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追求目标
研究边缘文化和边缘女性，从本质上来说，出于对传统主流文化对待女性态度的不信任，然而消解了传统的经典文化，中国的女性和女性主义就有出路了吗？
首先，我们能否完全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理论中获得新生命？答案是否定的。东西方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是如此的不同，东西方女性发展状态也十分不同。一些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活跃在西方的文化批评的学者，尖锐地指出西方对中国的“凝视”，有将中国和中国女性“他者化”的倾向[39]。如果我们完全以西方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建构我们的女性图景，岂非与女性主义的追求正相背离。高彦颐、曼素恩的明清妇女研究也都强调“不以西方标准论断中国历史，并以对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的反省精神出发”[40]。研究中国古代妇女传记的海外研究者也认识到，中国传记传统携带着一套与西方当代传记所不同的假定，它基于对个人生活经历的不同理解[41]。假如中西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如此不同，我们又岂能完全乞灵于他山之石？
其次，我们能否在批评传统男性话语或指控一些女性可悲地落入男性话语的圈套中获得中国女性主义的新生？女性主义、性别理论是社会批判的学说，“破”而不立，这在学理上是高妙的、可行的，然而所有女性主义理论家似乎都具有现实的关注和承担。如李小江虽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者”的封号，但她对女性主义则做了激情的讴歌：“除了妇女的权利和成长，女权/女性主义从来没有向世界要求更多的东西，而它给予人们的却很多很多：让从来是散沙一盘的女人在一个目标下团结起来，让无数弱小无助的女人在她的旗帜下变得坚强，让女人的发展推进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进步与和平，让女人站立和成长为全人类造福。……无论feminism有过怎样的历史局限、曾经怎样狭窄，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因此才可能走出历史局限、走出阶级、阶层、民族、国家的藩篱，成为全世界妇女（和男人）可能共享的宝贵资源。”[42]然而“女性的权利和增长”这小小的要求，不是靠“法律、政治所能解决的”，需要“教育、文化、舆论来培养”。如果不能乞灵于外，我们又用什么来进行教育和培养男性和女性？
再次，我们能否从传统中被驱逐的女性身上获得女性的所谓主体性？我们已发掘出“疯女（妇）”、“酗酒的母亲和妻子”、“妒妇”、“恶妇”、“丑妇”等等。有文章说：“这些被男作家贴上道德红字布条的女人，她们谋夫的丑行其实不过是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敢大胆，她们欺夫的恶德中其实也透着女性做不稳女奴时的垂死挣扎的辛酸。”[43]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些侧面肯定这些女性，但如果不仅仅将之看作是抽象的精神理念的话，这将是怎样的社会图景？无疑，许多男人和女人将因这些女性的主体性而失去主体性。欧阳修曾对求“异”的石介这样说：“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44]以求异而“教人”是行不通的。
第四，“策略”的权宜性。中西中国妇女研究者似乎都满足于发现古代妇女的生存“策略”，然而“策略”永远是权宜性的，而非光明正大的，因此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文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选择从权的，中国女性很早就注意到权宜之计与正大之途的不同境界。《列女传·仁智·晋范氏母》载：赵简子园囿中有许多露出地面的树桩，不便于骏马奔驰，然而挖树根需要民力，范氏少子想出“事从民悦”的计策：首先命令百姓到较远的山中伐树，然后打开近囿，告诉百姓也可以用伐近囿树代替到山中伐树，山中伐树既远且险，百姓自然愿意伐近囿之棵，而且挖出的树根还可让挖树者贱价买得。通过这一招，赵简子不但树根尽除，还赚得卖树根之钱；百姓卖了力，花钱买树根，却还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范氏子得意于自己的聪明，其母批评这种聪明乃出自“诈伪”。三国时，钟会的母亲张夫人称赞范氏母乃“识本深远”之论，就是要在“明”、“智”之事的背后一定要有“贤”、“仁”作为思想动机和本质，否则将堕入权术和狡诈。不少的中国女性是反对“权宜”的，她们有自己光明正大的理由，我们为何不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这一正大光明的生存理由而在今日社会发扬光大呢？
难道传承文化薪火三千孔子弟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吟诵，只是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给他人观看的表演么？我们应该尝试建构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的本土化的理论。本书将揭出汉晋是如何在同一文化语境中建构女德的，传统女德应该细密建构，其积极的核心价值也可以成为现代女性教育的高远理想和境界。佩吉·麦金托什在《妇女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说：“男女之间的差别哪些是天生的，哪些是被制造出来的。要时刻记住，这种差别是非常有用的。……文化中这些被制造出来并强加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特征也许本来就存在于文化中的每个人的内心。换句话说，男人和女人可能不是那么不同，像我们所告知的那样。也许，他们不是“对立的”性别，而是并行的和重叠的。……男人的社会性别的约束和规则给男人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局限和痛苦，如同给女人带来的一样，即使多数文化中的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公共权利。” “妇女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全部男人和女人改进教育，培养比现在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人们更为公正的思想家，并制定更为均衡的政策。”[45]我们并未以此为指导思想进行研究，但在研究告一段落时，与此语心有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