晚。正如余嘉锡所言：“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33]如《孟子》一书是由孟轲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合著的。《老子》也并不是李耳一人所著，因其体例与《论语》相似，极有可能是门人后学编纂而成，且全书重出语和韵语甚多，多有法家、兵家、纵横家之言，很多言论实际上是战国末期道家之言。《荀子》一书也非出自荀况之手，如《大略篇》是“弟子杂录荀卿之语”，《宥坐》以下五篇，也非荀况原著。《管子》一书中《小称》篇记管仲死后之事，所以此书也必为门生弟子或宾客所撰。《商子》记载了商鞅去世几十年后的长平之战等事，可见该书成于商鞅身后。《韩非子》大多作于入秦之前，韩非死后，其门徒加入了一些不是韩非自著的内容，如韩非死时，荆、齐、燕、魏四国都还没有灭亡，而《有度》篇却谈到四国之亡，显见不是韩非自撰。

先秦诸子之书不尽出于本人，因此有学者认为，诸子书题为“某子”的署名方式有欠公允，因为门人弟子的著作权被湮没了。但若仔细分析起来，先秦诸子书的核心思想和知识体系确由学派领袖所开创，弟子门人大多数只是做了记录、整理和汇编工作，个别还做了引申和发挥的工作。他们自觉地署名“某子”，不敢或不愿自署其名，一方面是出于对学派领袖的尊重和景仰，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的行动不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了学派创始人的著作权么？如果不是他们的这种著作权保护行为，恐怕今天我们仍在为考证中国古代各个学术流派的创始人而犯愁呢。而其他一些没有署名的先秦著作，如《儒家言》《道家言》《杂阴阳》《法家言》《杂家言》等，就为西汉刘向整理藏书带来了不少麻烦，至今我们仍不知其作者为谁。先秦诸子书以学派领袖的姓氏为其署名，给一个知识学派打上鲜明的个人印记，预示了知识私有观念的产生和著作权意识的萌芽。

二 汉代的卷端署名

至汉代时，书名与作者名逐渐剥离，图书卷端署名之例开始出现，并且有了著述方式的区分。余嘉锡《古书通例》云：“自《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乃题姓氏于传之上以为识别。其后一传之中，又多别自名家，各为章句故训，于是复题其姓氏。盖其初由后人追题者，久而变为著者自署矣。其初只称氏者，久而并置姓名矣。今虽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汉、晋以后之事。”^[34]所谓“章句故训”，就是对文献进行注释。到汉代时，绝大多数人已经读不懂先秦文字，加上各地的方言，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因此有了注释的必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经学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研究经学和为经作注风行一时，注释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献著述方式，但它与原作的创作活动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加以区分的必要。确如余氏所言，汉代经注题名“其初只称氏者”，它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曰某氏学。如荀悦《汉纪》称：“臣悦叔父故司徒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由是兖、豫之言《易》者，咸传荀氏学。”^[35]《后汉书·樊英传》：“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36]二曰某氏章句。如《后汉书·牟长传》：“著《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37]三曰某君注。如《后汉书·杜抚传》：“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汲本、殿本并作“注”）。”^[38]汉代经传之书的作者题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是出自当时人之口；二是后世师承者，为了不忘其说所出之师，乃追题先师之名。《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一》云：“《左传》者，丘明亲自执笔为之，以说经意，其后学者题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题亲师，故曰《公羊》，不说卜氏矣；《谷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谷梁》也。”^[39]可见，古书作者姓名的题识，或是出于当时人之口，或是题于后师之手。若是有意要显示自己的姓名，只有靠自叙的文字，或是进书的章奏了。至于卷端上标识作者某某撰者，汉代以前的著作还不见先例。

