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曹魏皇室文化特征与女德的被置换

刘向编著《列女传》，最初目的是告诉天子什么样的妃后才是君王之好逑，可是如果君王择偶品味建立起来了，也得有有德的女性存在才行，所以《列女传》最终意义还在于教育女性成为有德行的人。班昭《女诫》智慧地解释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只要有心，任何阶级、阶层、自然条件的妇女都可以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成就女德，所以其教育的普适性和影响力不可小觑。可以看出，《列女传》、《女诫》作者都是儒家信徒，他/她们的女德标准是仁义礼智信，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任何人都需要教育，并且可以通过教育成为君子、士女。而现存史料则有将曹操父子书写成与儒家理想人物格格不入者的倾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1]曹操与汉末社会所认可的优秀人才异趣，汉末社会舆论也不看好曹操。曹操为魏王后，在立后、建储等大问题上，一反儒家经训和历史成例行事。曹丕年长，然曹操“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2]，曹植“几为太子者数矣”^[3]。曹操还曾有意于立曹冲。同书《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4]“仓舒”即曹冲。史家书写曹氏父子，也从不表现其父子雍睦、兄弟恺悌的一面，而描绘他们的率意、不持中道的言行。如同书《武文世王公传·邓哀王冲传》载：“（曹冲）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5]曹操丧子固为深痛，曹丕丧弟亦非不悲，父亲言语伤人，不但不理会曹丕的孝父之行，也过于看低兄弟恺棣之意^[6]。所以孙盛批评曹操：“《春秋》之义，立嫡以长不以贤。冲虽存也，犹不宜立，况其既没，而发斯言乎？《诗》云：‘无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7]曹操喜悦时言行也异于常父。如其子曹彰讨伐鲜卑、乌丸获胜后之长安见父，曹彰将战功归于众将，曹操大喜，他抓住曹彰的胡须，大叫“黄须儿竟大奇也！”^[8]曹丕也喜怒失度，得知被立为太子，他狂喜地拥抱属下辛毗，遭辛毗女儿的讥讽（详下）。曹丕在立后、建储方面也效法乃父，明帝是在曹丕“病笃”时，才被“立为皇太子”的^[9]。曹植亦“性简易”、“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10]。文献中，流传着许多曹魏皇室的男女故事，如曹操为袁绍媳甄氏伐邺城，却为曹丕先得^[11]，曹丕娶甄氏，而曹植为思念嫂子甄氏而作《洛神赋》等等。曹氏父子被塑造得与儒家理想人格如此格格不入，那么他们是如何对待、看待女性呢？如何看待前人建构的女德？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的社会有关女性的热点话题会是什么呢？是否会有新的女德建构？如果有，会有怎样的内涵呢？虽然我们只能从史官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作者过滤过的材料中了解这段历史、把握曹氏父子的行事，但有关曹氏父子的材料散见于各种性质的文献中和史书的不同传记中，经由某一作者统一、集中塑造的几率也就相对较小，或许还是能捕捉到一些特征。