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视阈——在同一文化语境中看男女两性的道德建构

在中外思想、教育史上，长期存在着男女平等与差异的争论。西方女权主义也经历了早期追求男女平等，而现代许多性别研究者投入了对男女差异概念十分重视的后现代哲学的怀抱，希望通过差异重估女性价值，^[22]甚至产生“女性中心主义”思想^[23]。中国妇女和妇女研究与西方女性主义发展轨迹相似：经历了新中国的法律、政治思想上的男女平等观念的洗礼，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开始反叛“男女都一样”的中性性别，追求女性特异性，但伴随着商业化社会和消费时代，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都利用妇女做“女人”的渴望，告知和强化了女性以性感、年轻、美丽、有现代风貌等为性别特征的想象^[24]。当代女作家的 “身体写作”，虽然是女性打破沉默，勇敢地拿起笔来书写自己、书写自己的身体和欲望这些过去一直是由男性谈论的话题，也易陷入男性欲望的视野^[25]。女性越来越“小女人”化，女性的社会与文化地位正经历悲剧性的坠落^[26]。

近二十年来，汉晋女性研究成果丰硕。《列女传》研究似已成为国际性学问。日本下见雄隆《刘向〈列女传〉研究》、黑田彰有关《列女传图》的文章，美国Lisa Raphals的《分享余光：早期中国妇女和品德的再现》、钱南秀“列女”传统和《世说新语》研究，台湾朱晓海、刘静贞的研究等等，近年来大陆也有较好的博士论文出现^[27]。汉晋角度新颖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从性别视角考察汉晋的边缘妇女、边缘文化。如王子今研究女巫、女军、女工商业主、女奴，小妾、歌人，以及西王母崇拜、方士、巫蛊、方士^[28]，林富士研究女巫、女鬼^[29]，李建民从性别角度研究方术^[30]，刘增贵研究女性名字、妾^[31]，李贞德研究乳母、女性医疗照顾者、医疗史等^[32]。二是从身体、礼仪角度研究女性。如林素娟《空间、身体与礼教规训》^[33]。从研究思路 上看，刘增贵以实证研究揭示汉代姓名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男女通名的普遍使用”^[34]，趋向于男女两性在某方面之同，Lisa Raphals指出早期中国阴阳说中“性别不是本质支柱并且本质上乏于讨论”，指出早期阴阳说不作男女区分，其他研究多意在表现男女两性的对立和女性的特异性。如林素娟在《空间、身体与礼教规训》中说：“女性身体教育与其说在成德，毋宁更侧重于规训与惩戒，或对男性德性威胁的解除与成全上。……在此种角度下，女体往往具有他者的性质而被贱斥，成为亟待规训、驯服的对象。”^[35]研究边缘女性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研究者对主流女性的否定，也是对女性特异性的一种追求，与研究女性的独特的身体和礼仪立场基本一致。

虽然在追求女性特异性的大趋势之下，但追寻起来，古今思想、教育史上亦不乏在男女对应的语境中关注男女双性的言论。如班昭《女诫》云：“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相信男女同样需要教育，需要在教育中成长。19世纪美国女权领袖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1815—1902年）在《女权的圣经》引进人类学的母权制理论，女人曾在若干世纪中掌握着人类社会的最高统治权，之后出现了父权制社会，男人占据了统治地位，斯坦顿认为，父权制社会之后将出现雌雄同体时代，她称这个时代为“两性时代”（Amphiarchate）。从社会形态角度提出男女双性的社会构想^[36]。英国女性主义先驱者弗吉利亚·伍尔夫（1882—1941年）从男女平等的思想出发，提出“男女双性”（又称“双性同体”、“雌雄同体”）（Androgyny）的精神力量说法。在她看来，每个人都受到两种力量的支配：一是男性的力量，一是女性的力量。“在男性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只有在这种和谐的时候，脑子变得非常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也许一个纯男性和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不能创作……任何无愧于艺术家称号的人是或多或少的两性人。”^[37]后来法国人埃莱娜·西苏（1937年—）提出了“另一种双性特征”的说法。她采用解构的策略，消解了男女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同时不放弃差异和距离，建立一种“和而不同”的两性伦理关系，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呈现其鲜活、生动的永无止境的存在^[38]。上世纪70年代后期，该理论遭西方理论界冷落，21世纪以来，欧美性别研究者再次研读、思考并利用西苏的理论。

我们的研究原先并非受到西方这一两性伦理关系论述的启发，然而在细读早期文本时，我们发现在汉晋建构男女的道德理想、礼教规训时，两者都是建立在共通的学理和道德标准之上的。古代儒家的理想的伦理关系的愿景倒与伍尔夫、西苏的理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彼此的学理基础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