在汉代的图书目录中，对作者情况进行著录，体现的也是对古代图书著作权的一种尊重态度。以《汉书·艺文志》为例，它对作者的著录分为以下几种方式：①书名题某氏。如，“《服氏》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王史氏》二十一篇”“《齐后氏故》二十卷”等。②书名题某氏，注其名。如，“《杨氏》二篇”，注：“名何，字叔元，菑川人。”“《韩氏》二篇”，注：“名婴。”“丁氏八篇”，注：“名宽，字子襄，梁人也。”“《左氏传》三十卷”，注：“左丘明，鲁太史。”③书名题某子，注其名。如，“《晏子》八篇”，注曰：“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曾子》十八篇”，注曰：“名参，孔子弟子。”“《宓子》十六篇”，注曰：“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惠子》一篇”，注云：“名施，与庄子并时。”④书名中直署姓名。如“《董安国》十六篇”“《屈原赋》二十五篇”“《贾谊赋》七篇”“《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刘向赋》三十三篇”等即是。⑤在注释中注明作者。如，“《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训纂》一篇。扬雄作。”⑥作者不明，则如实注明。如，“《内业》十五篇，不知作书者。”“《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卫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杂阴阳》三十八篇。不知作者。”“《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⑦作者辨伪。如“《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可见，《汉书·艺文志》对图书作者情况的著录还是比较重视的。

从以上所举可以看出，汉代经传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著述方式。著述方式的不同，反映了作品原创性的高低或文献加工层次的深浅，因而体现了作者对作品内容承担责任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著作权的保护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古代图书的著述方式作一分析。从《汉书·艺文志》的书名及注释来看，它对不同著述方式的区分，反映了汉人对著述方式的认识程度，也体现了对作者著作权的尊重。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著述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著作类。主要有“著”“作”等著述形式，强调的是作品的原创性。正如东汉王充在《论衡·对作》中所说：“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40]仓颉造字，奚仲造车，伏羲作八卦，都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所以叫“作”，强调的是“前所未有”。如《国语》二十一篇，注为“左丘明著”。《苍颉》一篇，注曰：“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凡将》一篇，注为“司马相如作”。《急就》一篇，注为“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黄帝泰素》二十篇，注为“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元尚》一篇，注为“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训纂》一篇，注为“扬雄作”。

第二，编述类。西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述，循也。”^[41]强调的是有所遵循和凭借。作者对前人作品加以编次整理或注释，就叫做“述”。《汉书·艺文志》中编述类的著述方式又可分为三类：①编次类，著述方式有“分”“条”等。如“《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五曹官制》五篇。汉制，似贾谊所条。”②记述类，著述方式有“记”“述”等。如“《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河间周制》十八篇。似河间献王所述也。”“《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③注释类，著述形式多样，名称繁多。有“故”，如“《鲁故》二十五卷。”“《韩故》三十六卷。”有“说”，如“《鲁说》二十八卷。”“《韩说》四十一卷。”“《齐说》二十九篇。”“《燕传说》三卷。”“《长孙氏说》二篇。”有“传”，如“《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左氏传》三十卷。”有“微”，如“《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有“章句”，如“《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谷梁章句》三十三篇。”有“说义”，如“《欧阳说义》二篇。”有“解故”，如“《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实际上，《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图书里，有的是以另一种著述方式——抄纂的方式产生的。如先秦时期的《论语》一书，就是在孔子死后，由其学生根据笔记的记录，加以整理辑录而成的。“论”字本作“仑”，是集合众多简册加以排比辑录的意思。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42]其他如汉代的《儒家言》《道家言》《法家言》《杂家言》《百家》等书也均属抄纂之作。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称：“昔之读诸子百家书者，每喜撮录善言，别抄成帙。《汉志·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抄群言之作也。可知读书摘要之法，自汉以来然矣。后人效之，遂为治学一大法门。”^[43]也就是说，在先秦两汉时期，抄纂作为一种文献著述方式已经产生，但很可惜，《汉书·艺文志》里没有与抄纂相关的著述方式的著录。

须强调的是，仅就著作类和编述类作品而言，两者在古人眼里显然是有高下之分的。《礼记·乐记》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44]也就是说，能进行“作”的人可称之为圣贤，而能进行“述”的人最多可称之为明智。古人对“作”和“述”的区分是非常清楚和严格的。孔子整理六经，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这是他对自己作的客观评价。司马迁作《史记》，本意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当士大夫壶遂将他的这种工作与孔子修《春秋》相提并论时，他却在《太史公自序》中郑重其事地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45]在这里他强调的是“述”“整齐”，也就是对旧有史料的继承及整理工作，而淡化了“成一家之言”的创造性工作。这当然是自谦之词，但也说明了古时候“著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